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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茶陵的状元桥

2019-10-30 10:18:01 来源:《湘东文化》杂志网--株洲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株洲市委宣传部主管 浏览:59



文/王薛刚  

      
  昔日茶陵有座石拱式状元桥,“文革”中与文庙一道被毁,由于此桥当时为县二中出入校门的唯一通道,所以毁桥之人只推倒桥的石栏杆于泮池中,桥梁用土填平仍作通道。如今县二中校门已改在状元路边,状元桥体仍沉睡在学校女生宿舍后一半圆式围墙内的地下。状元桥来历得从古代茶陵设学说起。
  一 、被人讥讽设学后终于出了状元
  古代茶陵何时办学,依最后一次所修同治九年(1870年)版《茶陵州志》(下称《同治志》)“学宫”篇记:“茶学五季(指907—960年的“五代”)不可考,仍旧志断自宋始”。“旧志”指明嘉靖四年(1525年)存刻本《茶陵州志》(下称《嘉靖志》)记:“学在州(指今称南宋古城)西二里许,旧志(指,张治修志搜集的残缺不全的宋、元时的手抄本)曰:宋宝祐(1253—1258年)中,在紫微”(指与天空相对应的紫微地区,即今一中及所在后山的紫微街)。“不可考”,但该志在“杂志”篇中,记有五代时江西一游学者伊用昌来到当时县城的马王城(今高陇镇古城村),不见有学校,就写一打油诗贴于县城门上:“江南有芒草,茶民采之织履。伊用昌题诗县门云:‘茶陵一道好长街,两畔栽柳不栽槐;夜后不闻更漏鼓,只听锤芒织草鞋’。县官及胥吏怒逐界。系五代时事”。这是讽刺茶陵人穷得连县城夜晚都无须打更,提醒人防火防盗,这激发了茶陵人于南宋时期的设学之举。
  兴学后,州官们就能“教民以学”( 《同治志》),不久就有“谭用式,字仁叔,景定庚申元年(1260年),以释褐(指脱下粗布衣为官)状元,湖北提举“官名”。南宋出进士达71人。进入元朝,州官们则“政尚宽简,尤加意学校”,又有李祈中状元,但被降为殿元。《嘉靖志》记:“元统癸酉(1333年),廷试,始参议张起岩、尚书宋诚夫、监丞揭曼硕,请祈对策,拟甲。是科启缄、则南士(指蒙古人,把国人分成四等,南人为最低等)也,遂改次李齐”(北方人为三等)。茶陵人不服,仍称李祈为状元。进士,元代茶陵仍有22人。
  茶陵官学起步晚,但出人才多,正如元代湖南道监司赵天弼在《进士题名记典》中云:“江南三省,湖广得才,为近古湖广省湖南得才为最多。茶陵隶湖南,得才比各郡县尤为多。”(《同治志》)这让茶陵十分得意。
  二、状元不再后找风水原因
  进入明代后,茶陵不仅久久与状元无缘,而且科举榜上也籍籍无名。州官们心急如焚,认为是学校的风水出了问题。据《嘉靖志》载:“成化(1465—1487)中,知县俞荩(浙江人)来曰:茶陵何科第之乏也?无乃学之地弗利欤?乃迁城中,去州治西三百步。其科第之乏犹故也。”后历三位知州,至“弘治乙卯(1491)李永珍(广东人)来曰:学之址,弗若旧塽垲答阳,抱山而挹水,复徙以往,其科第之乏犹故也。”6年后,“丁巳(1496)知州董豫(江苏人)来,作士之意比二子为勤”。其“勤”,《嘉靖志》作了长篇详叙述,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深入观察,研究风水,得出学之地“是谓索封”也(指粗绳捆住状)。二是广集“诸耆老”询问:茶陵“在宋元为文献之邦,人才甲湖南,何今之久汩汩也?”(“汩”,gǔ,此处为“沉沦”)。诸耆老告知:“去州西二里许,曰狮子口。……有狮子口衔万卷”之谚。三是去该地考察,认为风水好,但地多荒芜,且为民居,再“拨他地以居其民,拓隘夷荒”后,立即才大兴土木建学宫,至己任七年时调离,不仅工未毕,也未解决遗留与民争地问题。后经六任,至正德十四年(1526年)赵以敬(贵州人)“乃以乡之旧仓地易之。夏公(指江西夏良胜,嘉靖四年即1525年任职)继增之以价,池乃复”(池:指广业斋后所凿三泮池,为与民相争之地)。即使这样,也才至“辛酉(1557年)乡贡举二士。科第继起不绝。作兴之功,公(指,董豫)实肇之”。
