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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的革命生涯

2018-12-27 18:02:40 来源:《湘东文化》杂志网--株洲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株洲市委宣传部主管 浏览:151



文/雷闰晴        

  我出生时,祖父雷开智已辞世十余年。但他在我心中的分量仍然重若千钧。因为从我懂事时起,我祖母就一直对我讲述祖父参加革命的故事,祖父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读书的时候,我将祖母讲述的那些事记录下来,但由于祖母没文化,所讲的事不是很清楚,尤其是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涉及的人物不是很准确,加之祖父仅系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史不见留名,文不见经传。祖母生前一再叮嘱:“你们不能忘记你祖父。他忠厚老实,为革命奋斗了大半生,跟随陈毅打过几年仗。现在不明不白,连个名字也没留下,你们总不能让你爷爷永远做个‘无名英雄’。如是这样,我做鬼也不心甘。”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开始四处收集祖父雷开智参加革命和参加红军的历史资料,总算将祖父参加革命的主要经历弄清楚了。
农民协会会长
  我祖父雷开智是雷枝荣引上革命道路的。雷板荣也是本玄武乡(现为马江镇玄武村)人,是个进步的知识分子。1926年7月,北伐军来到茶陵,杨特派员(即杨孔万)到玄武发动农民运动。雷枝荣便找到我祖父说:“现在浪滩乡已兴起了农民协会,我们玄武也要组建起来。我看你正直老实,又有点文化,想请你和我一起牵头,把我们这里的农民组织起来。你看行不行?”我祖父说:“可是可以,只是我不知如何搞,这就全靠你来教我。”从此,祖父即开始着手玄武乡农协会的组织工作。刚开始时,毫无分文,要买点什么都没钱,祖父便与祖母商量,将家里的全部积蓄——八百铜钱,拿出来,作为筹办农协会的必备费用。
  这年8月底,玄武乡农民协会正式成立。这个乡农协会管辖玄武、麻石寨、月岭、西冲、毛家等村,共发展会员200多人。乡农协会成立时,杨特派员、李炳荣、雷枝云、陈为、谭道瑛、陈和南等到会上讲话,主要意思是号召农民们团结起来,在农协会的领导下,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伸和贪官污史等。会上,推选祖父雷开智为农协会会长,雷秀珍为妇女部长。祖父领导农协会清查了豪绅掌管的公堂公产,清算了毛家村毛林生等土豪的罪恶,并开展了减租减息、废除苛绢杂税等活动。
  1927年春,茶陵县城办起了“湖南私立云阳职业学校”,主要培训农村针织、印染等技术工。这所学校名义上是国民党县党部倡办,实际是共产党办的。校长潘祖浩、副校长王友德都是共产党员,教师也是共产党员或是激进的知识分子。当时招收了50来个学员,马江区浪滩乡的陈应炳是时就在该校读书。因学校要一个忠厚老实、又精打细算的人,从事后勤管理,张善成认为我祖父是个理想的人选,就介绍祖父到该学校工作。自此,祖父离开了家门多年未归。据我祖母说:“祖父那天走的时候,正下着大雨。我背着你父亲(当时差不多三岁)送他。他走了几步又返回来,摸着你父亲的头,有些恋恋不舍。我说:‘县城到这里只有二十里路,你随时可以回来。你就放心地去吧!’哪知道,他这次一走,就是十多年。”
  当年5月,县总工会委员长王友德见我祖父办事认真扎实,便要祖父到县工人纠察队主管内勤工作。当时纠察队有50多名队员,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每天都要到城外去操练。祖父为让他们吃饱吃好,用了一番心事。“马日事变”后,祖父随纠察队到枫树下、狮口等地阻击罗定挨户团,但因没有几支枪,打一下就退了。
