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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德隆与攸县“国大代表”竞选始末

2016-11-15 16:38:56 来源:《湘东文化》杂志网--株洲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株洲市委宣传部主管 浏览:258


文/丁才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与中国共产党的矛盾加剧,内战正在激烈进行,中国共产党“要民主、求生存、要和平,反内战”的政治主张,受到了除国民党反动派以外的各个进步组织和政治派别的普遍欢迎,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改头换面搞点假民主的游戏,企图愚弄人民、缓减民怨、拢络人心。因此,导致了1947年攸县竞选“国大代表”闹剧的发生。据史料记载,当年的“国大代表”选举,类似攸县的情况不少,国民党政府假民主、真独裁的面孔,在这次选举活动中暴露无遗,最终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的彻底崩溃。
  丁德隆,字冠洲(1903—1996),攸县高枧人。先后就读于高枧丁氏族校和长沙育才中学,1923年冬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次年转入黄埔军校,是该校一期毕业生,后擢升至国民党陆军中将。曾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东征”“北伐”,后来又参加了“蒋桂”“蒋唐”等战争以及“围剿红军”。“七、七”事变后,在攸县老家养伤的丁德隆受蒋介石电召,抱病重返前线。离家时除告慰高堂外,自立遗嘱,以示子侄,抱定为民族求生存准备个人牺牲之大无畏精神,启程北上,率部参加了“淞沪抗战”“兰封战役”“武汉会战”等对日作战。在解放战争中,与我军有过短暂的交战。是国民党中的少壮派,被国民党六大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7年,在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时,在被选为攸县选区“国大代表”。1949年去台,晚年退役弃政,潜心研习道、佛、儒、耶各教之哲理,擅长篆、隶、楷、草各体书法,并有绘画技能,曾在台北举办过个人书画展。著有《大同大道》《易经原理》《心物一元观》《道性真理》《天人合一》《自然循环定律》等。1996年2月,在台湾病故。
  1947年,国民党政府搞了个“国大代表”选举,这场选举实质上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一次大搏斗,是一场由国民党政府当权者精心策划、亲自导演的假民主闹剧。本来,选谁当代表,老百姓一点也不热心,认为反正没有我的份,选谁都无关紧要。可是,由于派系斗争的缘故,国大代表的选举,却在湘东偏僻小县的攸县城乡,搞得沸沸扬扬,简直成了家喻户晓的话题。
  按照选举法规定,国民大会代表的产生,由中央按地区和团体分配名额,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地区的选举,以县为单位,按人口数量分配侯选人。50万人口以下的县,分配1人;50—100万人口的县、市分配2人;100万人口以上者为3人。攸县属50万人口的中等县,只分配一个名额。
  当年,攸县国大代表选举,在竞选前就显得十分激烈。国民党中央规定,凡愿意参加竞选国大代表的党员,先到国民党县党部报名登记,并报国民党中央,由中央圈定为正式侯选人,才能进入民选阶段。当时,攸县报名登记的有丁德隆、尹剑平、刘学翔、樊玉龙、刘正、龙毓莹、刘光华、易蒲生、彭运斌、朱仲雅、尹敦义等11人。报请国民党中央后,圈定彭运斌为正式侯选人、丁德隆为为侯补侯选人。名单公布后,原先报名登记的人,大多数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已一无靠山,二无实力,竞争不过彭运斌、丁德隆之流的人物,他们仅仅是在选举时凑个热闹而已,因此,主动退出。惟有朱仲雅和城关的尹四胖子(尹剑平)仍不死心,扬言要决一雌雄,竞选到底。其实,他们在这场竞选闹剧中,充其量只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的角色罢了,根本形不成气候。只有彭运斌和丁德隆两人才能旗鼓相当,互为劲敌,较量一番。
