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雪开
久闻丁水生先生爱好小说、散文创作，又雅好地方文史研究，其中甘苦我自知之。当丁君《醴陵乡愁忆春秋》(下称《文集》)摆在我案头，择时细读之余，我有三乐。
在醴陵工作时，我初识丁君。那时，开会，布置工作，检查，督促，迎来送往……我像个放不开手的陀螺，总是绕着轴心转。丁君则在醴陵一瓷厂里，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但不管怎么忙，我们皆有共同的爱好：一有时间，便躲进斗室读书、写作。尔后，我调到学校，从事科研、教学等工作。后在《湘东文化》杂志上，经常看到丁君的文章，神交渐多，对丁君的精神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细读丁君《文集》后，我们有过一次深谈，更加深了我对丁君的印象。
丁君出学校门后，一直在基层摸爬滚打，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亦为了一份希翼，勤奋地工作、学习、写作着。中年时遭遇下岗及漂泊之痛，但他矢志不移，朝着心中目标努力，痴迷历史文化，发奋而为，渐见成效。进入中晚之年，他行走于故乡的山水之间，埋头钻入醴陵文史故纸堆中，发微见著，睹物探源，见疑释考，以一颗淳朴炽热的心，为尘封的历史、文化，镀亮了大片文字，十数年间，成为醴陵文坛骁将、历史文化方家，实属不易！
常言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非智者、明者，识君有几何？他所取得的这些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会被历史记住。我有幸识此君，此一乐也。
由于工作的关系，坦率地讲，我原先很少读丁君的小说、散文。有文友常感叹：“如今的创作界，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如过江之鲫。浮躁、粗糙、自我、偏见、圈子等是一些人的通病；更有漠视历史、文化的现象。”我并不完全赞同文友的看法，但的确有一些作家，由于脱离社会生活，不知百姓苦乐，面壁虚构、封闭自赏，加上创作中缺乏历史渊源及文化依托，其作品大多意境残缺、情境破损，美感乏失。
而丁君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对小说、散文的创作，他自然是卯足了功夫，有独到的发见。如他的一篇小小说《依偎》，在方寸之中，却涌动着情感的波澜。夏天的中午，两个在工厂实习的高中同学，在图书室“手挨着手共翻着一部书册” ，往日同窗时的顾盼与“回眸”，与当下的“依偎”，引发双方的微妙心灵对撞与回味，他们互相感受着对方的青春气息，由此产生了一种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情愫。在丁君的笔下，那种初恋时的迷恋、朦胧、羞涩，活灵活现，呼之欲出，情境之美引人入胜。它启示着人们：生命在流动中的瞬间，有着美好的回味！
丁君还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慈善大侠》，描写了民国时期醴陵著名慈善家陈盛芳一生的人生轨迹。出版的《漕冤正气歌》，则是一部反映清光绪年间，醴陵民众“闹漕抗官”的史诗传奇，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匡光文、简开泰、匡兰阶等为民请命的侠义群象，受到读者好评。丁君散文的创作，亦有充分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依托，其厚度深度，非他人所能比。由此，我在自己的阅读中，在别人的评论中，理解了丁君的创作，此二乐也。
近几年，丁君在醴陵地方历史文化的发微考释方面，独树一帜。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无名高地进发，收获颇多，这本《文集》就是这方面成果的总汇。文集共分四辑，其中还有独立单元。从“渌国风情”到“风物古韵”到“人文春秋”“渌江漫笔”，涉及醴陵历史与文化两个领域。《文集》主要是向世人展现地域历史文化的渊薮与价值，其方法上的考据之功、与文化上的阐释之道，值得称道，此我读之三乐也。
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官史，民史微乎其微。虽有《史记》首开官、民史之先河，但以往钦定的《二十四史》也好，以后的《清史稿》《民国史》也罢，民史的记载，鲜有矣！有记载也是从反面叙其百姓反抗之状，从而彰显封建专制王朝文功武治而已。亦如鲁迅所言：一部二十四史，是人吃人的历史。至于到一州一府一县一域的历史，载于史册成为经典之作的，更是不多。据我省方志专家任国瑞先生的研究：以清朝为例，湖南地方志在国内成为名志的仅有两部：一是清光绪王闿运主撰的《湘潭县志》，二是清光绪李翰章和李元度等主纂的《湖南通志》。余者多遭后人讥评。
丁君对醴陵历史的解读与拾遗，慧眼独具，给人启发。譬如：关于醴陵地名的由来的问题，历代《醴陵县志》皆因袭唐代《元丰九域志》及明代《名胜志》之说：“治北有陵，陵下有井，涌泉如醴，因以名县。”明崇祯《长沙府志》、清光绪《湖南通志》、民国《醴陵县志》以及共和国《醴陵市志》等，莫不沿袭此说。对此，丁君提出了自已的不同看法。他写成题为《酒文化和醴泉文化的结合——也说醴陵地名的由来》的论文，发表在《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系统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当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可以进一步探索，但其基本观点，是站得往脚的，足以成为引领醴陵地名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之作。这需要作者的勇气、智慧与定力，没有对地方文史的偏爱与深入挖掘，没有慎思与细密的考究，是难以做到的。
再如对于醴陵市有名的“财源古塔”，地方文献资料上皆言：“又名大观塔”，市文物部门也沿袭这种说法。丁君仔细翻阅清•同治《醴陵县志》，以及陈昌广《渌江诗存》及《彭氏族谱》等文史资料后，经过仔细的考证，认为以前的说法是错误的。他提出财源塔并非大观塔，其塔的建造者应为醴陵有名的慈善家“彭三胡子”彭之冕。他写成《财源塔原来却是彭髯塔》（2003年8月刊于《醴陵报》，发表时，标题为《也说财源塔》），以及《大观名虽佳，怎奈非此塔》（刊于2015 年2期《湘东文化》杂志）等文，对此进行勘误。2010年醴陵市为财源塔立保护标落实时，采用了丁君的观点。
对于醴陵地方文化的阐释，丁君也是有不少贡献的。文化是个多义词，迄今为此有学者统计：国内有1 000多种释义。“文化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成为一道世俗风景。对于这种难以释出准确定义的“文化”，丁君不附和不随从，保持一份清醒与距离。他抒写的醴陵风情风物、名胜古迹、人观景观、文物考释等一系列文化方面的文章，用《文集》“内容提要”的话来说是：“‘以信、达、雅’为原则，潜心鉴别史料文献，注重乡邦掌故搜辑，避免谬说流传，贻误后人。”这些他都做到了。收集在《文集》的诸篇就是例证。加上他擅长地方历史小说与风情散文的写作，《文集》文字雅洁优美，用句恰当确切，成了人们喜读的历史文化散文，不是没有道理的。
丁君放弃创作，转入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只几年时间，就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就《文集》而言，略显杂博宽泛，一些考证也有不周到的地方。如果丁君能在以后的时间里，以邑地历史文献与资料为读本，从中见前人之未见，以微知著，见错即纠，见遗而拾，定可以在这一领域达到一定高度。那时，才叫“会当凌绝项，一览众山小”。以丁君的考释之功与文字功夫，是可以做到的，我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是为序。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