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任教渌上的时间及经济状况
文/史铁良
左宗棠（1812-188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其显赫的一生中，曾任醴陵渌江书院山长（宋以来掌书院者称山长，乾隆时通令改称院长，但习惯上仍称山长）。关于左氏在渌江书院的时间，说法多种：（1）道光十六年，(2)道光十七年（丁酉），（3）道光十七年至十八年（1837－1838年），（4）道光十六年至十七年（见《益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所载刘泱泱《左宗棠主讲渌江书院的时间考证》）；（5）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
以上诸说中，第二种为传统观点，即通行的说法，而笔者认为第四说更符合实际。刘文从吴荣光主湘，吴炳任醴陵知县，陶澍过醴陵晤左宗棠，武冈蓝正樽起事等的时间作出推论，论据充分，推理周密，无懈可击。现就这一问题再作一点补充。刘文已论到蓝正樽造反事发生在道光十六年二月初六日。而左宗棠在复妻弟周汝光信中也谈到了此事，他说：“武冈事，兄在此间于十二、三日即得的耗。”这说明蓝正樽起事后一星期左宗棠即得到确实消息。根据信中所说学校规模，初时授课情况，同来读书的周汝充的近况，“此间”指醴陵无疑。信中又说“兄与大弟到此间已近一月”，那么，左宗棠是在什么时候到达醴陵的？先姑且不论年份，正月十四日，左有致另一妻弟周汝充（即“大弟”）信，称“渌江书院关聘已到，上学之期当在上元后数日，吾弟定以同去读书为是”。“上元后数日”应是正月二十日以后。在与周汝充的另一信中有“临江送别，握手依依……舟行五日，始到馆舍”等语，自家至醴陵有五日水程，所以到达醴陵应是正月下旬。二月初开学，作为山长的左宗棠于正月下旬抵达，用数日时间作准备是必需的。左又在上岳母信中说：“宗棠与大弟在此间两月有馀”。“此间”仍指醴陵，此信写于四月初六日，左于正月下旬抵醴，至写此信正好“两月有馀”。这些都说明左宗棠到醴陵的时间应是正月下旬，或许已近月末。由此推断，上述致周汝光信当是二月下旬所写。信中既讲到近日蓝正樽造反事，则可以肯定该信写于道光十六年二月下旬，可证左宗棠于该年正月下旬已至醴陵。左氏又有答苏抚吴子健信，信中有“回思四十年前课徒自给”的话，此信写于光绪二年，“四十年前”正是道光十六年，是左宗棠从教的第一年，其教书生涯始于渌江书院，这也可证实左氏于道光十六年已在醴陵任教。如刘文所说，左氏于道光十七年仍在醴陵。根据还有上贺蔗农书，信中说，“宗棠于本月中旬自渌上归，即拟来长沙奉谒”，“自渌上归”，并非“解馆”，而是度假。该信还有“尔念年馀课文谈艺，方舆旧学，半就荒废”等语。“课文谈艺”是指在渌江书院教授诸生，既有“年馀”，那说明道光十七年他仍在渌上执教。又据《清史稿·选举志》，清代科举志规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左宗棠于渌上解馆之后即于次年正月北上会试，如果他仅在醴陵任教一年的话，那么北上应在道光十七年，而十七年是丁酉年，是乡试之年，非会试之年，这一年也无恩科。十八年是戊戌年，正是会试之年。书院一学年一般在十月末结束，学年结束之后，左宗棠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做准备，然后从容北上。他于十八年二月初十日抵京，五月三日复周汝充信，说：“回忆去年今日，与吾弟同居渌上，读书说事，乐意至多”，这显然是回忆十七年在渌江书院时事。左宗棠有初八日与周汝充信，信中谈到决心辞去教职，信中还谈及北上的打算，又有“秋虫喧杂”的话，可见十七年秋天他仍在渌江书院。左宗棠是一位责任心很强的人，作事不会半途而废，而书院一聘一年，他在致周汝光信中说过：“受人子弟之托，不得草草言归。”他当是在十七年学年结束辞职的。诸多证据证实，左宗棠于道光十六年至十七年在醴陵渌江书院主讲两年。
左宗棠在渌上两学年即解馆归去，主要原因有二。临近解馆之日，随他读书的内弟周汝充已先行离开书院，左内心甚感孤独，虽然斯人已去，他在下意识中却“辄相呼唤”。在致周汝充信中，他形容馆舍环境“荒草凄凉，秋虫喧杂”，以至于觉得“独居寂寂，如坐牢狱，至无以堪”。其实书院四周古木参天，上有泉流潺潺，下有渌水映带，风景宜人，环境清幽，而左氏却别有一番感受，实是独身处馆而倍觉淒凉的心理反映。与来时的踌躇满志，“乐而忘疲”（见复周汝光信），“颇有教学相长之乐”（与周夫人信）相比，已判若两人。孤独感是他离开渌江书院的一个原因。左宗裳是一个心怀大志的人，并不甘止于塾师，他在《二十九岁自题小像八首》（其一）中说：“犹作儿童句读师，生平至此乍堪思。”虽然这是他离开醴陵四年后所写，但这种思想是一贯的。他冬天离开醴陵，不久即北上会试，即使“匏系长安，客囊如洗”而一住便近一年，无他，向往仕途耳。从中也可看出其生平心迹，这是他离开醴陵最重要的原因。
