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立新
湖南大学文学院陈冠梅教授校点《刘坦斋先生文集》及《书传会选》，集结成《湖湘文库》系列丛书之《刘三吾集》出版，其中，《刘坦斋先生文集》以乾隆本为底本校点而成，它的正文之前并行刊列了俞荩、张赞、林正亨、刘应峰、谭希思、刘映藜等六个人的序跋，这些序跋涉及到了《刘坦斋先生文集》（或《坦斋刘先生文集》，或《大学士刘公文集》）的四个版本，即成化版、明代抄本、万历本和清代乾隆版，可以视为它的序跋小集。
同治九年版《茶陵州志》（以下简称《州志》）卷之二十二《艺文三 序•说• 赋》收录了茶陵人谭绍婉的《大学士刘公文集序》，这篇序不见于《刘三吾集》，内容如下：
“学士刘公文，一辑于成弘者，为文安呆斋所录，而于《大诰》一序，尤致流连往复之思焉。再辑于隆万者，为督学养旦所编，而于碑、铭、序、记诸作，益殚网罗捃摭之勤焉。盖以公系出中村，而文安、督学后先蔚起，慕前徽而搜遗文，故不能已于表章也。余小子行天下有年，所遇名人巨公辄询三相诗文，而《怀麓堂》以外实有难于置对者。归寻旧刻，则文安之所录，督学之所编，半蚀于蠹鱼矣。因叹自古文人寻茫茫坠绪，旁搜远绍，上下千百年，不难遥集于一日焉。今余小子为公家之所自出，而于学士遗文听其放失，太史公所谓堕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当亦余小子之所宜退而引惭者也。爰谋诸外家，阙者补之，讹者订之，越三月余而始成书焉。或疑文正、文毅文成数万，诗亦如之，而我公之集悉数可尽；或疑李文近韩而诗逼老杜，张文进左而诗压燕公，我公诗文率尔命篇，不烦匠意，揆诸奇正浓淡之间，似犹存乎见少焉。余以为不然，初公以天下才隐于乱流，抑塞磊落，郁成奇响，故元末所作，沈雄奔放，有言古人之所不敢言者。厥后驾蒲就道，入侍承明，以耆修之臣事雄猜之主，挥毫欲落，辄复中止。僧虔妙笔，有时用拙，盖一篇之中，不知几寓意焉。则平津晚遇之日，未可谓江淹才尽之年也。假令公并生成弘以后、隆万以前，遭时不讳，畅所欲言，应制之文雄视艺苑，应制之诗绝骚坛，炳炳烺烺，焝耀图书，岂仅角二公之胜而已耶！虽然，公之缀文，疑于少贬；公之立朝，绝无阿附。当壁未定，储位几摇，赖公一言，国本始奠，则我公之节尤当求于诗文外也。至公之家学，督学公已详于前序，余小子不敢复赘，而独揭廷争之事，附于编终，俾尚论君子得以考信焉。”
从文章内容来看，这是作者为刘三吾文集所作的一篇序，是陈冠梅教授没有辑录的一篇刘三吾文集序。
《州志》卷之十八《人物•儒林》对谭绍婉作了介绍：“谭绍琬，字言卿。十八食饩，以恩荐贡成均，博极群书，期为有用之学。明亡，遁迹岩壑，以逸民终，当事推重。湘阴令受诬被陷，罪且不测，绍琬言于上台，得释。令携金密谢，却弗受。家贫，著书自适。康熙甲子修郡志，绍琬于焉。年八十九岁卒，著有《涉园集》。”
这一段文字表明，谭绍婉生活在明朝末年至清初康熙年间（1662～1722）。据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这篇序是谭绍婉为蒋绍琬、刘温良万历补修本而作的，写作时间在清顺治十一年（1654）。
这篇序首先介绍了刘三吾文集的版本，即成化本、万历本。这是该序最大的特色和亮点之一。前者成书于成化十二年（1476），由刘三吾的玄孙刘谟编次，茶陵知县俞荩校勘，俞荩、林正亨为之作序。这个版本的文集编辑质量不高，刘应峰评价说它“校雠未详，字句多讹缺，读者恒难之，岁久版遂湮没不存”，刊刻不久，刻本就逐渐散佚。后者成书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旧历十月，由茶陵人刘应峰订正，茶陵知州贾缘编辑，茶陵同知州事张东阳校阅。这个版本的文集流行时间最长，流行范围最广，刊行之后，经过了多次翻刻。翻刻本中，以明天启元年（1621）增补本、清顺治十一年补修本增补较多，万历本因此而臻于完善。
在介绍刘三吾文集的版本时，谭绍婉的叙述有遗漏与不准确之处。
一是忽略了明代抄本。刘三吾与蜀王长史茶陵人陈南宾交好，生前赠送了陈南宾一部分手稿，这一部分手稿保留到陈南宾的孙子陈爱时，由张赞在四川一带集结刊刻出版，这就是明代抄本。这个抄本于成化十三年（1477）刊刻出版，包括《斐然稿》一卷及《刘翰林先生斐然集》（或《刘翰林学士斐然稿》，以下同）两种，内中有张赞所作的一篇序，即《斐然稿原序》。张赞在《斐然稿原序》中叙述说《斐然稿》“集中所载古赋、碑记、诗不廿余篇，盖先生当时手书，以遗爱祖前长史南宾者”，“已而予复益以蜀中士夫所收先生手书序记，若《环牖记》诸作数篇类为一集”，这可能就是《刘翰林先生斐然集》。明抄本所收作品有限，其中有14篇文章、13首诗是万历本所没有收录的。这个抄本对万历本的编纂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万历本是在它的基础上再行辑补校对而成的。
二是误将刘定之应刘三吾之孙之请作《〈太祖高皇帝御书〉赞》等同于编纂刘三吾的作品。据《明史•刘三吾传》记载，洪武十八年（1385）十月初一（朔日），明太祖朱元璋御制《大诰》书成，朱元璋亲自作前序，刘三吾奉旨作后序（跋）。刘三吾所作的后序受到了朱元璋赞赏，为此，朱元璋在这篇序文上亲自批示“道理精详，始终无疵，畅然哉，用！”数语，以示嘉奖。刘氏子孙将这篇序文及朱元璋的御书批语珍藏起来，到正统四年（己未，1439）农历八月上旬，刘三吾的孙辈中有人请翰林编修、承事郎永新人刘定之为这份御书批语写赞，即《〈太祖高皇帝御书〉赞》。《〈太祖高皇帝御书〉赞》有一个副标题，叫做《故翰林学士云阳刘三吾被遇》。刘定之，字呆斋，谥号文安，江西永新人。据《石溪刘氏族谱》记载，刘三吾家族的始迁祖出自江西永新中村，与刘定之同宗，这可能是刘三吾孙辈中有人请刘定之写赞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是对刘三吾文集之成化版、万历版的刊刻出版时间记之有误。按谭绍婉的叙述，刘三吾的文集“一辑于成（化）弘（历）”，“再辑于隆（庆）万（历）”，成化本、万历本的刊刻出版时间被提前拉长了。
