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栗山
人们常说，“湘潭十八总”一到八总在渌口，其依据似乎是因为现在湘潭没有一到八总，而渌口恰恰有，又民间有“小小渌口配湘潭”之说，于是这一说法便流传开来。经笔者考证，这种说法不足为信。
据史料记载，湘潭县名始于梁天监年间，后来县境多变，直到唐天宝年间，才名地与今大致相近。南宋时，县城从洛口移至观湘门直街，后展于元，成于明，兴于清。“千年十八总，传世金湘潭”，也说明“湘潭十八总”就是伴随宋代这个新县城发展起来的，湘潭新县城“成于明”，因此“湘潭十八总”也应成于明以后。株洲建市（地级）前，株洲县虽也曾属于湘潭地区，却不属湘潭县管辖。“湘潭十八总”中所称湘潭，特指宋以后至民国时的“湘潭县”，其县域只包括株洲县建县时湘江以西部分区划。渌口虽在元代也隶属过这个“湘潭县”（元代升格为州，明初时仍降为县），但明初已划入醴陵县，当时渌口就号称“醴北”。明以后，渌口隶属关系就未再作调整，直到1965年株洲县建县时，渌口才从醴陵县划归株洲县。虽然清代醴陵县和湘潭县同属于潭州路，但它们之间却是平级的县级建制，潭州路也不是“湘潭”，而是上一级区划建制（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其辖区范围更大。“湘潭十八总”出现时，渌口已属醴陵县而非湘潭县，渌口一到八总自然也不应属于“湘潭县”的“湘潭十八总”了。
湘潭县商业发展虽早，但后来多次历经战乱，直到清咸丰年间，曾国藩作战太平天国，治兵衡阳，倚湘潭为饷源，大兴县城，湘潭县才走上稳定的发展之路。此后，湘潭沿江十余里，商贸繁荣，楼宇整峻，时称天下第一壮县。《湘潭县志》录王闿运之描述:“湘潭，湖外壮县也，财赋甲列县，民庶繁殖，官于此者恒欣然乐饶。民间为之语曰‘不贪不滥，一年三万’。……城外沿湘十余里，皆商贾列肆。及转移，执事者肩摩履错，无虑数十万人。”又言：“沿湘以上十余里，自前明号为小南京。依水列肆，不可以郛，前湘后湖，形势比于夏口。”而这个“城外沿湘十余里”，湘潭九总至十八总就在其中，“湘潭十八总”正是沿湘江从城内向城外延绵生发、依次扩展的。“湘潭十八总”在清代繁荣起来，是因为曾国藩给予湘潭的城市定位政策所致，也因为湘潭有湘、涟、涓、渌四水交汇带来了便利的水陆交通，因此“湘潭十八总”已然成为当时南方的重要货物中转站。据光绪刊《湘潭县志》县地总图载，从湘潭九总到十八总（含后来的十九总），沿河街存名的码头多达39处，街、巷更是纵横交错。渌口一总到八总全长只大约2.3公里，虽然旧时商业也较发达，民间有“一总工，二总谷，三至六总红绿布，七八总瓷器铺”的说法，说明渌口各总在商业类别上已有分区布局。笔者曾多次实地察看渌口一到八总码头旧址，但看到的只有寥寥几处。据民国《醴陵县志》渌口市图载，当时渌口码头只有9处左右，存名者4处（株洲县政协文史委编《渌湘寻古》称有14处），街、巷也都只3-4处，比湘潭九到十八总的码头和街、巷都少了很多。湘潭工商业繁华，据王闿运记载：“临江擅药材,建昌专锡箔,吉安多钱店,其余曰油、广、杂,曰铜、铅、蜡、丝,曰引盐,皆恃行帖擅利,他方人亦莫其能搀也。山西商擅汇票,淮商裘、褐、汾酒、关角、潞参,闽商烟草,岁亦数百万。苏商绸布。江南市酒、酱。广商则银珠、葵扇、槟榔。海禁开后,寇乱江路绝,专恃湘潭通岭南……商分七帮,街分十总,人肩摩,夫担争,行者不遑趾,居者不暇餐。廛密善焚,弥火弥盛。郊野之外,闻都邑之宫声焉。国家征市租、筹捐税,岁辄百……”这还只是“湘潭十八总”发展到十总时候的工商业规模，却已然是全国各地货物都在此汇集和周转了，且商业类别已细分“七帮”（“帮”下是否再细分则不得而知），可见“小南京”这个称呼是名至实归的。与之相比，有“小上海”之称的渌口，则无论是商业规模，还是繁华程度，都要逊色很多。到清代最发达时，其商业门类也大抵只工、谷、布、瓷器四类。因此，从商业发展程度来看，渌口一到八总也应不在“湘潭十八总”之列。
