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新民
涉及株洲地域的历史文化，有几个不算大事却影响较广的问题，需要正本清源、厘清真相，以免进一步误传。
一、湘潭与渌口各有一至八总。
“总”起源于军事据点，有防匪和维护当地治安之功能。军官有“总兵”，百姓称兵丁为“老总”。而益阳常德等地的城中军事据点称“堡”，至今有一堡二堡之地名，其实功能都一样。随着岁月的流失，其军事功能逐步弱化以至丧失，而有的地名却保存下来了。至今，湘潭仍保留有九至十八总的地名，在渌口，当地老人也还残留老街的一至八总概念。眼下，某些文章中就提出过“过去湘潭一至八总在渌口，九至十七总在现在的湘潭”的观点，而持此一说的人竟还不少。其实，湘潭是有一至八总的。据湘潭县志相关记载：顺治十一年，全县划为十八都，四、五、十七都各分上下都，故称21都。县城街坊分为19总。而湘潭县城区的19总，当然不含渌口的一至八总。明清时的渌口隶属醴陵县，1949年置镇，时为醴陵直属镇，1959年才划归株洲市郊区，1965年归属株洲县。历史上的醴陵县与湘潭县同属长沙府管辖，渌口因地处湘江与渌水交汇之处，其治安管理弄个一至八总自然是模仿湘潭而设。那么，湘潭城里的一至八总隐秘何方呢？原来，湘潭城明清时的青石板街从湘江村一级渠一直到窑湾街道的石子脑依次分为一总到十九总。之后，一至八总渐渐被其他地名取代，而十九总也下落不明，唯有九至十八总位于繁华街道的商贸中心，故地名流传至今。
二、米芾题词“怀杜岩”于空灵岸系误传。
曾有文载“宋绍宗圣（1098）五年，著名书法家米芾游空灵岸时，挥毫题写‘怀杜岩，’镌刻于悬岩之上”。公元1098年，当政的北宋皇帝赵煦为哲宗，史无绍宗一说，时为绍圣五年，同年六月，宋哲宗又改为元符一年。米芾题词“怀杜岩”史无具体时间录载，更无法确定为绍圣五年或元符一年。其次，米芾题词之地及镌刻悬岩的山头在空灵岸湘江下游约70余华里的凿石浦。凿石浦简称石浦，有始于唐代的庆霞寺，有建于宋、盛于康乾的杜甫草堂。其屹立江边的通天岭有泐于红砂岩的米氏“怀杜岩”三字，上世纪50年代还依稀可辨。据清代《湖南省通志》载：“凿石浦在县西九十里，旧宋米芾书怀杜处三字。”清代湘潭县志新版还记载了一个怀杜岩的辨识故事：“凿石故有市集，子美宿处，米元章题曰‘怀杜岩’，旧志‘岩’误为‘处’，顷拓摩岩，乃识其字。”据光绪甲辰（1904年）南山书舍出版的《凿石浦志六卷》载：“按府省志，方里俱误，‘处’为‘岩’字，新志改正。”至此，怀杜岩泐刻于凿石浦应无疑义。
三、攸县灵龟寺维修乃尹高吉，非尹士高。
攸县城区有一著名风景名胜之地，名曰灵龟峰。其峰厝置古碑《重修灵龟峰记》，碑文被株洲、攸县多版志书著录。因相关志书初录碑文有“邑中有尹士高者，矢志捐修”，之后其他志书转载其文，读者理解主修者是尹士高这人。2017年8月，余赴攸县将其拓片，才辨认碑文云“邑中有尹士高吉，矢志捐修”。“吉”字清晰明确，非“者”也。而《重修灵龟峰记》正文后还刻有一行字“修主：国学生尹高吉、室人刘氏”。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即重修灵龟峰是姓尹的人士，名高吉，即修主尹高吉。造成这一误读的原因是碑文没完整著录，现场校核不细。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