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邵桂
今年8月中旬，我和同事们赴景仰已久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讲解员在介绍娄山关战斗负伤红军官兵时，补充说了一句：“孔权负伤以后留在当地养伤，解放以后写信向组织报告个人情况，后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这句也许是不经意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
遵义会议纪念馆展板上对孔权的介绍，除了照片以外，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伤的孔权。”查阅相关资料，张小灵发表在《文史天地》（2013年第7期）上的《“打不死的程咬金”孔宪权》一文叙述：“孔宪权，原名孔权，1911年2月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2 年8月经黄克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一至五次反‘围剿’，曾当过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传令排长，长征途中任红三军团四师司令部侦察参谋、十二团作战参谋。在他不平凡的革命生涯中，曾因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被黄克诚等称为‘打不死的程咬金’；因负伤流落遵义期间，被当地群众当作能救死扶伤的‘红军菩萨’；因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成绩卓著被邓小平称为是该项职务的‘最合格人选’。”
张小灵在《“打不死的程咬金”孔宪权》一文中，讲述了孔权的诸多故事。1935年2月26日，孔权率领突击队在攻打娄山关南侧黑神庙敌旅指挥所时，被6发机枪子弹穿过左腿胯骨。同年3月，因伤口未能愈合，红军不得不将孔权留在毕节地区黔西县财主宋少前家养伤，并为他留下了300 多块银元的生活费和所需药品的清单，还留下一名卫生员和一名通讯员进行医护，也为二人留下生活费用。送孔权到宋财主家的红军战士，将宋家住房拍了照，要求宋财主：“你要负责这个人的安全，把他保护好，我们会感谢你的；如有差错，唯你是问。别忘了，我们有照片，我们会回来检查你的。”后来，卫生员和通讯员都不知去向，孔权向宋财主提出找部队的意向。宋说：“三四年后假如红军回来了，你不在这里，怎么来证明我保护你不受伤害呢？”孔权只得打消找部队的念头。伤愈后的孔权左腿短了近10 厘米，在乡间挑着货郎担走村串寨，也做过泥瓦匠等维持生计。物换星移，十数年过去，终于换了人间，孔权在报纸上看到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都是自己当年所在团的首长，于是致信老首长，得以安排工作。1951年，孔权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委员会秘书，负责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筹建工作，1955年2月，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
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和阅读孔权的故事，感慨万端，我默默为家乡的这位老红军祝福。
慨叹中国革命的胜利不知是多少人拼着性命换来的。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以“无数”喻之。他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再到抗日战争，最后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邓小平在1989年10月会见泰国客人时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22年仗建立起来的。”中国革命由于时间之长斗争之残酷而牺牲之大难以计数，即使是最权威的中共党史著作——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也只是对重要事件和战役牺牲人员列出统计数据。例如，关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被国民党杀害人员的数据表述：“据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再如，关于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进行湘江战役部队减员的数据表述：“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在湘桂边进行的湘江战役损失惨重，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究竟有多少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无法准确统计的情况下，“无数”也许最为准确。正是“无数”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又未能见到新中国的英雄，才有了新中国。“古来征战几人回”，即使是被关押在重庆军统渣滓洞监狱的江姐们，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消息激动得含泪绣红旗，最终还是没能看到新中国。孔权虽然负伤流落乡野未走完长征路，却还有幸走进了新中国。
值得庆幸的是，孔权的领导也从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走过来了，成为他革命历程的证人。一部中国革命史，也不知有多少革命者的经历，在全国解放以后因种种原因而无法证实。1993年从邵阳市政协副主席岗位离休的陈新宪，在1958—1978年的20年间倍受磨难。他在《九十年沧桑》一书中荡气回肠的自叙，令读者感慨唏嘘。1925年11月，陈新宪经李维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9 月，以湖南省总工会特派员身份赴衡山地委任职，后陪同毛泽东考察了衡山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以后，受到国民党通缉的陈新宪，于1928年10月从上海赴日本留学，1932年夏从日本回到上海，未能找到党组织，遂改名换姓在浙江地方税务部门工作。七七事变以后，他组织战地服务团为抗战军队服务，后应国民党五十军的要求，将战地服务团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军战地服务团”，被聘为军部参议兼团长。战地服务团到皖南后，同时为新四军服务。1940年春，陈新宪向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陈和袁同为邵阳籍）提出到新四军工作的要求。袁国平的意见是：“你还是留在五十军对工作有利。到必要时或万不得已时，也就是你实在不能在那里呆下去时再来。现在还需要你多负责。”所谓“现在还需要你多负责”，就是便于以“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军战地服务团”的名义为新四军服务。皖南事变以后，陈新宪再次与组织失去联系。直到1948年才找到党组织，参与湖南和平解放。建国以后，陈新宪在邵阳地方工作，1958年在追查漏网右派时被打成右派，从此厄运来临。其中一个说不清的历史问题是：抗日战争时期到过新四军为什么没有留在新四军工作。对此，因唯一知情人袁国平在皖南事变时牺牲而无以对证。比较而言，孔权之大幸，是有幸存者为他证明革命经历。
勿忘先烈尊重英雄，是我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感悟，惟此，历史才能传承，前进才有方向。
（责任编辑：卫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