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文良
株洲市蝶屏乡境内有座仙庾岭，系株洲市四大省级风景名胜之一。仙庾岭之所以成为风景名胜，除了风景确实优美之外，更得益于其独特而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孝文化、宗教文化以及名人文化，为这处闹市边缘的风景赋予了浓郁的人文内蕴。仙庾岭又名仙女岭，相传唐玄宗之孙李豫的妻子沈珍珠（修行后改名李慈惠），为躲避“安史之乱”，来到这里修行成仙，因此而得名。仙庾岭，“仙”就是指李慈惠仙姑，“庾”则是囤积粮食的地方，“仙庾”寄托着当时当地人渴盼“仙女娘娘降伏天妖让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从而成为粮仓”的美好愿景。
因为身居株洲，仙庾岭我并没有少去，或携家眷，或伴友人。虽多次流连于“山展秀靥，水绕农家，古刹流芳，孝道昭后”（作家侯清麟语）的美景和意境，但总感觉赏得不够透，悟得不够深。此番曹光辉先生恵赠新作《仙庾岭》，倒让我有了一种旧地重游的兴致。如果这部35万字的小说，能够让我对于仙庾岭有一个更加全面清晰和透彻的认识，那必将是一大幸事。
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株洲市荷塘区政府办和文体局作了创作长篇小说《仙庾岭》的决定和安排，众多区领导一致要求该小说创作要与仙庾岭风景点结合起来，为株洲的旅游事业进一步繁荣从宣传上造势出力。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这样的命题要求委实有点“苛刻”，但不能不说，曹光辉的《仙庾岭》又确实做到了。小说采用“书名与景点串联书写的扇面结构”，由若干平行线的脉络展开，撒得开也合得拢，将人物命运、故事情节、历史缘起、景点特色有机地融会到了一起。读小说，嚼历史，游景点，悟人生，倡美德，似乎都能在这里寻觅到一方胜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文学，以故事为内容，同时又是传播声音的适宜载体，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文艺工程中必然要发挥其重要的优势和作用。“讲好中国故事，是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方式和基本途径。特别是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就更有条件和更有能力担纲这一重任，因为文学创作本来就是讲故事的，它天然赋有着最能把故事讲好、讲精彩、讲澜熳的美学机制与艺术要素。”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讲好本土故事，要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仙庾岭》正是着力讲述株洲本土的故事，同时又是一个与当朝皇帝有着密切关系的故事，是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正能量故事。如此定位如此选材，自然就会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万般期待。
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兵变，唐玄宗的孙媳妇——苏州美女药师沈珍珠带着两位宫女小红和小兰来到今日株洲荷塘区仙庾岭，带发修行，采药驱瘟，施救苍生，兴建“慈善堂”，设立“诊病房”，为民祈寿，为民造福，因而受到人们的广泛爱戴。这就是小说的主线，也是小说感人化物的根本所在。李慈惠，胸怀博大，医术高明，一心为民着想；小红和小兰，善良朴实，救死扶伤，只顾付出不求回报。正是这三位“仙女”的及时出现，正是她们的仁爱之心和回春妙手，仙庾岭的百姓才从瘟疫笼罩中摆脱出来，避免了一场险些被瘟神斩草除根的危机。
其实，除了这根“三仙女济世苍生”的主线外，小说还有一根容易被读者忽视的线索，那就是仙庾岭百姓的自我拯救。与其说是仙女们拯救了百姓苍生，不如说是百姓们自己拯救了自己。仙庾岭的人们能够度过这场劫难，固然有李慈惠三仙女全力救助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老百姓在三仙女的带领下展开的自救行动。在作者的笔下，仙庾岭的民风是朴实的，百姓是可爱的。除三位外来仙女外，小说刻画了仙庾岭五类“土著”居民：石嫂子、石老倌为一类，胡才、胡蝶、刘寿仁、张三花旦为一类，石砌匠为一类，柴大爷为一类，柴秀亦可为一类。通过这五类人，写尽了仙庾岭山民们的人生百态，但最终都落在一个点上——他们齐心协力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仙庾岭。
石嫂子、石老倌代表着仙庾岭普通百姓中最广泛的一类，他们老实本分，心地善良，尝尽了人生艰辛，但依然保持着一颗乐观的心。被苦难生活压弯了腰，被瘟疫病魔缠住了身，但他们对生活依然充满着期待，力求让生活充满情趣，让爱情、亲情与友情充实心间，懂得感恩更懂得回馈。石嫂子与石老倌原本是青梅竹马的一对，但因为石砌匠卑鄙的横刀夺爱而只能接受不公平的命运，然而他们也并没有完全被传统思想所束缚，该来的该做的终归还是来了还是做了。这是不是山民们的开化尚不敢说，但作为人之常情却也无可厚非，毕竟有着特殊的背景和环境，这也许正是小说作者所要展示的人性（当然这样的展示是不是妥当仍然值得商榷）。