  明朝长达271年之久,存在时间比宋、元合之还长,茶陵虽打破了“科第之乏”,且能“继起不绝”,但状元不再,这就成了州官们一心病。若进一步从《清志》看办学情况,清代茶陵人延续了明代补救风水的做法,并另辟蹊径,终再圆状元之梦。
  三、状元桥立再圆状元梦
  清代茶陵官方办学,欲圆再出状元之梦的措施颇多。从《嘉庆志》(嘉庆二十一年,即1816年版)和《同治志》的记载看看,其既重风水,更重尊孔,也隐讳其追梦状元。现笔者仅就迁学宫、建文庙的一些关键事件叙述如下:
  《嘉庆志》因修于嘉靖四年(1525年)止,清代两志,续记了“科第继起”后为圆状元梦的风水补救措施,即学宫前左“临大江”(指文江),“盖下沙低陷,云万历九年(1581年)……欲建文明塔于隔江朝山,未果,……十六年(1589年)知州陈情(云南人)遂其成。二十五年(1598年)知州盖梁(山东人)建文昌阁于学之前左以补下沙之缺。天启二年(1622年)知州何起龙(四川人)建望江楼于阁前,关锁重叠,意也缘江水自酃(县)下,狂奔沸腾难遽回岸脚,城根日益冲刷为患”。在进一步补救时,“而时事孔迫(指农民战争),以未毕工为憾”。“经明末戌马之后”,狮口山学宫几废,顺治间,才一进士。康熙十年(1671年),将学宫“由西郊徙入南城内”。康熙六十一年期间,虽有一大学士彭维新出现,但仍非状元。又将学宫于乾隆二十六年(1694年),迁入“城外旧址,久为民家,有不可复得,遂建狮口山上。迎风生蚁,墙栋欹斜,势难垂久。五十七年(1792年),复改建南城内”(州志下记再建文庙),此乃为学宫因风水折腾之迁。
康熙十年(1671年)学宫“徙入南城内”,“始而规画”,工程浩大,完成多半。但“工未毕,十三年(1674年)以来,吴逆(指吴三桂起兵叛清)窃踞湖南”,攻入茶陵,“兵卒往来,取薪宫墙,饮马泮池,几就荒废”。“十六年(1677年)我师恢复”一年后,才又“乃鸠工庀材,举未造”与“复损者被缀之工”。在士民捐助之下,可谓“无废不举”。但学宫五十七年(1718年)“复改建城南内”,又“复议改建”。按风水中的尊卑,“遍相城内外,靡有吉壤(指没有吉祥之地)。乃就大成门内原基退后培高,中为大成殿(文庙主体工程)……最前为泮池,殿后为崇圣祠(祭奉孔子父母用)……以上均随文庙工程一并移建”(“移”指改变或变化。两处省略为建筑布局与功能说明)。若计至“嘉庆二十年(1815年)以修志余资,修葺大成殿,又考棚内桌櫈……易木为石为永久”止,前后折腾历时144年,才完这一组以文庙为中心的办学建筑群,即“文庙工程”,其占地之多,以至“中坝街”也消失,而独居古城中央,存至“文革”中被毁。
  “最前为泮池”。辞书只有“泮水”“泮宫”。“泮”本为学宫前水池,半月形,缘于周代诸侯贵族子弟学校,学校称“泮宫”。科举时代,生员入学称“入泮”。明、清时州、县学也叫“泮宫”。茶陵称“泮池”。从州城示意图与文庙平面图和保存至“文革”时的实物看,池深约2米左右,独具立桥于池上,桥两边立石栏杆,再用石构半圆式围墙合抱连接棂星门前左、右“四大学士祠”和“李文正(指李东阳)专祠”外侧边沿。“围墙正门和两侧门,镌有‘德配天地,道贯古今’联语,门外两侧各竖‘文武官员,到此落马下轿’的碑坊。围墙高约2.6米,为红料石浆砌,镌以花卉、鸟兽浮雕图案”(《茶陵县志》,1993年版,中国文史出版社)。中门与桥同宽,为2.5米,正对桥头,两侧门宽约2米,进入要拐走,才至桥头。当时规定,中门要侯新举状元才开启入内经桥至文庙内谒圣,生员每月初一日、十五日谒圣只准从侧门入,以示激励,进军状元。事也凑巧,后来“萧锦忠,字黼平,道光乙巳(下转第25页)(上接第23页)(1845年),恩科状元,官翰林修撰”。他“家贫力学,经史手录成帙,日罄数十纸(指无钱买书,只有抄书学)。乡荐后留京师十余年,刻自奋励。工诗赋,经其指授,皆有法,词翰精妙,都(指京都)下名流,率以鼎甲期之,果以乙巳廷试魁天下”(《同治志》)。
  从“状元桥建再出状元”的历史看,茶陵因崇尚状元而崇尚风水,实际上也就是崇尚知识,就是重视我们现在所倡导的环境育人。因而,状元桥建再出状元,既为偶然,也为必然。
  (责任编辑:黄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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