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在文章官在宪 政宜严肃教宜宽
——谈李东阳的为官之道
文/陈安国
中国历史上由少年神童闻名，18岁进士，历三朝四帝，为官近50年，官至内阁首辅，且以其诗歌创作形成一种流派的只有一人，这就是李东阳。这也注定了他的为官稳健及他这个人在文人士子中的唯一性和在政治历史上的独特地位。李东阳其所以能够在辅政生涯中善始善终，重要的一条是他有一种稳健的为官之道，用他自己的语言概括，这就是：“职在文章官在宪，政宜严肃教宜宽。”这两句诗本是李东阳为他的门生邵宝出任江西提学副使临行之日所写的赠诗。其意是：任职之人要有过硬的文章功底，为官之道在于法令政策的公开施行；从事政治工作应该严谨肃正，教育部下和百姓应该宽宏大度。李东阳用这样的标尺匡训要求他的学生，其实，这也是他自己为官几十年的经验总结。
李东阳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主盟当时文坛十多年，成为诗坛领袖。他的文章，无论诗、文、赋、史论以及疏奏之类，“其文章亦足领袖一时”。明人李贽所撰写的《太师李文正公》传，对李东阳的文章评价说：“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丽，代言敷奏，明畅尔雅。”“高才绝学，独步一时。”诗文赋疏等“如大海之源，出昆仑，经积石，由龙门至砥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顷刻万变，而不知其所穷。”李东阳在文坛上的突出贡献是以清新自然，典雅流丽的诗歌创作实践和诗歌理论，开创了一代诗歌流派——“茶陵诗派”，并对明清文学理论及创作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其后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说，袁枚的“性灵说”，都受其影响。
李东阳的为官之道，首先表现在实事求是。在李东阳刚进内阁为官的时候，朝廷官员李广以烧丹符水旁门左道被宠。时太康小公主患天花病，太医束手无策，李广逞能，给她喝下符水，不久致死。没几天清宁宫发生火灾，李广等人散布谣言，说要斋醮祈祷来弭灾。李东阳认为这是无稽之谈，马上上疏说：“近年以来，灾异频仍，内府火灾尤甚。或以天道茫昧，变不足畏，此乃漫天之说；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虑，此乃误国之言；或以斋醮祈祷为弭灾，此乃妄邪之术；或以纵囚释罪为修德，此乃姑息之谋。”面对孝宗沉溺神仙、斋醮烧炼之事，李东阳与刘健等大臣极力进谏劝阻。虽然，孝宗我行我素，有些置若罔闻的味道，但作为臣相的李东阳不以皇上马首是瞻，而能坚持求实的态度辅政，应该说难能可贵。弘治十七年二月，孝宗传旨让李东阳为真人杜永祺等撰写诰命封号文书。李东阳认为诰命封号不应封赐，因而文书迟迟没呈上。孝宗等烦了，命司礼监询问缘故。李东阳申辩说，他之其所以不写，是为国家社稷考虑，承蒙皇帝信任，如果不能帮助皇帝改正过失，坐视邪妄小人败坏风俗，危害国家，这是有失臣子职责。他和其他几个內阁辅臣向孝宗提出了一个权宜之计：本着对国家负责的态度，诰命要等三年后再颁给，至于封号就此取消。孝宗最后是“嘉纳之”。
李东阳不仅反对异端邪说，还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处理紧急事变。刘瑾专权，巧取横敛财富，还常常制造事端，寻找借口，迫害文臣。对凡在执行公务中犯有错误的官吏，刘瑾借“姑息提究为名，各发米实边”（扣罚官员俸米，并要求本人将粮米送到边戍兵营）。许多人因为害怕刘瑾的权势欺凌，甘心从罚。刚开始时，受罚者还只是一二百担，而后来所罚达到一千五百多担。受罚者敢怒不敢言。李东阳多次“委曲开导”，但刘瑾固执己见，依然将“边仓移为关仓”，使被罚者不堪重负。李东阳进一步向皇上进言说：罚没官吏，将粮食运往边关，多劳少益，不如在该官吏所在地建立储备粮仓，作为上缴国库之用。这样则免除了“输边之劳”。李东阳的这种建议被朝廷采纳。
明朝以前使用的统一货币都是铜币，李东阳在社会调查中发现民间有使用银铸的。针对这一经济活动中新的货币交换方式，李东阳等人马上向朝廷汇报，并提出增加银币作为流通货币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众大臣和皇帝的赞同，从此，银币开始进入货币流通领域，成为中国商品社会比较稳定坚挺的一种货币。史传称赞李东阳“随事应变，潜消默夺，使天下阴受其福”是恰如其分的。
