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收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就紧锣密鼓地开始征粮工作。国民党县党部派遣皇图岭保安团团长尹志晖、主持召开了东乡三区保甲长联协会议。在会上他以上级领导的资格坐上了会议室的第一把交椅，宣称：“目前的征粮工作是政府的中心工作。政府其所以要抓好这次征粮工作，目的是控制山区粮食不往红军游击队供应。我们政府不但在政治上要孤立红军游击队，在经济上要严格封锁一切物资向他们供应，使他们生存无路，然后自取灭亡。为了抓好这次征粮工作，政府推行‘保甲连坐责任制’。所谓‘保甲连坐责任制’就是‘一窝藏匪，十家同罪’。不管哪一保，或哪一甲，只要有一人通匪，就连同十家受罪。现在政令已下达，希望各保，各甲严格执行，不得有误。”话音刚落，他顺手端起桌上的茶杯呷了口茶，然后自然地摆正了一下坐姿，又夸夸其谈地说：“我们政府一贯是爱民、惜民的。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群众利益，使大家有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大家对政府这种做法要理解，要支持，要配合。为了有序地开展这项工作，决定成立一个义勇催粮队。以陈瑞昌为队长，联防队派出三、五个人组成。看大家有什么意见，提出来大家商讨一下，到底如何把这项工作搞好。”他站起来环顾整个会场上的人，见没有人发言就宣布散会。他没有与其他人打招呼，大摇大摆地甩着膀子高昂地走出了会议室。
南源三区地下党区委书记兼南源第一甲长曾茂林，人称“二面甲”参加了这次征粮会议。他向湘赣边区党委作了汇报。党委指示他要充分发挥地下党组织的作用，争取可以争取的革命力量，特别是当地的保甲长，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斗争。根据这个指示，曾茂林召开了地下党员会议，研究了争取的对象和办法。第一个争取的人是南源保保长陈长庚。他为人忠厚，做事公道，又是山区的好医师，治病救人不分贫富，一呼百应。曾茂林派曾思南去做他的思想工作，他们是同行又是师徒关系。这天晚上，曾思南来到陈长庚家，进门就说：“师傅在上，受徒弟一拜”。拱手合掌打礼。陈长庚忙起身说：“贤弟何必如此。为兄的正缺陪喝酒的人，请坐，请坐。”两人边喝酒边聊天。话到中途，曾思南问他：“这次政府征粮，师傅有何看法？”陈长庚半天不说，好象有难言之处。最后说：“这事让我难啊，身为地方保长不抓不行，抓也不行。今年山区粮食普遍减产，农民交了租后自存粮都不足，哪有粮交政府，这事确实难办。贤弟有何良策？”曾思南说：“地方官做事就要为地方的民众着想，凡事要顺民心，得民意。民众征粮有困难你就不要勉强。官逼民反。逼急了群众会闹事的。上级要你去催粮，你就带他们下去让他们听听民众的意见。”陈长庚回答说：“我只能如此。”至后曾思南打礼回家，陈长庚送到门口说：“贤弟慢步”，
催粮队长陈瑞昌带着一班人三番五次地下乡催粮。几天来毫无进展。南源地区地广人稀，农户各居一处。他们走了大半天才走十来户人家。每到一户都是大门紧锁，见不到户主。陈瑞昌很失望。已经是晌午时分，大家口渴肚饥。此时，陈瑞昌想到了南源保保长陈长庚。决定去他家一趟，一则让他参加催粮，二则到他家去可解口渴肚饥之困。走了十多分钟，终于到了他家。陈长庚以礼相待，热情款待。在谈话中陈瑞昌问陈长庚他们到各农户家，家家都关着门是何原因。陈长庚说：“目前正是山区大忙时期，农民既要上山摘茶子，又要上山挖地茹，还要下田种油菜，见不到家庭主户是常事。”陈瑞昌问他：“这次政府搞征粮民众有什么反映？”陈长庚直言快语地说：“民众都反映，政府这次征粮任务重，征粮有困难，政府是否可以少征或不征？”陈瑞昌说：“政府政令已下，你身为保长怎能说这话。民众有意见全靠我们当官的去说服教育，工作做到了位，民众自然会自动交粮。”陈长庚说：“但愿如此。”
