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闰晴
我出生时，祖父雷开智已辞世十余年。但他在我心中的分量仍然重若千钧。因为从我懂事时起，我祖母就一直对我讲述祖父参加革命的故事，祖父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读书的时候，我将祖母讲述的那些事记录下来，但由于祖母没文化，所讲的事不是很清楚，尤其是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涉及的人物不是很准确，加之祖父仅系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史不见留名，文不见经传。祖母生前一再叮嘱：“你们不能忘记你祖父。他忠厚老实，为革命奋斗了大半生，跟随陈毅打过几年仗。现在不明不白，连个名字也没留下，你们总不能让你爷爷永远做个‘无名英雄’。如是这样，我做鬼也不心甘。”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开始四处收集祖父雷开智参加革命和参加红军的历史资料，总算将祖父参加革命的主要经历弄清楚了。
农民协会会长
我祖父雷开智是雷枝荣引上革命道路的。雷板荣也是本玄武乡（现为马江镇玄武村）人，是个进步的知识分子。1926年7月，北伐军来到茶陵，杨特派员（即杨孔万）到玄武发动农民运动。雷枝荣便找到我祖父说：“现在浪滩乡已兴起了农民协会，我们玄武也要组建起来。我看你正直老实，又有点文化，想请你和我一起牵头，把我们这里的农民组织起来。你看行不行？”我祖父说：“可是可以，只是我不知如何搞，这就全靠你来教我。”从此，祖父即开始着手玄武乡农协会的组织工作。刚开始时，毫无分文，要买点什么都没钱，祖父便与祖母商量，将家里的全部积蓄——八百铜钱，拿出来，作为筹办农协会的必备费用。
这年8月底，玄武乡农民协会正式成立。这个乡农协会管辖玄武、麻石寨、月岭、西冲、毛家等村，共发展会员200多人。乡农协会成立时，杨特派员、李炳荣、雷枝云、陈为、谭道瑛、陈和南等到会上讲话，主要意思是号召农民们团结起来，在农协会的领导下，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伸和贪官污史等。会上，推选祖父雷开智为农协会会长，雷秀珍为妇女部长。祖父领导农协会清查了豪绅掌管的公堂公产，清算了毛家村毛林生等土豪的罪恶，并开展了减租减息、废除苛绢杂税等活动。
1927年春，茶陵县城办起了“湖南私立云阳职业学校”，主要培训农村针织、印染等技术工。这所学校名义上是国民党县党部倡办，实际是共产党办的。校长潘祖浩、副校长王友德都是共产党员，教师也是共产党员或是激进的知识分子。当时招收了50来个学员，马江区浪滩乡的陈应炳是时就在该校读书。因学校要一个忠厚老实、又精打细算的人，从事后勤管理，张善成认为我祖父是个理想的人选，就介绍祖父到该学校工作。自此，祖父离开了家门多年未归。据我祖母说：“祖父那天走的时候，正下着大雨。我背着你父亲（当时差不多三岁）送他。他走了几步又返回来，摸着你父亲的头，有些恋恋不舍。我说：‘县城到这里只有二十里路，你随时可以回来。你就放心地去吧！’哪知道，他这次一走，就是十多年。”
当年5月，县总工会委员长王友德见我祖父办事认真扎实，便要祖父到县工人纠察队主管内勤工作。当时纠察队有50多名队员，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每天都要到城外去操练。祖父为让他们吃饱吃好，用了一番心事。“马日事变”后，祖父随纠察队到枫树下、狮口等地阻击罗定挨户团，但因没有几支枪，打一下就退了。
罗定部进驻茶陵后，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骨干，从城里杀到乡下，到处血流成河，搞得人心惶惶。罗定部到玄武乡后，土豪劣绅“点水”，首先就把雷枝荣的父亲抓去杀害了。跟着就要找我祖母，祖母就躲到邻居家楼上的稻草里，一整天都不敢出来，尿也撒在裤子里。这帮土匪见抓不到人，就放火烧屋，一连烧了十几家的房子。我家的房子被烧毁，我祖母、我父亲无家可归。我祖父与县总工会的刘青云等人，躲到潞水碣石的深山老林里，随后即组建了茶陵游击队，祖父被分在九队，从碣石转到了东、西岭。
留守井冈山
1927年11月，毛泽东指示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进茶陵城后，陈韶、谭思聪等率领游击队进驻茶陵城。在工农革命军党代表宛希先的领导和组织下，工会、农会、妇女会、共青团、学生联合会等群团组织都相继建立。刘青云协助谭震林组建工会，他要我祖父到工会工作。接着，为维护城里的社会治安，谭震林着于组织工人纠察队，刘青云对他说：“雷开智是老纠察队的，就让他到纠察队来，仍然主管后勤工作。”谭震林很高兴，说“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你要他来见我。”刘青云便带着我父亲一起来到谭震林的住处——江西会馆。谭震林对我祖父说：“你的任务，就是要让队员们吃饱吃好。这一百多号人吃饭不饱就没劲了。你的工作很重要哦！”祖父不负组织上的厚望，克服了重重困难，兢兢业业地做好后勤工作。祖父的最大特点就是心细，注重每一个工作细节，而且事必躬亲。他没有多少言语，而一说话都言之有理，切中要害，所以，他工作中很有点子，关键时期他能出个好主意。当年12月下旬，国民党吴尚部一个加强团进攻茶陵城，妄图消灭我工农革命军。宛希先等组织军民浴血奋战，但终因敌人多于我军数倍。战斗一天后，我军决定撤离茶陵城。茶陵县委、县工农兵政府商议并指示工人纠察队在山头布疑兵以迷惑敌人，以掩护工农革命军撤退。年轻的纠察队员一时无措，说：“我们没几支枪，又没了子弹，哪能迷惑住敌人？”这时，我祖父在场，便说：“别急，我有办法！”当即就去买了十几封鞭炮，找来几个装油的铁皮瓶子。于是，纠察队员在几座山头上分别放置一个油瓶，树起一面旗子，并轮流在油瓶里放鞭炮，如此，就像机关枪响一样，此起披伏，弄得敌人摸不清头脑，不敢贸然出动。待工农革命军安全撤出城后，我祖父随纠察队撤离，尾随工农革命军来到湖口。在湖口，我祖父报名参加了工农革命军，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在砻市整编时，祖父被编入一团二营。