  罗定部进驻茶陵后,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骨干,从城里杀到乡下,到处血流成河,搞得人心惶惶。罗定部到玄武乡后,土豪劣绅“点水”,首先就把雷枝荣的父亲抓去杀害了。跟着就要找我祖母,祖母就躲到邻居家楼上的稻草里,一整天都不敢出来,尿也撒在裤子里。这帮土匪见抓不到人,就放火烧屋,一连烧了十几家的房子。我家的房子被烧毁,我祖母、我父亲无家可归。我祖父与县总工会的刘青云等人,躲到潞水碣石的深山老林里,随后即组建了茶陵游击队,祖父被分在九队,从碣石转到了东、西岭。
留守井冈山
  1927年11月,毛泽东指示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进茶陵城后,陈韶、谭思聪等率领游击队进驻茶陵城。在工农革命军党代表宛希先的领导和组织下,工会、农会、妇女会、共青团、学生联合会等群团组织都相继建立。刘青云协助谭震林组建工会,他要我祖父到工会工作。接着,为维护城里的社会治安,谭震林着于组织工人纠察队,刘青云对他说:“雷开智是老纠察队的,就让他到纠察队来,仍然主管后勤工作。”谭震林很高兴,说“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你要他来见我。”刘青云便带着我父亲一起来到谭震林的住处——江西会馆。谭震林对我祖父说:“你的任务,就是要让队员们吃饱吃好。这一百多号人吃饭不饱就没劲了。你的工作很重要哦!”祖父不负组织上的厚望,克服了重重困难,兢兢业业地做好后勤工作。祖父的最大特点就是心细,注重每一个工作细节,而且事必躬亲。他没有多少言语,而一说话都言之有理,切中要害,所以,他工作中很有点子,关键时期他能出个好主意。当年12月下旬,国民党吴尚部一个加强团进攻茶陵城,妄图消灭我工农革命军。宛希先等组织军民浴血奋战,但终因敌人多于我军数倍。战斗一天后,我军决定撤离茶陵城。茶陵县委、县工农兵政府商议并指示工人纠察队在山头布疑兵以迷惑敌人,以掩护工农革命军撤退。年轻的纠察队员一时无措,说:“我们没几支枪,又没了子弹,哪能迷惑住敌人?”这时,我祖父在场,便说:“别急,我有办法!”当即就去买了十几封鞭炮,找来几个装油的铁皮瓶子。于是,纠察队员在几座山头上分别放置一个油瓶,树起一面旗子,并轮流在油瓶里放鞭炮,如此,就像机关枪响一样,此起披伏,弄得敌人摸不清头脑,不敢贸然出动。待工农革命军安全撤出城后,我祖父随纠察队撤离,尾随工农革命军来到湖口。在湖口,我祖父报名参加了工农革命军,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在砻市整编时,祖父被编入一团二营。
  春节后,在隧川县城毛泽东指示一团攻打新城。全团指战员全部参战,战斗比较顺利,不久即结束战斗。祖父参与了清查城里残留的东西和国民党县政府的文件、财产等打扫战场的工作。待祖父回到二营时,二营许多茶陵籍战士已回茶陵开展游击战争。不久,祖父被安排到步云山留守处工作。刚到留守处时,祖父还见到了马江浪滩的陈叔同、陈泽同俩姐妹和陈和南等人,老乡相见,非常亲切。后来,祖父又见到了马江长联的雷端富,当时,雷端富已是宛希先的警通员,为宛希先充当秘书和保管秘密文件。更让祖父高兴的是,见到了本村的雷二毛、雷枝虎、雷绿仔、雷晚这等人,他们分别为一团一营和三营的战士。
  1928年3月,毛泽东率部去了湘南,井冈山只有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祖父仍留在留守处。 “朱毛会师”后,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祖父被编入二十八团二营,营长是肖勤。
跟着陈毅打游击
  1928年12月,蒋介石调动湘鄂赣军阀组织十万大兵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围剿”。为牵引敌人,减轻井冈山的压力,红四军出击赣南闵西,红五军和湘赣边界地方武装留守井冈山。祖父随部队艰苦征战到兴国。以后,祖父又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战斗。1934年6月中旬的一次战斗中,祖父胸部受重伤,被送到云石山医院。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进行战略转移,但祖父的身体并没完全恢复,不能随军转移。但此时医院住了不少的伤病员,而原在医院的驻防(即保卫)部队要撤走,便将一些伤势好转而又无法转移的伤病员组织起来,与地方武装部队一起担负医院的驻防任务。祖父和本村的雷二毛都留在了医院,担负着驻防工作。