  由国民政府中央当局圈定的攸县国大代表正式侯选人彭运斌,曾在湖南省有名的长沙市长郡中学当过校长,出任过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抗战时期,攸县沦陷后曾亲任攸县临时中学校长,使数百名莘莘学子,在远离县城的六轮陂农村,继续完成学业。因此,社会各界对他怀有好感,有一定的威望。此外,彭运斌本人有省党部委员的背景,而且正坐在省参议员这把交椅上,更为重要的还有他儿子彭尔康的上层关系。因为彭尔康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陈果夫是组织部长,彭尔康又是陈果夫、陈立夫的侄女婿,是CC派的中坚分子,可谓红极一时。彭运斌之所以能够被国民党中央看中,圈定为国大代表的正式侯选人,其更深层次的奥妙,自可不必多议。当时,正式“国大代表”的圈定,首先要经过“中常委”这道门槛,才能呈送到蒋介石案前,由他亲自钦定才可生效。众所周知,“中常委”中,CC派的人最多,出于这个原因,所以彭运斌顺利地进入了正式侯选人的阵容。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国民党的派系中,除CC派得势外,还有三青团这个不可忽视的派别。三青团的人,年轻气盛,组织遍布全国,活动极为公开,不必遮遮掩掩。当时,三青团方面推出的侯选人,大多受到冷遇,往往进入不了正式侯选人的行列,大多数都被圈定为侯补侯选人。对此而,三青团大为反感!湖南省三青团表现的不满尤为突出,他们决定孤注一掷,不拼个鱼死网破,决不罢休。
  国民党中央的派系斗争既然公开化了,必然波及全国,影响全局。湖南历来是国民党内部党团派系斗争最为激烈的地方。三青团派在湖南的能量很大,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在国民党政府副总统选举时,蒋介石有意让孙科竞选,但以湖南为中坚力量的三青团派的国大代表抗旨不从,联络各方力量,最后硬是把票投向李宗仁,使李宗仁轻而易举地坐上了副总统的宝座。
  这次国大代表选举,又轮到湖南三青团派唱好戏了。早在国大代表选举法出台前后,CC派与三青团派都在四处进行活动,但双方互不买账。临选前,双方勾心斗角到了白炽化的程度。蒋介石对此大为恼火,曾手谕将湖南党团斗争中两个头面人物即三青团派的湖南省头目周大贤,和CC派湖南省党部执委兼组织处长陈大榕,双双同时撤销职务,以示蒋某人不偏不倚,秉公办事的雅量,以此拢络人心,稳定局面。但湖南省的党派斗争,并未因此而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湖南省三青团派,在选举法公布后,立即指令各县、市三青团认真物色国大代表侯选人。攸县三青团分团,日夜兼程,四处活动,将县内知名人士逐一排查,慎密筛选,细致分析,最后敲定推荐丁德隆为三青团派系的正式侯选人。因为丁德隆是黄埔一期毕业,任过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有陆军中将的头衔,当过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高级参谋、副教育长、中央训练团将官班主任,又是国民党中央的监察委员,在军界和政界都属于有影响的重量级“大人物”。同时,此人在地方声誉也好,不贪钱物,不重女色,和睦乡里,与人为善,人品端庄,推荐他为侯选人,易为各界认同,广为县人接受,其实力并不亚于竞争对象彭运斌,他们坚定地认为,丁德隆击败对方的把握较大。
  侯选人议定后,三青团攸县分部立即派干事丁祖凤(高枧人)与丁德隆见面交涉,坦诚交谈,表明来意。丁听后首先对家乡父老的信任,表示感激,但对竞选 颇感犹豫,只好委婉地对来者说,自已经费拮据,稍有一点积储,也因办理先父丧事后所剩无几,因此,难以参加竞选。丁祖凤则代表攸县三青团,胸有成竹地表态说,只要冠洲兄答应参选,一切好说!丁德隆见难以推辞,只得满口应允,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丁祖凤风尘仆仆地告别了丁将军的营地,火速赶回攸县,立即向攸县三青团分团作了汇报。三青团则更进一步进行周密筹划,决定全力以赴,组织力量,开展活动。攸县三青团的干事,大都参加过张治中在长沙创办的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的培训,广泛结识社会各阶层人士,他们大多数分配在县内和县外,充任了乡公所长或科长之类的基层官员。攸县三青团分团见机行事,利用这部分人扩充实力,大量发展团员,提拔骨干,以便在竞选中形成优势,确保全胜。与此同时,他们也千方百计做好上层工作,为拉选票扫除阻力。
