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六年春闱，李东阳担任朝廷会试主考官，好友杨一清对他说：“前年四月，我赴陕西提督学校，发现有一举子，与您是本家，且你们俩的名字仅差一个字。”
李东阳笑着说：“他叫李西阳？”杨一清摇着手说：“不，他叫李梦阳。”李东阳诙谐地说：“那他母亲生他必定是在半夜子时。”杨一清问道：“你怎么知道？”李东阳说：“我是太阳刚从东边出来时所生，父亲给我取名叫‘东阳’；他叫‘梦阳’，不是半夜子时所生吗？”杨一清告诉李东阳说：“此人前年举乡试第一，今年必定会来会试，你可要留心擢选。”李东阳回答说：“我是受皇上之命，岂有不尽职尽责选拔人才之理？我虽不敢自称伯乐，但千里马还是不会从我的眼皮底下溜掉的。”
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一次考试，因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300名为贡士。弘治六年，李梦阳会试入围成为贡士，且万万没有想到主考官竟然是他心仪已久，蜚声诗坛的李东阳。
李东阳对李梦阳的才学、品行颇为赏识，曾撰文赞扬说：“梦阳以文学为首解，登甲科，砥砺名行，表然见郎署。”（李东阳《文后稿》卷十六）在《与杨邃庵书》中，李东阳说：“始得关中书甚悉……所喻李梦阳者，果得首解；及两张生皆如尊料。时雨之化，殆有不诬。仆所许何生孟春者，输君一筹，然此子之进尤未可量也。”（李东阳《文前稿》卷十四），在这封信里，李东阳告诉好友杨一清，李梦阳确实是个人才，比自己的高足门生何孟春还要出类拔萃，有着不可估量的前程。这是李东阳对李梦阳的赏识之词，体现了李东阳的慧眼睿智。从此，李梦阳投身李东阳门下，成为李东阳茶陵诗派的追随者。
弘治十五（1502）年，李梦阳的父亲病逝，央求李东阳为其父撰写墓表。李东阳很体察李梦阳的一番苦心，欣然答应了。在这篇墓表里，李东阳写道：“庆阳李君惟中以教授卒于家。吾友都御史杨公应宁为铭以葬，而墓道未表。后君以子李梦阳贵，赠承德郎户部主事。梦阳仍请于予，且出其所自为状。梦阳学于杨公，又予礼部所举士，其视予，犹视杨公也。故予虽未识君，亦不得而辞焉。”（李东阳《文后稿》卷十六）李东阳讲到自己愿意为李梦阳之父写墓表，是因为李梦阳把自己当作他的老师杨公（杨一清）一样，所以我也得将他视为自己的门生对待。而李梦阳更以有李东阳这样的大师为师长而荣耀。李梦阳在《徐子将适湖湘，余实恋恋难别，走笔长句，述一代文人之盛，兼寓祝望焉耳》一诗中写道：“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大贤衣钵岂虚掷，应须尔辈扬其尘”，把李东阳当作自己的恩师杨一清一样敬重。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李梦阳此时也有政治仕途上依附的成份，但作为文人主要还是想进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组织，成为其中成员。李梦阳在《朝正倡和诗跋》说：“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此意运会也。余时承乏郎署，所与倡和则扬州储静夫、赵叔鸣，无锡钱世恩、陈嘉言、秦国声，太原乔希大，宜兴杭氏兄弟，郴李贻教、何子元，慈溪杨名父，余姚王伯安，济南边庭实。其后又有丹阳殷文济，苏州都玄敬，徐昌穀，信阳何仲默……诸在翰林者，以人众不叙。”他所言的储静夫、乔希大、何子元等人都是李东阳门下茶陵诗派的重要成员，而“诸在翰林者”更是茶陵派居多。这就说明，李梦阳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茶陵诗派的圈子里，成为其中一员了。
随着茶陵诗派成员的增多，一批后起之秀纷纷在茶陵诗派中崭露头角，这其中被称为 “七子”的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七子”在尚未另立门户之前，他们都是模仿学习李东阳诗作的活跃分子。文学史上有人认为，没有李东阳和茶陵诗派，“七子”派也难以成气候，至少他们的成名要延缓时间，其根据是“七子”派的诗歌创作主张基本上脱胎于茶陵诗派，这很有道理。且比较一下李东阳与“七子”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李梦阳的诗歌主张，他们在“诗宗盛唐”、“诗言真情”、“诗讲法度”等方面都有共识之论。如李东阳《春雨堂稿序》言：“近代之诗，李、杜为极”，而李梦阳《张生诗序》也说：”唐之诗，最李、杜”；李东阳言诗歌创作“真情实意，暗合而偶中，固不待于教。而所谓骚人墨客、学士大夫者，疲神思，弊精力，穷壮至老而不能得其妙，正坐是哉”（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李梦阳也认为“诗者，感物造端者也。”（李梦阳《秦君饯送诗序》）值得誉赞的是李东阳与李梦阳都钟情于民歌。李梦阳提出了“真诗乃在民间” 的观点（李梦阳《诗集自序》），李东阳则自觉学习民间诗曲，创作了《长沙竹枝词》、《茶陵竹枝词》等许多优美的诗篇。至于创作法度，他们都属于格调派，都是以文法唐宋，诗宗盛唐为匡训，讲究格律、音调和遣词造句，追究语言的韵律美。