春节后，在隧川县城毛泽东指示一团攻打新城。全团指战员全部参战，战斗比较顺利，不久即结束战斗。祖父参与了清查城里残留的东西和国民党县政府的文件、财产等打扫战场的工作。待祖父回到二营时，二营许多茶陵籍战士已回茶陵开展游击战争。不久，祖父被安排到步云山留守处工作。刚到留守处时，祖父还见到了马江浪滩的陈叔同、陈泽同俩姐妹和陈和南等人，老乡相见，非常亲切。后来，祖父又见到了马江长联的雷端富，当时，雷端富已是宛希先的警通员，为宛希先充当秘书和保管秘密文件。更让祖父高兴的是，见到了本村的雷二毛、雷枝虎、雷绿仔、雷晚这等人，他们分别为一团一营和三营的战士。
1928年3月，毛泽东率部去了湘南，井冈山只有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祖父仍留在留守处。 “朱毛会师”后，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祖父被编入二十八团二营，营长是肖勤。
跟着陈毅打游击
1928年12月，蒋介石调动湘鄂赣军阀组织十万大兵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围剿”。为牵引敌人，减轻井冈山的压力，红四军出击赣南闵西，红五军和湘赣边界地方武装留守井冈山。祖父随部队艰苦征战到兴国。以后，祖父又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战斗。1934年6月中旬的一次战斗中，祖父胸部受重伤，被送到云石山医院。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进行战略转移，但祖父的身体并没完全恢复，不能随军转移。但此时医院住了不少的伤病员，而原在医院的驻防（即保卫）部队要撤走，便将一些伤势好转而又无法转移的伤病员组织起来，与地方武装部队一起担负医院的驻防任务。祖父和本村的雷二毛都留在了医院，担负着驻防工作。
是时，陈毅也住在医院里。他是在兴国老营盘一战中负伤的。他的右胯骨被敌弹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不能行走，所以，中央决定将他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他的伤势严重，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保养，烧退了，但大腿总是红肿疼痛，不能伸直，不能下床。他是医院的重点保护对象，组织上决定由我祖父、雷二毛等人组成一个警卫班，加上他原来的警卫员，负责他的警卫工作。按照他的伤情，应该动手术，可医院没有电源，不能拍X光片。在中央红军转移的前两三天，周恩来知道了此事，便立即派人将一台汽油发电机送到医院，才为他动了手术。就在动完手术的那天下午，陈毅醒来，就要我祖父等几个警卫员找来担架抬他到中央机关，与即将撤出中央苏区的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告别。
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后，医院显得非常冷静。当时医院已没有医师、护士，只有伤病员。祖父他们的保卫工作很艰难，责任很重大。不久，组织上决定将伤病员转移到山区的老乡家里，祖父与雷二毛也随陈毅转移到泷头山窝里的一农民家里。1935年春节过后，陈毅腿脚方便多了，便四处奔波组建游击队。4月的一天，赣南游击队整编，陈毅见祖父与雷二毛年纪较大，又是老红军，有工作经验，便将他们派到游击队。但在游击队任过什么职务，祖父始终没有跟祖母提及。祖母只知道祖父刚到游击队时，他们被编成三个队，90人为一队，每三人配一条枪，两根梭标。这就是起家的武器，以后就到敌人手中夺枪支弹药。
1936年，粤军第一军和蒋介石嫡系部队四十六师，对赣南游击根据地进行两次大规模的“清剿”。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许多高级干部相继牺牲，一大批红军基层干部和革命群众遭到残害，游击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
1936年10月，敌人又一次调动大批兵力，把梅岭包围起来，把猎犬、探照灯都带进山里，大肆搜剿，闹得老虎、野猪满山乱跑。祖父他们奉命突围，途中与敌遭遇，全队游击队员被敌军打散。祖父为寻找部队，昼伏夜行，有几次险些被敌人发觉。这样，寻找了20多天后，好不容易来到油山游击区，但这里已被烧杀得一片狼藉。祖父只好出山，结果在土坑又碰到雷二毛，这真是生死之交的战友。雷二毛也是被打散后摸到油山的，因饥饿疲劳出山找吃的东西。于是，两人结伴寻找部队。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势下，要找到游击队实在不易，定无居所、餐风露宿不说，还常遭险境，两人便决定暂到广东谋生，等待时机。
他们到广东后，靠打零工营生。1937年6月，我祖父伤痛复发，无钱医治，胸痛难忍，无法再去务工，便决定回家。其后，几经艰难回到县境，有家难归，只好躲到嫁在湖口的我老姑妈家。我祖母得知此情后，就与当地保长求情，并将自家的田地全部卖光作赔款，祖父方回到家里。然而，祖父的身体每日衰弱，家里无钱供他医治，只能弄些草药治疗，勉强维持生命，终于1942年5月病故，享年仅50岁。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祖父雷开智。1950年，县政府曾多次邀请我祖母参加红军家属会议，可因我祖母重病缠身不能前去参加。我父亲得到党的培养，曾参加“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和组织农业合作社等各项运动。祖母告诫我们：“一定要听党和政府的话，努力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
（责任编辑：卫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