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
株洲市位于湖南省东部,地理位置介于湘江与罗霄山脉之间,呈南北狭长分布,面积11420平方公里,辖炎陵、茶陵、攸县、株洲县、醴陵市、芦淞、荷塘、石峰、天元区等九个区县市,人口380万。境内以山地丘陵地形为主,北部、中部、中南部为丘陵与盆地、平原犬牙交错,东部边境及南部为罗霄山脉的崇山峻岭。境内主干河流为南北方向的湘江,支流多发源于罗霄山脉西麓,自东向西注入湘江。主要支流有洣水、茶水、攸水、渌水。沿主干及支流两岸分布着众多河谷平原及山间盆地,尤以醴陵、攸县的开阔平原为多。
湘江自古以来就是连通南北的一条重要通道,除此以外,株洲还有两条沟通东西的走廊。一条是发源于江西萍乡的渌水,在湖南株洲县渌口注入湘江,自古以来,这条沟通湘赣两省的河流被称为“醴萍通道”,现在的浙赣铁路及320国道就是沿通道而建。另一条是发源于江西永新与湖南茶陵交界处的茶水,交界处被称为“吴楚雄关”。
二、建置简史
株洲市及所辖九个县市区最早建置始于西汉初期。
西汉早、中期,在今株洲市辖区内,封侯的有四个。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醴陵侯越封于醴陵,故址可能为今醴陵市转步古城;汉元朔2年(公元前127年),刘欣被封茶陵侯,故址在今茶陵县城东五十里的火田乡一带;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129年)长沙王子刘福被封为容陵侯,故址在今攸县鸭塘铺乡桐坝村一带;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封长沙王子刘则为攸舆侯,故址可能在攸县网岭一带,此地尚存大型汉墓封土堆。
两汉时期,在今株洲市境内立县的有四个。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立茶陵县、攸县,隶属长沙国。上世纪70年代,长沙出土的西汉墓中,有“茶陵”“攸丞”印章。汉武帝年间立容陵县。东汉立醴陵县。以上四县中,茶陵、攸县、醴陵沿袭至今。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三国吴立建宁县,故址有今株洲市老城区和株洲县淦田古城两处,唐初废县,并入湘潭县。三国吴时还改容陵县为阴山县,南朝梁武帝时期废县。
宋代又从茶陵县分出酃县即今炎陵县。
至宋代,今株洲市所辖地区的县级行政建置基本稳定,有醴陵、攸县、茶陵、酃县(今炎陵县)及湘潭县东部。
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先后析湘潭县东部、醴陵县西部、长沙县南部设置株洲市城区及株洲县,遂形成株洲市现在的行政格局。
三、先秦考古概述
迄今为止,辖区内已发现各时期文物点1100余处。其中,先秦时期遗址155处,古窑址50余处。
(一)旧石器时代:发现遗址1处。1988年发现。位于株洲县三门镇湘江左岸三级阶地的六斗坡,石器标本为石英砂岩质的刮削器一件,出土地层为江南典型的网纹红土层,地质年代约20万年,是湘江流域最早发现的一处旧石器点。
(二)新石器时代:正式发掘的遗址有4处,即湘江支流洣水中游的茶陵县独岭坳,渌水流域的株洲县磨山、醴陵下黄土坝,株洲城区的烟墩冲遗址。
距今7000~6500年,相当于洞庭湖区皂市下层晚期至汤家岗文化时期,以茶陵独岭坳第一期遗存为代表。该遗址于1992年、1996年进行过两次发掘。遗址位于湘江支流洣水中游的茶陵县枣市乡与界首镇交界处。出土房子5座、墓葬34座、灰坑15个、祭祀坑3个。陶器为圜底器和圈足器,主要为圜底的釜、罐、盆及圈足的盘类。还发现了人工栽培水稻。文化面貌接近湘江下游和洞庭湖区,但又表现很强的地方特点。
距今6500~6000年,相当于洞庭湖区大溪文化时期。以磨山遗址第一期和独岭坳第二期遗存为代表。遗址位于湘江支流渌水下游的株洲县仙井乡。有房子、灰坑、灰沟等遗迹,陶器类型、纹饰与洞庭湖区大溪文化具有一致性,但鼎足的丰富多彩似乎与皖南及赣江地区同时期文化有一定联系。
距今5500~5000年,相当于江西地区樊城堆文化早期或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时期。以醴陵下黄土坝遗址为代表。有房子、灰坑、墓葬等遗迹,陶器有子母口浅盘瓦足鼎、锥形足鼎、釜、罐、豆形器等。文化面貌与江西樊城堆文化更为接近。
距今4500~4000年,相当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磨山遗址晚期墓葬为代表。墓葬形制与随葬品与湘乡岱子坪同时期遗存一致,具有两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特点。
总的来看,株洲地区新石器文化,从距今7000年至4000年的时间内,在皂市下层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时期,洞庭湖区文化占主导地位,但表现出较强的湘东地区的地方特点,是一种边缘地区的文化。在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文化表现为向北退缩,此时,江西地区原始文化强势进入。