二是提倡政务公开，权力分散。作为一名封建王朝的高层官吏，李东阳看到了特权与专制危及朝政的祸害。在他为官的几十年间，他极力反对官吏们利用特权谋取个人利益。当时，四川镇守太监罗蘥要求皇上给他“便宜行事（即特许他可以随时处置变异事端）的权力。这实质上是一种特权。李东阳“力言不可”！并列举了明王朝开国以来“设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钱粮，布政司管民而不管军队，又有按察司管纠劾刑名，而军马钱粮皆不得管”的先例，认为政府的权力应分散而不应集中在某一个部门，更不能集中在一个官员手上。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职责权，各部门的职责权要相互监督制约，这样可以防微杜渐，防止滋生特权腐败。经过李东阳的极力阻挠，罗蘥“便宜行事”的要求没有准许。有一次，御用监书篆官出现空缺，吏部奉圣旨拟出人选，等候听用。岂料宫中传出圣旨要求将已被罢黜的官员的名单全部送到御用监，评定优劣，以备录用。不相信吏部选举，却相信宠幸之宦官，这样的行径，既与祖制相悖，又大开了用人唯亲，投机取巧之路径。那些一味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媚上欺下的奸猾之徒就会以奉旨裁革之名，胡作非为。如果此例一开，那些奸佞之人必会仿效成风，认为通过不正当地手段获取官位，牟取功名利禄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圣旨诏书只不过是张无用的摆设。这实际上是对朝廷的极大蔑视。正德元年二月十八日，李东阳与刘健、谢迁三位顾命大臣向武宗皇帝汇报进言，要求武宗应该让衙门各司其职，重要的军国大事要集体共同议定。并建议皇上要任用贤人，不要以一二小人的异端邪说，废弃万世公论。否则，社稷祸患难免。如果武宗皇帝不听，李东阳等三人做好了集体辞职来抗议的决定。武宗帝虽内心不悦，但表面上还是接纳了李东阳等大臣的建议。
三是为官勤勉清廉。李东阳一生中曾有两次离京出游。一次是他26岁那年告假回湖南家乡，另一次是受皇恩去山东拜祭孔府。用今天的话说，这两次离京外出是极好放松散心的旅游之行，可李东阳把它当作深入社会，深入民间调查民情，了解底层人民生活疾苦的机会。李东阳根据自己两次出京沿途所见所闻和收集的相关资料向孝宗皇帝递上了一篇数千言奏疏——《应诏陈言奏》，这篇奏疏震惊了当时满朝文武百官。用今天的文体分类看，这应该是一篇材料翔实，观点鲜明，论证充分的社会民情调查报告。在这篇调查报告中，李东阳不仅详尽地描述了当时民间骇人听闻的天灾人祸的惨状，反映了广大黎民百姓的疾苦，并且敷陈时政得失，向孝宗皇帝开出了十条治世药方。将其内容概括为：一是正心诚意，励精图治；二是人君一心，万事根本；三是用民之力，须得民心；四是节财爱物，杜绝浪费；五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六是禁止豪强奸巧兼并土地；七是重视军队教养；八是省刑罚；九是大开言路；十是尊贤使能。这十条方略，于今来看，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而能做到深刻分析社会现状和时政得失，及时有针对性地提出比较合理而又全面的治国方略，没有勤勉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是做不到的。李东阳认为：“大臣者，与人君共治天下也，君岂能独治哉？大臣之于君，善则引之，不善则谏之，以归于治而已。不能引其善，谏其不善，是后其君者也，忘天下之不治，岂独君之责哉!”(李东阳《曹参论》)他把与君王共治天下视为己任，国家不治，大臣有责。
李东阳一生为官“清约之操，出自性成。”（邵宝《李文正公麓堂续稿序》）他年轻时生活朴素，读书勤奋刻苦，即使冬季严寒，家中也不生火炉取暖。读书、写诗文不胜其寒时，他就挪到有太阳光的地方，随着光线的移动，不时移动座位。阴雨天则忍着寒冻，笔耕不辍。踏入仕途后，李东阳常以廉洁清正自警自励著称，从不贪污受贿，虽官至内阁首辅，家中却不富裕。弘治末年，李东阳的一位在福建邵武任同知的同窗好友携带了两匹福建特产闽葛来京看望他。李东阳热情接待了这位好友，当得知好友生活并不宽裕时，李东阳谢绝了礼物。分别时又以缎二匹、书一部相赠，同知只收下了书籍。返程途中，同知在舟中翻阅书籍时，发现书页中夹有赤金箔，而且每本书中都有，共有几百片。这是李东阳的下官送的，李东阳没有启封，自然不知道书中还有“夹金”，就转手赠送给了这位同窗好友。同知大为不悦，对李东阳很有意见。立刻将书寄还，并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书信，指责数落李东阳的不是。
李东阳接到退回的书籍，看到同知的书信，羞愧难当，连忙复信向同知谢过严厉自责自剖，并即刻将书返还给了送书人。
明朝的官吏薪水不高，时任内阁首辅的李东阳每月的官薪只有一石俸米，银15.32两，另有市价甚低的钞500贯。这样的低薪是很难维持在京都的消费的，李东阳有时不得不靠润笔费来补贴日常生活的开支。一天，夫人刚展开纸研磨，准备让他给人题字，恰逢李东阳脸有倦色，夫人笑着说：“若不题字，今天招待客人可就没有鱼菜了。”李东阳于是欣然命笔，用自己的书法作品换回当日的菜钱。
李东阳去世时，家壁萧条，家无余财，已穷得无钱办丧事，幸亏门生和同僚捐款集资才将其及时安葬。
公生明，廉生威。正是李东阳这种无欲则刚的清廉作风，使他能在朝廷相位上具有极高的威望。刘瑾专权乱政，公卿士大夫鲜有不受其害者，而李东阳则能全身远祸，且能保全善类，随时弥缝，在某种意义上说则完全有赖于他自身的清廉正气。
李东阳的为官之道，不仅是他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法宝，也是今天的为官者值得借鉴学习的政治财富。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