  是时,陈毅也住在医院里。他是在兴国老营盘一战中负伤的。他的右胯骨被敌弹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不能行走,所以,中央决定将他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他的伤势严重,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保养,烧退了,但大腿总是红肿疼痛,不能伸直,不能下床。他是医院的重点保护对象,组织上决定由我祖父、雷二毛等人组成一个警卫班,加上他原来的警卫员,负责他的警卫工作。按照他的伤情,应该动手术,可医院没有电源,不能拍X光片。在中央红军转移的前两三天,周恩来知道了此事,便立即派人将一台汽油发电机送到医院,才为他动了手术。就在动完手术的那天下午,陈毅醒来,就要我祖父等几个警卫员找来担架抬他到中央机关,与即将撤出中央苏区的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告别。
  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后,医院显得非常冷静。当时医院已没有医师、护士,只有伤病员。祖父他们的保卫工作很艰难,责任很重大。不久,组织上决定将伤病员转移到山区的老乡家里,祖父与雷二毛也随陈毅转移到泷头山窝里的一农民家里。1935年春节过后,陈毅腿脚方便多了,便四处奔波组建游击队。4月的一天,赣南游击队整编,陈毅见祖父与雷二毛年纪较大,又是老红军,有工作经验,便将他们派到游击队。但在游击队任过什么职务,祖父始终没有跟祖母提及。祖母只知道祖父刚到游击队时,他们被编成三个队,90人为一队,每三人配一条枪,两根梭标。这就是起家的武器,以后就到敌人手中夺枪支弹药。
  1936年,粤军第一军和蒋介石嫡系部队四十六师,对赣南游击根据地进行两次大规模的“清剿”。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许多高级干部相继牺牲,一大批红军基层干部和革命群众遭到残害,游击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
  1936年10月,敌人又一次调动大批兵力,把梅岭包围起来,把猎犬、探照灯都带进山里,大肆搜剿,闹得老虎、野猪满山乱跑。祖父他们奉命突围,途中与敌遭遇,全队游击队员被敌军打散。祖父为寻找部队,昼伏夜行,有几次险些被敌人发觉。这样,寻找了20多天后,好不容易来到油山游击区,但这里已被烧杀得一片狼藉。祖父只好出山,结果在土坑又碰到雷二毛,这真是生死之交的战友。雷二毛也是被打散后摸到油山的,因饥饿疲劳出山找吃的东西。于是,两人结伴寻找部队。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势下,要找到游击队实在不易,定无居所、餐风露宿不说,还常遭险境,两人便决定暂到广东谋生,等待时机。
  他们到广东后,靠打零工营生。1937年6月,我祖父伤痛复发,无钱医治,胸痛难忍,无法再去务工,便决定回家。其后,几经艰难回到县境,有家难归,只好躲到嫁在湖口的我老姑妈家。我祖母得知此情后,就与当地保长求情,并将自家的田地全部卖光作赔款,祖父方回到家里。然而,祖父的身体每日衰弱,家里无钱供他医治,只能弄些草药治疗,勉强维持生命,终于1942年5月病故,享年仅50岁。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祖父雷开智。1950年,县政府曾多次邀请我祖母参加红军家属会议,可因我祖母重病缠身不能前去参加。我父亲得到党的培养,曾参加“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和组织农业合作社等各项运动。祖母告诫我们:“一定要听党和政府的话,努力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
(责任编辑:卫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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