从“城总”“街总”等词可见，“总”是街区发展的地方特称，是湘潭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据清嘉庆年(1817)刊《湘潭县志》之城总全图，县城格局为“一圈一带”，“一圈”即城区，在城墙之内，这是城市的源头；“一带”即城墙之外的沿江街道，这是城市发展的延伸。沿江街道三条并行：设居中为正街,相当于中轴线；靠江边的叫河街,又叫前街，与大小码头相连；越过中轴线与河街对称的是后街。可见只有街区规模发展到相当的程序才能设“总”，单一街道是不设“总”的。从图中可见，官府机构、文教院所、士大夫宅第居城中，工商业户居“总”内，这也印证了“总”的“列肆”之功用，大抵类似于今天城市中的“社区”或“路（街、巷）”。与湘潭相比，渌口的“总”规模小多了，只有一条小街道沿渌江由东向西延展，若按湘潭“总”的设置要求，这是不能设“总”的。所以从城市发展规模来看，渌口一到那八总也不应属于“湘潭十八总”。
此外，湘潭县城的发展既然有“圈”有“带”，脉络清晰，因此“湘潭十八总”绝不会在湘潭中断一到八总，应是从一总直至发展成为十八总才对，所以湘潭一到八总也只能是在湘潭而非渌口。清乾隆年（1756）刊吕正音修《湘潭县志》录竹枝词一首：
生湘园里摘黄柑，
八总街衢树底探。
莫辨城中分总处，
小东门外栅栏三。
可见湘潭一到八总本就在湘潭，“总”的功用略似于“街衢”，八总与九总的分隔处，就在生湘门。湘潭文史专家何歌劲先生解释说，总与总之间就是用栅栏间隔开的，“设栅为卫，入夜关栅，天明启栅”。但渌口一到八总却没有栅栏间隔，可能是因为其街区和商业还不到一定规模，所以无须多此一举。湘潭当地有民间说唱：
还有一张生湘门，
总上笔直好进城。
这张城门在八总，
百姓要开官不肯。
本朝规定不能开，
留个缺口作炮台。
也可见 “湘潭十八总”本就都在湘潭，渌口一到八总并不在其中。问题是，现在湘潭一到八总哪里去了呢？
据清嘉庆刊《湘潭县志》：“明时自县东宋家桥起，直抵小东门为一、二总，入城历宣化街、大街、攀龙街、新街为四、五、六、七总，出生湘门为八总。国初闭生湘门，诸总遂废。八总正街：通济门外起，至平政桥止……九总以上至十八总迄今如旧……其十八总又分上下，上十八总即旧志所称十九总也。”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湘潭十八总”一到八总本在湘潭县城内，经生湘门与九到十八总相贯连；后生湘门封闭，一到八总与其它各总失去商业往来，丧失了“总”的功能，因此逐渐衰落，最后湮没在人们的记忆中。
从湘潭县城“成于明”可见，名地基本相符的这个“湘潭县”新县城，其有城墙的历史应自明代开始。而明代时湘潭已有“总”，建筑城墙的结果可能是，将一到八总圈到城墙之内了。当然，也有可能筑城墙时只有一到八总，甚至还没有八总。王闿运说“海禁开后，……街分十总”,也可见其时还没有十一到十八总。至于十九总的出现，则时候更晚了。湘潭九到十八总始终彼此联络贯通，其商业性质不变，因此“迄今如旧”。
既然“湘潭十八总”是一个完整的部分，渌口一到八总不在其中，为什么全国其他地方没有“总”，唯独渌口也有“总”呢？其可能性是，湘潭县历来经济十分发达，“总”这种发展工商业的城市街区特称，也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一致认可；渌口同样历史悠久，也濒临湘江（对岸雷打石镇即为湘潭县域），又与湘潭县城相近，因此倚仗便利的水上交通，在经济上与湘潭互通往来，久而久之，受湘潭的影响，渌口在渌水入湘江北岸一线，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到八总，其形式、布局、功用都与“湘潭十八总”极其相似，只是规模略小而已。湘潭九到十八总分布各类载名的寺庙场所达60多处（城内一到八总略），渌口一到八总也分布各类庙宇14处（据《渌湘寻古》）；渌口和湘潭的“总”都有半边街、燕窝、鄢家巷、大码头、关王殿等地名和场所，这些都可见渌口“八总”与“湘潭十八总”的深厚渊源了。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