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薛刚
昔日茶陵有座石拱式状元桥，“文革”中与文庙一道被毁，由于此桥当时为县二中出入校门的唯一通道，所以毁桥之人只推倒桥的石栏杆于泮池中，桥梁用土填平仍作通道。如今县二中校门已改在状元路边，状元桥体仍沉睡在学校女生宿舍后一半圆式围墙内的地下。状元桥来历得从古代茶陵设学说起。
一 、被人讥讽设学后终于出了状元
古代茶陵何时办学，依最后一次所修同治九年（1870年）版《茶陵州志》（下称《同治志》）“学宫”篇记：“茶学五季（指907—960年的“五代”）不可考，仍旧志断自宋始”。“旧志”指明嘉靖四年（1525年）存刻本《茶陵州志》（下称《嘉靖志》）记：“学在州（指今称南宋古城）西二里许，旧志（指，张治修志搜集的残缺不全的宋、元时的手抄本）曰：宋宝祐（1253—1258年）中，在紫微”（指与天空相对应的紫微地区，即今一中及所在后山的紫微街）。“不可考”，但该志在“杂志”篇中，记有五代时江西一游学者伊用昌来到当时县城的马王城（今高陇镇古城村），不见有学校，就写一打油诗贴于县城门上：“江南有芒草，茶民采之织履。伊用昌题诗县门云：‘茶陵一道好长街，两畔栽柳不栽槐；夜后不闻更漏鼓，只听锤芒织草鞋’。县官及胥吏怒逐界。系五代时事”。这是讽刺茶陵人穷得连县城夜晚都无须打更，提醒人防火防盗，这激发了茶陵人于南宋时期的设学之举。
兴学后，州官们就能“教民以学”（ 《同治志》），不久就有“谭用式，字仁叔，景定庚申元年（1260年），以释褐（指脱下粗布衣为官）状元，湖北提举“官名”。南宋出进士达71人。进入元朝，州官们则“政尚宽简，尤加意学校”，又有李祈中状元，但被降为殿元。《嘉靖志》记：“元统癸酉（1333年），廷试，始参议张起岩、尚书宋诚夫、监丞揭曼硕，请祈对策，拟甲。是科启缄、则南士（指蒙古人，把国人分成四等，南人为最低等）也，遂改次李齐”（北方人为三等）。茶陵人不服，仍称李祈为状元。进士，元代茶陵仍有22人。
茶陵官学起步晚，但出人才多，正如元代湖南道监司赵天弼在《进士题名记典》中云：“江南三省，湖广得才，为近古湖广省湖南得才为最多。茶陵隶湖南，得才比各郡县尤为多。”（《同治志》）这让茶陵十分得意。
二、状元不再后找风水原因
进入明代后，茶陵不仅久久与状元无缘，而且科举榜上也籍籍无名。州官们心急如焚，认为是学校的风水出了问题。据《嘉靖志》载：“成化（1465—1487）中，知县俞荩（浙江人）来曰：茶陵何科第之乏也？无乃学之地弗利欤？乃迁城中，去州治西三百步。其科第之乏犹故也。”后历三位知州，至“弘治乙卯（1491）李永珍（广东人）来曰：学之址，弗若旧塽垲答阳，抱山而挹水，复徙以往，其科第之乏犹故也。”6年后，“丁巳（1496）知州董豫（江苏人）来，作士之意比二子为勤”。其“勤”，《嘉靖志》作了长篇详叙述，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深入观察，研究风水，得出学之地“是谓索封”也（指粗绳捆住状）。二是广集“诸耆老”询问：茶陵“在宋元为文献之邦，人才甲湖南，何今之久汩汩也？”（“汩”，gǔ，此处为“沉沦”）。诸耆老告知：“去州西二里许，曰狮子口。……有狮子口衔万卷”之谚。三是去该地考察，认为风水好，但地多荒芜，且为民居，再“拨他地以居其民，拓隘夷荒”后，立即才大兴土木建学宫，至己任七年时调离，不仅工未毕，也未解决遗留与民争地问题。后经六任，至正德十四年（1526年）赵以敬（贵州人）“乃以乡之旧仓地易之。夏公（指江西夏良胜，嘉靖四年即1525年任职）继增之以价，池乃复”（池：指广业斋后所凿三泮池，为与民相争之地）。即使这样，也才至“辛酉（1557年）乡贡举二士。科第继起不绝。作兴之功，公（指，董豫）实肇之”。
明朝长达271年之久，存在时间比宋、元合之还长，茶陵虽打破了“科第之乏”，且能“继起不绝”，但状元不再，这就成了州官们一心病。若进一步从《清志》看办学情况，清代茶陵人延续了明代补救风水的做法，并另辟蹊径，终再圆状元之梦。