(三)商时期:上世纪80年代普查了一大批遗址,正式发掘的有洣水中游的茶陵独岭坳、攸水流域的攸县黄家坳、渌水流域的株洲县磨山、银子园等4处遗址。文化因素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为南方土著文化因素。商代前期以独岭坳晚期、黄家坳的灰坑、磨山晚期地层为代表。陶器以圜底器、圈足器为主,极少见三足器。器类多为盘口的釜、罐、圈足盘、喇叭口器座等,有一定数量的印纹硬陶。未见青铜器。陶器器类及器形特征与岭南地区的佛山河宕文化和江西地区同时期文化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与湘江下游和湘西北同时期文化迥然不同。商代后期,以攸县的一批遗址为代表。釜、罐仍是主要器形,但增加了大量的高领喇叭口罐。
第二类为北方商文化因素。青铜器以本地区北部的湘江及其支流渌水下游出土的象尊、“父乙”爵为代表,为典型的中原器。其中,与“父乙”爵同出的还有铜觚1件(被毁)和残破的陶片,该墓的陶器组合表现了中原商墓的埋葬习俗。时代为商代晚期。
第三类为混合型文化因素。青铜器以湘江台地上出土的齿纹铜铙为代表,时代为商代末期至西周初。北方青铜器纹饰不见三角状的齿纹,而在南方印纹硬陶文化中却是一种常见的陶器纹饰。遗址以株洲郊区的银子园为代表,石器有锛、斧、镞、铲、砾石、耘田器。其中,耘田器是一种宽刃有肩石器,柄部有一对钻小孔,是华南地区越文化特有的石质工具。陶器有釜、罐、盆、大口缸、尊等。大口缸、尊在本地商代早期遗址中未发现,应是商代后期自湘江下游沿江而上或通过“醴萍通道”自赣江流域向西传播而来的一种文化因素。这种外来文化因素在商时期只影响到本地区的北部,南部地区为单一的土著文化。
(四)西周时期: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本地印纹硬陶文化。遗址类以上世纪80年代调查的一批材料为代表。印纹硬陶占40%,器类仍以釜、罐为主,与本地商时期文化一脉相承。主要器类有盘口釜罐、喇叭口罐、高领罐。新出器形有大口尊。墓葬仅见1座,窄长方形土坑,随葬青铜器7件,为鼎一、戈一、锛二、矛一、刮刀一,器形较小,制作水平不高,时代为西周晚期,为典型的越人墓。此墓出土的青铜器为真正意义上的土著文化青铜器。
第二类为北来的文化因素。主要是青铜器。出土于株洲地区北部的湘江两岸及支流渌江下游地区。有兽面纹铜簋1件、云纹铜铙4件、虎纹铜铙1件。这一批铜器均为单件出土,其埋葬用意可能与宁乡黄材青铜器相似,应与祭祀有关。其来源可能与中原或江汉地区文化向南传播有关。
第三类为混合型文化因素。青铜器有兽面纹大铜鼎1件、鸟饰镈1件,时代均为西周晚期。应为土著越人学习外来青铜技术,融入了本地文化因素的作品。陶器中的大口尊的出现,也与北方文化向南传播有关。
(五)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已完成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青铜器制作已完全本土化,真正意义上的本地越民族文化已经形成。出土了一批具有浓郁越民族特色的青铜鼎、戈、削、矛、短剑等,陶器为典型的印纹硬陶文化,墓葬为狭长形土坑墓。
春秋晚期,楚人进入本地区。至迟在战国早期,楚人已成为本地区的主人。上世纪80年代在攸县网岭发掘的一批东周墓中,最早的楚墓到了春秋晚期。战国楚墓在株洲城区、株洲县、醴陵市、攸县、茶陵县及与邻近湖南的江西萍乡均有发现。作为楚占据本地区的又一证据是“茶水通道”东端的战国楚城的发现。该城址周长约1000米,面积约6万平方米,残墙最高处为6米,城外尚存护城河遗迹。上世纪70年代,村民在城内曾挖出战国时期的7把铜剑、一小捆铜箭镞和一只铜鼎。城外即为江西进入湖南的隘口,又称“吴楚雄关”,此城应是楚人防御东面的吴越势力的一个军事据点。
综观夏商周时期,本地文化发展可以勾画出这样的轮廓:新石器时代末期,随着两湖平原石家河文化的衰落而向北退缩,岭南文化和赣鄱文化大规模进入本地,与本地的原居民共同创造了早期的越文化,成为本地区越民族的早期群体。商和西周时期,这一群体不断地吸收来自中原、江汉、洞庭湖以及鄱阳湖地区的文化,在西周晚期形成有自身特色的越民族青铜文化,至春秋时期达到成熟阶段。春秋晚期以后,楚人入主本地,但越人并非全部逃亡,而是和楚人一起共同创造了以楚文化为主体、融越文化因素于一体的本地文化。这一楚、越文化在本地共存的文化现象,在本地汉晋时期的墓葬中仍有延续。
四、汉以后的文物概述
(一)汉晋唐墓葬
调查发现的汉晋时期墓群有300余处。
已发掘的西汉至新莽时期墓葬50余座,均为中、小型土坑墓。值得一提的是攸县网岭杨家洲的古墓群,其中3座大型西汉墓,底径在50米以上。该墓群位于地方志书记载的西汉攸县城址附近。
已发掘的东汉六朝时期墓葬100余座,多为砖室墓,小者为单室,大者分前后左右四室。
已发掘的唐墓有3座,为小型狭长方形砖室墓,墓砖纪年为 “元和元年”,为唐代后期的唐宪宗年号。
(二)汉以后的古城址
有明确记载的汉以后的古城址有11处。即西汉醴陵侯城、茶陵侯城、容陵侯城、攸县城、阴山县城,三国时期的株洲建宁县城、淦田建宁县城和堂市湘西县土城,五代时期的茶陵马王城,北宋时期的茶陵金州城和南宋以来的茶陵石头城。
考古调查已确认的有6处。即醴陵侯城、淦田建宁城、堂市土城、马王城、金州城、茶陵石头古城。其中,茶陵石头城是湖南地区现存最早、保存较完好的石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