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文化组织。史料记载，中国官方书院的开端，始于唐玄宗开元六年，（718）由朝廷创办的丽正书院（后改为集贤书院）。而民间创办的书院早于官办书院，湖南攸县的光石山书院和陕西蓝田的瀛洲书院、山东临朐的李公书院、河北满城的张说书院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4页）。
笔者查阅清顺治、康熙、乾隆、同治版湖南攸县的《攸县志》，发现在学校卷目中都有“石山书院：林奇撰记，今废”的记载，林奇所撰的《石山书院记》，县志没有收录，石山书院是否光石山书院，一时难以判定。因为光石山书院这个名字，仅在苏师道的《司空山记》中提及，即“司空宅在山之西……宅左有光石山书院，故基尚存”。司空山原名麒麟山，传说因南齐司空张巴玉在此修道成仙，遂更名为司空山。天宝十四年，潭州刺史苏师道来此祈雨抗旱，参观了司空山的仙踪遗迹后，作《司空山记》，刊载于清康熙、乾隆、同治《攸县志》。由于苏师道对光石山书院的情况语焉不详，史学界因此把和瀛洲、李公、张说3书院判定为唐初创建的最早书院。
笔者在湖南省图书馆文献室查阅了清咸丰十年（1860）编修的四修《楚攸司空山志》，志中《司空山实录》一文对光石山书院作了“司空书堂，即今大觉寺”的注释。“实录”中还载明张司空在“放光峰下结草舍三十余间居焉，全家斋戒，日诵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可见光石山书院为张司空全家升仙前特定个人家庭读书治学之所。张司空全家是梁天监二年（503）八月十五日白日升天的。光石山书院的创立最迟推断为南梁初期。比起唐学士李元建的瀛洲书院，李靖读书习兵法的李公书院，出任武周、唐中宗、玄宗三代为相的张说书院，早于150～200年之间，是为书院最早者，堪称中国第一书院。
张司空升仙后，光石山书院一直成为当地文人的读书场所。五代时，诗人陆蟾在光石山书院读书，曾作《司空山闻子规》收入《全五代诗》，光石山书院的存在，不但是士人读书治学之所，同时也是接纳朋友访客，谈诗论道的地方。由于司空山的闻名，历代文人士大夫来参观游览者不少。南宋淳熙状元官至礼部尚书的湖南宁乡人易祓，游司空山，参观光石山书院后，挥笔写下《张司空石山书院》匾额，此后的光石山书院就成了“石山书院”。
元明以来，石山书院被废。清康熙五十年（1711），天目禅师在石山书院旧址改建为大觉禅寺，但当地文人仍在山寺读书成名者不少，诸如进士王纯鏳、举人廖梦麟、贡士陈国棠、廖懿庵、岁进士陈圭等。
2012年5月中旬，笔者慕名赴司空山大觉寺游览。寺院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修复的，大门对联是：“大梦谁先觉，唯张老真人功满升天，德传千秋；小寺看后修，然司空名山恩泽布地，福荫万代。”语句隽永，意在赞扬张司空在那个文化封闭的时代，竟先觉悟，创办了石山书院，使之成为中国古代书院的滥觞。修复后的大觉寺不大，但人们在院内建起了乡村大舞台，当时民间的很多文化活动在此举行。并在院子左边，开辟了一间农家书屋，屋内藏书甚多，农友们常来这里阅读，使之真正成草根化、个性化的民众书院。
在大觉寺，还意外地发现一块刻于清乾隆二十九年岁次壬申仲冬月的《江山并寿》石碑，为南水王氏所立，其中序文称：“洞庭以南名胜，自衡岳七十二峰外，司空山其舆相望，埒者也，旧传司空故宅。大觉寺系张公书院，为张司空常读书之所，年久失修。因其地属吾家旧业，又族中弟子员，列明经，举进士者，莫不肄业于是……”为石山书院后来的历史写下浓重一笔。笔者为此兴奋不已，提笔写下上面这些文字。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