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厅堂上，一直悬挂着一幅肖像油画。
我从“呀呀”学语时起，就不时地窥视着这幅画像。那时，农村家家厅堂上都挂着毛主席像，唯独我家在毛主席像的下方多了这幅像。于是心里起了谜团：这个人是谁？
大概在我6岁的时候，我又到厅堂认真端视着这幅画像，被奶奶看见了。她问：“林仔，你知道他是谁吗?”我摇了摇头。她就说：“他是你老爷爷（即曾祖父），是革命烈士，是共产党的一个大官，可惜死的太早了……”奶奶叨叨不休地说了很多，我都没听见，只静心静气地看着老爷爷的像。这像非常年轻，眉清目秀，朴实慈祥，而慈祥中透出几分刚烈，朴实中又显现几分英气。但我还是不明白，他这么年轻，为什么会是我的老爷爷？
上小学了，老师带我们参观革命纪念馆。纪念馆内悬挂着曾祖父的照片，一股敬意油然而生。我得意地指着照片向老师同学说：“这是我的老爷爷”。后来，参加工作了，再后来我被调入县委办工作。随着对历史的了解，曾祖父的形象在我心中越来越高大，我为有这样的老爷爷而自豪。也因为有了曾祖父这么一层光环，有时同事打趣说我是“高干子弟、将门之后”，我也欣然报之一笑。有时，也津津乐道地邀一些朋友或同事去家里欣赏老爷爷的画像。但对于这画像的来历，我并不清楚，所以当有人问及这事时，我无言以对，心里总有些遗憾。
前些日子，我爷爷递给我一本回忆录，全是关于他与谭余保交往的一些往事。他要我抽空整理一下。翻开回忆录，犹如徜徉在历史的长河，那幅谜一般的油画，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原来，我曾祖父的这幅画像，是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省政府副主席的谭余保于1954年要省委宣传部请人画的。
我曾祖父叫李炳荣，生于1903年，早年求学于湖南长郡中学，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毕业后，放弃进黄埔军校深造的机会，毅然回乡教书，实则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暗中进行地下组织工作。由他领导的农民运动在湘东一带负有盛名。1927年，我曾祖父当选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农民代表，成为了茶陵的第一个县委常委。因我曾祖父读过书有主见，农民们有事就找他商量，拿主意。早在农民运动时期，茶陵洮水乡有一个狮子班非常出名。这个狮子班全部是农民子弟组成的，为首的就是谭余保。我曾祖父发现这班农民子弟有反抗豪绅的强烈愿望，决定将他们培养成农运骨干。于是我曾祖父和另一个共产党员杨绍震，来到洮水开办农民夜校，组织狮子班学文化，吸收谭余保为共产党员，并利用狮子班这批骨干，成立洮水乡农民协会，推举谭余保为洮水乡农民协会筹委会主任。就这样，谭余保这个放浪不羁的青年，在我曾祖父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很快两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28年9月6日，我曾祖父因乡绅雷湘陵告密不幸被捕遇害。谭余保当时潜伏在茶陵打游击，整个过程非常清楚，只是苦于敌众我寡，不敢轻举妄动，无奈只能强按心中怒火，心里却牢牢记住雷湘陵的名字，等待时机报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雷湘陵畏罪潜伏在长沙木商会馆，被谭余保发现押解回茶审判，因雷有亲属在公安局，被无罪释放回家。谭余保察觉后，马上要革命烈士杨绍震之子捎信给我爷爷，询问具体情况，留了他在省委第八宿舍的地址，要我爷爷查明情况后据情写信与他。我爷爷火速用湘蓬纸写信如实禀报，旋即雷湘陵再被逮捕，县公安局通知我爷爷当面去检举揭发，公安局局长拿出一封信出来，问是不是我爷爷写的，我爷爷拿过信一看，回答“是的”，只见上面谭余保用墨笔批了“严办速报”四字。