正德元年六月初九，李东阳60岁生日，作为门生的李梦阳曾写过《少傅西涯相公六十寿诗三十八韵》，赞美李东阳：“文章班马则，道术孟颜醇”；“绝艺邕斯上，高情颉籀邻。一挥惊霹雳，只字破风尘。绚练王侯宅，苍茫海岳滨。”对李东阳的文章和书法艺术作了极高的评价和赞美。有人认为李梦阳这篇贺寿诗中没有肯定李东阳的诗歌，认为李梦阳已经开始对茶陵诗派有不同意见了。但从李梦阳正德元年二月写的 “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一诗看，此时的李梦阳并没有全盘否定李东阳的诗歌。
李东阳与李梦阳的龃龉，从有关资料看，是源于“康海事件”。康海是弘治十五年的状元，曾深得孝宗赏识。他倡导复古，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王九思等与之倡和，形成“七子”派。据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性状》记载：按照当时的惯例和风尚，士大夫有父母之丧，皆持重币为挚到内阁请德高望重的大臣撰写碑铭传表，而康海之母去世，却打破惯例，不求内阁诸老为碑表铭传，却自己行状，请李梦阳为墓表，段德光为传，这种反常行为自然是对内阁诸老大不敬，也是有辱阁老们的权威与尊严，甚至是对前辈的一种蔑视。李东阳自然会想起当年李梦阳的父亲去世，李梦阳还曾请他为其撰写过墓表，而今康海竟然要李梦阳撰写墓表，这不等于将李梦阳代替了我李东阳不是？所以李东阳直叫康海之文为“子字股”。
中国历代官场和文阁讲究论资排辈，以年龄、出身、地位、名望和权势为尊。倘若康海此次谦逊一点，低调一些，尊重一下台阁诸老，或者恭请诗坛领袖李东阳为自己的母亲写个墓表，矛盾或许不会激化，冲突不会如此尖锐。康海不仅没有从人格上尊重李东阳，且对李东阳的诗歌也不感冒。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性状》又记载着：“是时，李西涯为中台，以文衡自任，而一时为文者皆出其门。每一诗文出，罔不模效窃仿，以为前无古人。先生（康海）独不之仿。乃与鄠杜王敬夫，北郡李献吉（李梦阳），信阳何仲默，吴下徐昌穀为文社，讨论文艺，诵说先王。西涯闻之，益大衔之。”康海的狂妄和大不敬惹起了李东阳的不满，我们也不能全责怪李东阳没有肚量。人，尤其是老年人，很需要年轻人的尊重。相互尊重，就容易交流沟通，心中的块垒也可以消除。李东阳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浸渍，面对门徒的反目与歧视，心中自然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后来弘治十八年，李梦阳因冒犯皇亲下狱，孝宗问阁臣如何处理，就出现了“东阳不敢对”的暧昧态度。李东阳为官几十年，曾营救过许多落难者，其中还有诬告过自己的“敌人”；而李梦阳是李东阳当考官录取的进士，又是好友杨一清的门生，也曾被自己赏识，这次为什么 “不敢对”呢？细析之，这确实与李梦阳与康海等人对李东阳的藐视不敬有直接关系，再加上李梦阳得罪的是皇亲，依据李东阳柔弱自保性格，他也不会冒这样的风险。
关于李东阳与李梦阳的矛盾恩怨，有人认为是李东阳把持“文柄四十余年”，长期压抑了李梦阳等人，不为李东阳等当权者所用，使他们愤而反抗李东阳。有些网络文学作品，把李东阳写成了心胸狭窄，容不得异己的人物，这是有失公允的。李梦阳等人在仕途上一直“偃蹇不达”，“怀才不遇”，固然与其“另立门户”，不敬李东阳等内阁大臣有关，但亦不能尽归咎于李东阳。李东阳虽然一度身处内阁首辅之位，但他并不能一手遮天，特别是刘瑾专权之时，他自身常处危境，受其侮辱，提拔李梦阳、康海那样的“矫激之士”，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再加上李梦阳、康海等人的狂妄自大，已经没有把李东阳放在眼里，李东阳自然不会挺身而出去营救。
由于没有营救，李东阳和康海都遭受过囹圄，这就更增加了他们对李东阳的仇恨。李东阳去世后，“七子”之一的王九思写杂剧，影射李东阳，发泄愤懑；李梦阳也是余恨未已，在《凌溪先生墓志铭》中借题发挥，大放厥词，言李东阳“柄文者(指李东阳)承弊袭常。方工雕浮靡丽之词，取媚于时眼，见凌溪等古文词，愈恶抑之曰‘是卖平天冠者’。”此时，双方之间的师生情谊荡然无存，已经成为势不两立的对敌了。
透过李东阳与李梦阳矛盾恩怨的迷雾，不难让我们得到这样的警示：学术观点上的论争不能参入政治偏见；流派的分野不应混入人格的诋毁，即使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年轻学者也应尊重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而身处高位的大学阀对后起之秀的偏激行为也应理解宽容。文化巨擘之间如果相互都能退让谦逊容纳理解，和谐共存，与时俱进，文化艺术的田野将更加万紫千红，百花吐艳。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