三、状元桥立再圆状元梦
清代茶陵官方办学，欲圆再出状元之梦的措施颇多。从《嘉庆志》（嘉庆二十一年，即1816年版）和《同治志》的记载看看，其既重风水，更重尊孔，也隐讳其追梦状元。现笔者仅就迁学宫、建文庙的一些关键事件叙述如下：
《嘉庆志》因修于嘉靖四年（1525年）止，清代两志，续记了“科第继起”后为圆状元梦的风水补救措施，即学宫前左“临大江”（指文江），“盖下沙低陷，云万历九年（1581年）……欲建文明塔于隔江朝山，未果，……十六年（1589年）知州陈情（云南人）遂其成。二十五年（1598年）知州盖梁（山东人）建文昌阁于学之前左以补下沙之缺。天启二年（1622年）知州何起龙（四川人）建望江楼于阁前，关锁重叠，意也缘江水自酃（县）下，狂奔沸腾难遽回岸脚，城根日益冲刷为患”。在进一步补救时，“而时事孔迫（指农民战争），以未毕工为憾”。“经明末戌马之后”，狮口山学宫几废，顺治间，才一进士。康熙十年（1671年），将学宫“由西郊徙入南城内”。康熙六十一年期间，虽有一大学士彭维新出现，但仍非状元。又将学宫于乾隆二十六年（1694年），迁入“城外旧址，久为民家，有不可复得，遂建狮口山上。迎风生蚁，墙栋欹斜，势难垂久。五十七年（1792年），复改建南城内”（州志下记再建文庙），此乃为学宫因风水折腾之迁。
康熙十年（1671年）学宫“徙入南城内”，“始而规画”，工程浩大，完成多半。但“工未毕，十三年（1674年）以来，吴逆（指吴三桂起兵叛清）窃踞湖南”，攻入茶陵，“兵卒往来，取薪宫墙，饮马泮池，几就荒废”。“十六年（1677年）我师恢复”一年后，才又“乃鸠工庀材，举未造”与“复损者被缀之工”。在士民捐助之下，可谓“无废不举”。但学宫五十七年（1718年）“复改建城南内”，又“复议改建”。按风水中的尊卑，“遍相城内外，靡有吉壤（指没有吉祥之地）。乃就大成门内原基退后培高，中为大成殿（文庙主体工程）……最前为泮池，殿后为崇圣祠（祭奉孔子父母用）……以上均随文庙工程一并移建”（“移”指改变或变化。两处省略为建筑布局与功能说明）。若计至“嘉庆二十年（1815年）以修志余资，修葺大成殿，又考棚内桌櫈……易木为石为永久”止，前后折腾历时144年，才完这一组以文庙为中心的办学建筑群，即“文庙工程”，其占地之多，以至“中坝街”也消失，而独居古城中央，存至“文革”中被毁。
“最前为泮池”。辞书只有“泮水”“泮宫”。“泮”本为学宫前水池，半月形，缘于周代诸侯贵族子弟学校，学校称“泮宫”。科举时代，生员入学称“入泮”。明、清时州、县学也叫“泮宫”。茶陵称“泮池”。从州城示意图与文庙平面图和保存至“文革”时的实物看，池深约2米左右，独具立桥于池上，桥两边立石栏杆，再用石构半圆式围墙合抱连接棂星门前左、右“四大学士祠”和“李文正（指李东阳）专祠”外侧边沿。“围墙正门和两侧门，镌有‘德配天地，道贯古今’联语，门外两侧各竖‘文武官员，到此落马下轿’的碑坊。围墙高约2.6米，为红料石浆砌，镌以花卉、鸟兽浮雕图案”（《茶陵县志》，1993年版，中国文史出版社）。中门与桥同宽，为2.5米，正对桥头，两侧门宽约2米，进入要拐走，才至桥头。当时规定，中门要侯新举状元才开启入内经桥至文庙内谒圣，生员每月初一日、十五日谒圣只准从侧门入，以示激励，进军状元。事也凑巧，后来“萧锦忠，字黼平，道光乙巳（下转第25页）（上接第23页）（1845年），恩科状元，官翰林修撰”。他“家贫力学，经史手录成帙，日罄数十纸（指无钱买书，只有抄书学）。乡荐后留京师十余年，刻自奋励。工诗赋，经其指授，皆有法，词翰精妙，都（指京都）下名流，率以鼎甲期之，果以乙巳廷试魁天下”（《同治志》）。
从“状元桥建再出状元”的历史看，茶陵因崇尚状元而崇尚风水，实际上也就是崇尚知识，就是重视我们现在所倡导的环境育人。因而，状元桥建再出状元，既为偶然，也为必然。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