胡才、胡蝶、刘寿仁、张三花旦代表着仙庾岭青年人中比较上进的一类，他们或者有知识，或者有才艺，有追求，他们敢爱敢恨，偶有冲动但很少乱来，偶尔有点小自私但关键时刻又总是能够牺牲小我、顾全大局。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也更容易包容他人，有一颗相对大度的心。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仙庾岭充满希望的一代，承担着彻底改变仙庾岭命运的责任。虽然在很多方面他们表现得还比较稚嫩，但成熟和担当必定是迟早的事情。
同样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石砌匠则显得比较另类，他以耍小聪明的方式抢走了好伙伴的心上人，迫使石妹子（后来的石嫂子）与他生米煮成熟饭，尔后又贪图美色和富贵而抛妻弃子，对家境优裕的柴大小姐穷追不舍，面对瘟疫缠身的丁伯没有丝毫怜悯之心……但即使是这样一个败类型反面人物，最终还是被李慈惠的大爱无私所感化，说明他善良的本性并不曾完全消失。
柴大爷一定不是读者所喜欢的一个人物，但也一定不是大伙特别憎恶的一个。靠正当与非正当手段而发家的他，有钱有地有房，但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他的自私，抢人参偷灵芝，占地占水占山林，挖空心思积聚财富，想方设法将女儿捐出去的嫁妆木料偷偷收回，活脱脱一副封建地主老财的模样。不过，柴大爷最终并没有让大伙彻底失望，面对瘟疫再次来袭的灾难，他不但没有执意阻拦女儿对慈善堂的捐助，而且还很大度地捐出了一大袋珍贵的用于配药救命的仙女参。
柴秀，在这群百态人生画像中，她应该是一个刻画得极为成功的人物，虽然她的出场并不是最多的，但每次出场都有“惊艳”，甚至还总能带来一些心灵鸡汤。作为“豪门”柴家的千金大小姐，她主动抛却了一般大小姐常有的矜持与傲慢。她不顾门第差异对胡才产生了爱意并主动“出击”，甚至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把香吻送给他。她不顾父亲反对执意为慈善堂捐献财物，并在救死扶伤之中做出了很多很多……这无疑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圆型人物，她的出场给了我们悬念，她的表现给了我们惊喜。
李慈惠、小红和小兰“三仙女”是小说的主角，她们为仙庾岭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她们的功绩早已有了历史的评价，无论我们给予多高的赞扬恐怕都不为过。愚以为，《仙庾岭》作者曹光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着痕迹地把株洲人的真、株洲人的善和株洲人的美进行了比较精到的展现。三仙女拯救仙庾岭的苍生百姓确实是功德无量，是英雄中的英模，但仙庾岭的土著居民在与瘟疫恶魔作斗争的过程中同样展现出了他们的英雄本色，这就是今日株洲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并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全国园林城市、全国交通模范城市、全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根源所在。
株洲是炎黄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以农耕文化、医药文化、工业文化、市场文化、火文化和原始艺术为内核的炎帝文化是株洲的核心文化，敢为人先、艰苦兴业、开拓创新、百折不挠、不畏牺牲、无私奉献的炎帝精神是株洲的根本精神。株洲市委市政府正在带领全市人民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和道路，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奋力打造株洲发展升级版，以实现让全市人民物质更加富裕、精神更加富有、生活更加幸福的总目标。《仙庾岭》所要传递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敢于担当、不畏艰辛、奋勇争先、干在实处的火车头精神。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②《仙庾岭》的创作，以其深入历史、扎根生活的笔触，用炽热的真情抒写了株洲发展中的动人诗篇。小说中，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真切体悟到了“光明驱散黑暗，美善战胜丑恶”的终极真理。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筑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老百姓的中国梦，首先就是过上安定、幸福、充满希望的生活。美丽株洲，是株洲人民缔造的，幸福株洲梦，还得靠株洲人民自己来倾情构筑。
注释：
①艾斐：《讲好中国故事与文学语境选择》，《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4期。
②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6日。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