对左宗棠在醴陵任山长的收入，在有些著述中存在误会。书院山长的收入与书院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当时渌江书院的经费来源有以下几项：(1)书院所有的膏火田、修脯田，每年可收租谷600多石，除完粮等之外，可供书院支配的只有五百多石，这是主要收入，用于山长的束修薪水、诸生的津贴及纸笔之需。(2)社会人士的捐赠及知县逐年所捐养廉。(3)道光十五年醴陵贤达建兴贤堂，有租近万担，其中一项支出为津贴山长束修。
由于经济来源的限制，所以渌江书院山长的束修不高，以致无人问津。《渌江书院志》所载《募捐择聘公禀》对此有明白记载：“学校虽设，经费未充，膏火无多”；“掌教届一年之长馆金惟两百之数”，“士之情或裹足不前，或起馆而旋去，讲席空悬”。在这种情况下，增加长馆金势在必行，上述《公禀》提出，“酌增俸钱百四十串”，以后又加140串，达480串。《公禀》未署时间，但后有邑侯张的批语，张指张玉森，此人于同治二年至同治三年署醴陵知县。所以这两次增俸都是在左宗棠离开醴陵之后，也就是说他在渌江书院的长馆金一年惟200串。一串千文，按官方比价，每千文折银1两，左氏的长馆金可折银200两。当时醴陵知县的俸银年31两5钱1分3厘，养廉700两，合计700多两，左的俸银只有他的四分之一强。而县的巡检、典史的俸银29两多，养廉60两，合计均不超过90两，左的俸银则是他们的2倍多。在县里的公职人员中，左宗棠的经济状况应属中等，比上不足，比下有馀。与醴陵相邻的攸县东山书院，据同治《攸县志》卷十五的记载，其馆师（山长）每年束修银120两，折钱120串，薪水每月银5两，折钱4串，以10个月计，共40串，聘金4串，起馆贽仪3串零200文，三节节仪4串零八百文，合计172串，低于左宗棠任山长的收入。与一般塾师相比，左氏的山长收入则遥遥领先，他在复郭嵩焘、吴敏树的信中讲到湘中人士时说：“老生宿儒，耐寒饿而厌声称，岁得馆谷数十石，即为称意。”
这是左宗棠的肺腑之言，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塾师，他在《自题小像八首》（其四）“研田”句下自注说：“父授徒长沙，先后廿馀年，非修脯无从得食。”一介塾师岁得馆谷数十石即可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因而心满意足，而左宗棠在渌江书院的收入绝对不止数十石。醴陵是产粮区，除自给外，还有出口。当时谷价约600多文一石，左氏任山长的年收入可买谷约300石（1石约80公斤）。其时他有一妻一妾，4个女儿，用这份收入养活七口之家是绰绰有馀的。可是为什么一些人对这二百之数不屑一顾呢？能任山长者，都是学有专长，且有一定名望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属于孔夫子所说的“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在他们眼中，200串不过区区小数，自然裹足不前了，清后期岳麓书院山长的年俸就达银516两。而左宗棠出任渌江书院山长时，年方24岁，此前在家耕读著述，生活仅能自给而已，200串对于一个初出茅庐且不富裕的年青人来说，还是值得青眼一顾的。
李岳瑞的《春冰室野乘》：“陶文毅识左文襄”条认为左宗棠在渌江书院“修脯至菲，几无以给朝夕”。所谓菲薄与丰厚，都是相对而言的，从以上的分析看，左宗棠在渌上的收入不低于中等水平，难以说“至菲”。至于说“几无以结朝夕”则更不符合事实，试想，一个年收入200串，约可买谷300石的人，一日三餐竟无以为继，可能吗？在研究左宗棠的论著中，常有人引用李岳瑞的这句话，这种现象说明，对于笔记小说一类，“博考而慎取”（清四库馆臣评《明皇杂录》语）的态度多么重要。《春冰室野乘》是笔记类书，所记不少是传闻。该书跋称，“多记诸名公逸闻”，“后半多录同时人诗词”，“间及谐趣”。这种书的内容，不能一概当作信史。就在上引的同一条中，还有两处误记，一是陶澍过醴陵，“县令特假书院为行馆”，其实行馆设在城内的育婴堂，而不是对河的书院。一是陶澍在醴陵激赏左宗棠所作楹联，“立延入幕府，礼以上宾”，并为其子向左氏求婚，而事实是第二年左上京会试失败，南归时枉道南京谒陶澍，应陶请求，订儿女婚约。一条之中，时、地、事之误便有三处。该书作者可能是见到左宗棠书信中“出纸裹中物还盐米小债”的话，作出“几无以给朝夕”结论的，这纯属误解。《左宗棠》一书认为左宗棠在醴陵的“收入很微薄”，根据除《春冰室野乘》所说“几无以给朝夕”（该书误“无”为“元”，或许是印刷之误）之外，还有光绪二年左氏荅苏抚吴子健的信，信中有言：“回思四十年前课徒自给，每遇岁阑解馆，出纸裹中物还盐米小债”，“四十年前”，正是左主渌江书院讲席之时，但这句话并不能说明左氏“收入很微薄”，旧时商店对于长期顾客购物常采用记帐的方式，半年数月一结，这既是商家促销的手段，又可省却不少麻烦，并非说左宗棠平日穷得无钱买米盐，更不会涉及他的收入问题。
概而言之，左宗棠在醴陵的讲席收入，对维持一家人的小康局面当无庸置疑。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