在介绍刘三吾文集的版本之外，这篇序文还联系时代背景评价了刘三吾作品的风格特点及其成因，这也是该序最大的特色和亮点之一。“诗文率尔命篇，不烦匠意，揆诸奇正浓淡之间，似犹存乎见少焉。”这至少是谭绍婉同代人对刘三吾作品的评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五《集部》二十八《别集类》存目二也有过类似的评价：“三吾于洪武中典司文章，颇被恩遇。然其文钩棘而浅近，未能凌轹一时也。”谭绍婉并不同意这样的评价。刘三吾始仕于元朝，他的祖父、父亲及兄弟也仕于元朝。元末战乱风起，他的两个胞兄及两个堂兄，还有侄媳均死于战乱之中。他本人因战乱而被迫离职，在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不得不隐身于民间，以遗民之身奔走于酃县（今炎陵县）、长沙等地谋取生存。元代给予刘三吾的恩遇使刘三吾对元朝有着特殊的感情，元末战乱所造成的颠沛流离之苦、丧葬之痛使刘三吾对元明之间朝代更替及元末明初之间的战乱之苦有着切身的体认和感受。谭绍婉认为这样的特殊感情与体认感受“抑塞磊落”于心，郁积之久而成“奇响”，体现在作品中，表现为刘三吾作于这个时期的作品“沈雄奔放，有言古人之所不敢言者”，无论是作品的内容，还是作品的风格特色都有勘可称道的。从乾隆版《刘坦斋先生文集》来看，刘三吾作于元末战乱期间的作品多见于卷之十三、卷之十四，阅读这些作品，特别是其中哭吊元朝覆亡之作、哭吊元末忠臣（包括自己的亲人）死难之作，我们的确能感受这一点：谭绍婉的上述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谭绍婉认为，洪武十八年荐入明朝之后，刘三吾“以耆修之臣事雄猜之主”，“挥毫欲落，辄复中止”，创作才能受到了压制压抑，即使是有生花妙笔，也不能不“有时用拙，盖一篇之中，不知几寓意焉。”另一个方面，此时的刘三吾已进入古稀耄耋之年，文思衰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故而，出仕明朝之后，刘三吾的作品“疑于少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前面所引文字对刘三吾作品的评价，严格地说，主要是就刘三吾作于洪武十八年之后的作品而言的。从乾隆版《刘坦斋先生文集》收集的作品来看，刘三吾作于这个时期的作品多是应制、应酬之作，作品的题材、内容与思想均受到了不少限制，要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写出高质量的作品，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谭绍婉同意人们对刘三吾作于这个时期作品的评价，他说：“公之缀文，疑于少贬”。有意思的是，谭绍婉在序文中作了一个假设，“假令公并生成弘以后、隆万以前，遭时不讳，畅所欲言，应制之文雄视艺苑，应制诗绝骚坛，炳炳烺烺，焝耀图书，岂仅角二公之胜而已耶！”这个假设从反面补证了谭绍婉本人“疑于少贬”的评价，值得玩味。
但有一点是谭绍婉所忽视的：出仕明朝之后，刘三吾内心有着深深的仕隐矛盾。这种矛盾反映在《寄家》《九日》《小至日》《老病得免起遣》《得告致仕过长沙》诸篇中。叠受恩遇而渴望隐退，这与“以耆修之臣事雄猜之主”有一定的关系。联系这一点来看，说刘三吾出仕明朝之后写作时“挥毫欲落，辄复中止”，这是正确的。
古人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它外化为儒家所设定的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使命之与政治职责，是无数个受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影响而有志于有所作为的正统士人、士子一生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所在。刘三吾也不例外。不论刘三吾本人的主观愿望如何，联系刘三吾出仕明朝之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为明朝制定与完善了必要的制度，而不在于文学创作。谭绍婉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刘三吾出仕明朝之后，“我公之节尤当求于诗文外也”，这样的评价独具慧眼，说人之未说，极有见地。这同样是该序最大的特色和亮点之一。
简介刘三吾文集刊刻的版本，知人论世；谈论刘三吾作品的风格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实事求是；谈论刘三吾本人一生的功业，自成一说，这是谭绍婉这篇序言的主要价值所在。当然，这篇序为什么不见于《刘三吾集》等问题，囿于篇幅限制，这里就不作叙述了。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