  在对待竞选的态度上,当时的县党部书记长樊玉龙与县长肖新民的观点完全不同,意见相左,矛盾重重,势不两立,樊支持彭运斌竞选,肖则全力支持丁德隆竞选!后来,这导致了在投票时发生县城和网岭两处投票站寻衅滋事,大出打手,砸烂投票箱的恶作剧场面。这是后话,暂且免提。
  话题还得回到“掩人耳目”的竞选上来,按选举法规定,所有被圈定的正式侯选人,在没有正式投票前,必须由侯选人以书面形式向县党部呈交“退让书”的条文,避免一旦发生矛盾,留有调处的余地。丁德隆性格倔强,不愿受此约束,他认为:如果选上了就是名正言顺的国大代表,无需假惺惺地搞什么“退让”。要是真正要他写所谓的“退让书”,他表示宁愿不去参选!事情就这样僵持着。此刻,三青团这个派系也火冒三丈,他们抓住县党部书记长樊玉龙1946年3月才到攸县上任,不熟悉县情,交结不广的弱点,利用肖县长主持竞选工作的有利条件,加紧做肖新民县长的工作,实行内紧外松拖延和抵制双管齐下的策略,最终硬是使国民党中央这条政令,在攸县一时无法实施!迫使堂堂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一筹莫展,只好采取睁只眼闭只眼,视而不见,听而不问,若无其事,不了了之的消极对应态度。
  1947年11月,丁德隆返籍参选。此时,彭运斌也回县活动。他们两人的背后各自都有靠山,实质上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一场集中较量的表演,目的都是一个——拉选票!选举工作进入运作时,全县22个乡镇,共设22个投票站,每个投票站双方使尽浑身解数,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五花八门,不择手段,控制选民,多拉选票。高枧丁姓为了丁德隆当选,凭着家族殷实富有、人才济济的雄厚实力,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倾其所有,全力支持!甚至不惜出卖祠租,敞开禄田祖祠大门,在竞选期间又是唱戏,又是招待选民大吃大喝,还极力动员攸县北乡和大同桥、贾山、新市、丁家龙等地的丁姓子弟,带动其它选民为丁德隆投票。此法果然凑效,在县城公开统计选票时,丁、彭亲临监票,结果丁德隆得票5万多张,彭运斌仅1万余票,理应丁获全胜。但是,事情的发展并非顺利,节外生枝的事接踵而来。
  当攸县的选票统计上报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时,国民党当局决策层,看到彭运斌落选,感到很不是滋味,还是想动员得票多的丁德隆“退让”。于是由国民党中常委派丁德隆的袍哥贺衷寒,亲自登门前往丁府拜访,做丁的工作,要他主动“退让”,并用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强硬语气相威吓,告诫他不要引起蒋委员长生气。在软硬兼施、军令难违的尴尬局面下,丁德隆只好听从贺的调解。但他巧施一计,提出双方都能保留面子的折衷方案,最终以各自让步达成如下和解共识:在国大代表六年的任期内,由彭先任一年期满后,主动交丁完成后五年的任期。此议三青团方面虽然认为不妥,但迫于无奈,只好默认。可是,后来又生变故,闹剧并未就此落幕,而是带来了有利于三青团派和丁德隆本人的新的转机。
  事情还得从全国的选举情况说起。全国各地的选举结束后,类似攸县正式侯选人得票少于侯补侯选人的情况不少,他们中有绝大部分人不同意“退让”,有的人写了“退让书”也翻脸不认账,一时闹得乌烟瘴气,不可开交,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他们中有的人聚集到南京总统府闹事,要求上街游行,讨个公正说法。有的人甚至搬出美国的选举模式,要委员长公开答复,使得蒋介石狼狈不堪、哭笑不得。最后不得不迫使国民党中常委出面,当众承认得票多者有效,可以与中央圈定的正式侯选人并驾齐驱,一视同仁,视为双双当选!这样一来,彭运斌和丁德隆都具有国大代表的资格,一场虚假选举、玩弄民意、丑态百出的选举闹剧,这才算草草收场。
(责任编辑:钟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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