1951年，谭余保带领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对茶陵、安仁、攸县、耒阳等老根据地人民及烈、军、工属进行慰问，在茶陵召集军烈属座谈会。因我曾祖母没文化，由我祖父顶替参加。我祖父高中毕业，口笔能行，加之前与谭余保有书信来往，这次见面，分外亲热。谭余保亲切地询问我爷爷家里生活过得怎样？有没有什么困难？在我祖父心中，谭余保早已是自己的恩人、亲人了。于是他便把堂伯母争膳产、邻里骂他土匪崽的事一股脑儿抖了出来，谭余保性情刚烈，却也是侠骨柔肠之人，也许他早就猜想孤儿寡母的日子肯定好不了哪儿去。听我爷爷这么一诉说，眼眶也红润了，情真意切地说：“我比你父亲大四岁，今后你就叫我伯父，有事就到长沙来找我”。
1954年夏，我祖父去长沙参加湖南扫盲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全省农民业余教师训练班，顺便带了我曾祖父在参加华中运动会时拍的一张照片去烧瓷像，并带了家乡的特产红薯淀粉去拜访谭余保。谭余保非常高兴，满腔热情的指着我祖父对其妻易湘苏说：“他是李炳荣的崽，高中生，信写得好，他父亲如不牺牲，到现在起码是个军长以上的领导干部。1927年我曾参加他父亲在圣庙里（今县立二中）召开的全县革命干部工作会议，他向我们做了报告，那时我担任第八区区长。会后我们一起聚了餐，那个炒菜的婆娘菜炒得很好吃……”谭余保边说边陷入了沉思。我祖父亦是性急之人，未等谭余保回过神来，就拿出其父亲的照片，与谭余保谈及烧瓷像的事。谭余保见到我曾祖父的照片，非常惊喜，说：“你能保全你父亲的照片，真是不错。”我祖父说：“这是我母亲冒着生命危险暗藏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随即讲述了当年那场洗劫情景。我曾祖父牺牲后，反动派仍不解恨，疯狂地扑向我家烧杀掠夺。情急之下，我曾祖母偷偷拿出这张照片，迅速地将其藏在猪栏墙壁的缝隙里，才得以幸存下来。谭余保一边听我祖父叙述，一边端详照片良久，深情地对我祖父说：“你父亲是个好人，人也长得英俊潇洒。你很像你的父亲。”又凝视了片刻后，说：“我想拿这张照片给省委宣传部画两张大的半身油画，你看如何？”我祖父忙说：“好哇！只是太麻烦他们了。”谭余保望了我祖父一眼，缓缓地说：“你真像你父亲，总是替别人着想。这很好，有其父必有其子。我所想的是你父亲的这张照片是穿背心照的，作油画不太合适。能否改换成中山装呢？或许这样显得严肃些，也显得庄重。”我祖父由衷感激，欣然应允。
1955年元月，我祖父再去长沙谭余保家，在省委大门口碰见易湘苏，她指着我祖父对传达室的负责人说：“他是谭老的亲戚，不要经过会客手续，让他直接进去。”谭余保对我祖父视同己出，真切地留我祖父在他家食宿，并要他两个儿子和我祖父以兄弟相称。回来时，谭余保把两幅油画交给我祖父并叮嘱道：“带回去，请木匠做个相架子，涂上油漆，装上玻璃，一幅悬挂在厅堂上，一幅放你书房里，这样，你们时常看到你父亲的像，见像如见人。你们要学习你父亲的那种对革命忠心耿耿、敢作敢为的精神，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从此以后，我家厅堂上和书房里就一直悬挂着这两幅画像。全家人都悉心地珍藏着，爱护着。
读着祖父的这段回忆材料，我心潮澎拜。这两幅看似很普通的画像，竟有着如此不同寻常的意义，不仅见证了谭余保与我曾祖父等革命者之间的深厚友谊，也凝聚着谭余保等老一辈革命者对革命先烈的怀念、关切之心，不失为告慰当代，昭示后人，进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为此，在庆祝党的90华诞，爷爷特意召开了个家庭会议，郑重决定把其中一幅油画捐赠给县文物局收藏，于是在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的纪念馆里，又多了一幅我曾祖父的画像……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