午饭时间，上山做事的农民都回家吃饭。陈长庚带着催粮工作队来到下浣南庄。南庄山区比较大，几户农户聚居在一起。他们来到了陈文林家。陈瑞昌问起征粮的事。陈文林说：“以前我们山区没有征粮任务。因为山区田亩少，产量又不高。一般都是自产自销。今年政府不但征粮，而且任务很重。今年我家总产1200多斤，上交租谷400多斤，剩下的粮食我们全家7口人都不够吃。常言道‘山区红薯半年粮’，如果没有这些杂粮补充，我们要捆着肚饿。你们不顾作田人的死活。”陈瑞昌说：“政府向农民征粮是有指令的，你们不能违反政府的指令，违反指令是违法的。”陈文林见他话中带刺，气上胸膛，冲着他说：“饭要吃，命要活下去。犯法就犯法，坐牢就坐牢。”陈瑞昌正要抓一个抗粮不交的活靶子，就拿他开刀。向前两步揪住陈文林的前领，其他喽罗一拥而上，把他扣押起来。陈文林的儿子见状从室内跳出来与他们扭打起来。附近群众见陈瑞昌如此猖狂，迅速赶来。有的群众手里拿着棍棒，有的举着锄头，个个摩拳擦掌，怒气冲冲，大声叫喊着：“抓住他，打死他！”“谁要我们交粮就打死谁。”陈长庚怕闹出大事，急忙阻止他们说：“请大家息怒，有话好讲，有理好说，千万不能动手伤人。”群众说“不是我们不讲理，是他们不讲理，我们是被他们逼出来的。”有的群众说：“他们不种田的吃饱肚子，我们种田饿着肚子，是他们没有良心，欺压我们老百姓。”在陈长庚的劝说下，群众才渐渐停下来，陈瑞昌也灰溜溜地走了。
陈瑞昌受到这次惊吓以后，认为蛇无头腰不起，南源群众这次胆大妄为的抗粮行动可能与陈长庚有关。于是把他陈长庚骗到皮水联防队扣押起来，追问他群众为什么有粮不交。陈长庚无可奈何地应对他的无聊，只好忍受着。南源三区地下党区委书记曾茂林得知此事后，指示曾国盛组织一个行动小组去处决陈瑞昌。曾国盛经过几天的观察，发现陈瑞昌每天晚上11点钟去他情妇家住宿。这天晚上行动小组在他去情妇家的途中处决了他。并且用一张白纸写上“谁逼我们交粮，就叫谁死亡”，放到他的尸体上。这件事震动了三湘四水。从此，敌人不敢再提征粮的事。
县保安团得知以后，命令15团3营调出一个班的兵力进入东乡三区协助征粮。红军游击队知道后，队长曾茂隆带着游击队两个支队在敌人必经之地鸾山下浣的一个山坳上潜伏。敌人进入埋伏圈时，红军两个支队的战士猛烈开火，子弹像落雨点一样射向敌人。当时《攸县民报》刊登了这一消息，曰：“……兹曹团长及杨班工途中遇匪。激战3个多小时，而当地民众知情不报，以致救援不足，我军惨败。县政应令将该地南源保第一甲长曾茂林捉拿归案”（《攸县革命史》152页）。曾茂林因而被捕入狱，敌人逼迫他承认是共产党的奸细，要他说出游击队的住处。不说出来说就用重刑拷打，“坐老虎凳”、“踩扛子”、“四脚悬梁”。他经受种种折磨，咬紧牙关忍受，不泄漏党的机密，不屈服于敌人。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大声直呼：“我要招供。”敌人以为他反水了，极为高兴。迅速提审他。他说：“我知道有人与红军游击队有联系，以前我不敢说，今天说出来你们要保护我。”他说出10个当地的豪绅，如王槐五等。敌人把这十个豪神都抓了，关在与曾茂林同一间屋。豪绅们都埋怨他。曾茂林说：“我忠心耿耿为你们服务，反而遭到他们冤枉，让我吃这么多苦头。而没有人为我伸冤叫屈。我只有用这个办法，让大家都来吃苦，尝尝苦的味道。难道你们就不能为我作证，说我是冤枉的吗？”他一边说一边流着泪。豪绅们听了很感动，认为他确实是好人，他们抓他毫无根据。因此，在敌人审讯时都为他说了好话。第二天敌人把他们都释放了。
从此，山区的征粮工作也风平浪静了。
（史料来自《攸县革命史》及当地老人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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