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志平 刘醒波
说起谭余保，人们也许只是知道，他曾先后在湖南省、中南局担任党政领导工作。其实，人们并不知道，谭余保早年从事革命活动，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佚闻趣事。
棋盘山上举旗帜
谭余保，1899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洮水乡，1926年10月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茶安酃特区区委书记、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区特委书记。毛泽东称赞他为“中国真正的农民领袖”。
1934年8月，根据中央决定，红六军团撤出湘赣革命根据地，开始西征，留下5个团的地方武装组建以陈洪时、谭余保等为首的新的湘赣省委，继续领导湘赣根据地的斗争。窑窖脱险后，因刘发荣叛变投敌，机密已经泄露，谭余保终止前往湘南的行动，他要迅速返回省委驻地太平山，将刘发荣叛变一事告诉陈洪时，以防不测。此时的谭余保，怎么也未想到当初陈洪时要他去湘南联络蔡会文，就是企图支开他实施其叛变计划的第一步。谭余保一离开太平山，陈洪时就欺骗省委秘书长龙承绪和医生、警卫班战士等人，下山向国民党萍乡公署投诚。蒋介石闻讯，将陈委以“招募专员”，陈洪时感激不已。他很快得到刘发荣已经投诚的消息，估计谭余保尚且不知他已经“弃暗投明”，一定会急着回太平山向他报告，不会去湘南。陈洪时征得新上司的同意，带领乔装了的敌人来到茶陵县八团山区一个省委秘密联络点准备等着谭余保前来上钩。幸好政治保卫局长谭汤池已经获悉陈洪时叛变，估计他会向谭余保下毒手以便向主子邀功请赏，于是连忙派女战士易湘苏来到联络点附近，适时前来保护谭余保。易湘苏发现联络点果然被破坏，便巧装成本地妇女，抢先一步见到谭余保和谭冬仔，报告近来的局势变化。谭余保听说陈洪时已经叛变，不免大吃一惊，气得把牙齿咬得格格响。
1935年7月的一天，谭余保将离散了的40多名红军干部、战士集合在一起，召开了在党的历史上被称为著名的棋盘山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撤消原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成立新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军政委员会和湘赣游击支队司令部。大家推举谭余保为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游击支队政委，会议制定了“保存力量，稳步发展，以待时机”的战略方针，决定将散落在各地的红军战士编成三个大队，采用“敌人来得多，我在茅里坐；敌人来得少，我来跟你搞”的游击战灵活打法，避免死打硬拼，保存有生力量。会议决定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成立中共茶攸莲中心县委。棋盘山会议的召开，结束了湘赣边一年的混乱，开创了该地区游击战的新局面，是湘赣边在红六军团长征后，由败北走向胜利的转折。
下山“吊羊” 一箭双雕
1936年3月的一天，谭余保根据茶陵党组织提供的情报，派人下山，在茶陵龙头铁厂将大地主、大资本家周纪勋一举抓获上山。
周纪勋刚被抓获时， “三魂七魄”全吓走了，上山路上，他心里一直七上八下，估量自己这下完了，落到“共匪”手里，一定会寸割而死。
出乎他的意料，谭余保在山上礼遇了他，亲解其缚，待周纪勋镇静后，谭余保嘱人送上来一碗氽肉的汤。起初，周纪勋不敢喝，生怕里头有毒，谭余保见他起疑心，首先喝了一口，然后让他喝，周纪勋见谭余保待人以礼，待人以诚，心里的恐惧去掉了不少，觉得国民党张扬的谭余保“青面獠牙，十恶不赦”是不实之词。特别是当他喝了肉汤，品尝出里头有人参之后，受宠若惊，顿时请文房四宝，挥笔成一“七绝”：
入林领袖奉参汤，
困极而醒喜欲狂。
寄语腰缠万串者，
山珍暂让我先尝。
待周纪勋情绪稳定后，谭余保注意诱导他，启发他觉悟。并送给周纪勋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本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均是油印本。随后，谭余保又陪同他看了战士们上课、出场。
有一天，周纪勋深有感触地对谭余保说：“谭主席，我捧读了贵党的文卷，观察了你们的行止，我觉得你们不是土匪，你们是救国救民的好汉，你们会有出头之日的！”谭余保说：“我们的出头之日当然有，肯定有。不过路很长，还要努力，还要牺牲，要靠我们打出个出头之日来。比如说，我放你下山，你可能会变得开明些，不过叫你不剥削别人恐怕办不到。还有那么多贪官污吏、地主恶霸，叫他们自动放弃剥削，这办不到，他们不肯的！”周纪勋连连点头说：“在理，在理！”接着，他又不解地问谭余保：“我上山这么久了，你们一不打我，二不吊我，三不杀我，叫我来做什么呢？”谭余保笑着说：“让你来安静安静，想一想，反省反省，为革命出点钱。”他马上问要出多少？谭余保伸出一个指头。他猜说：“一百！”谭余保摇头。他又说：“一千！”谭余保还是摇头，他又说：“一万么？”谭余保点了点头。
周纪勋随即修书一封给儿子周灿先，嘱他办齐游击队指定的价值万元的物资，包括枪支、弹药、指南针、蚊帐、服装、布伞、电筒……
然后，他又写诗一首：
跳出封锁入深林，
筹饷练兵煞费心。
老夫私笑身价重，
人值千金我万金。
后来，周灿先按时在指定地点向游击队缴交了价值万元的物资，谭余保放周纪勋下山。
周纪勋下山后，不仅没说共产党的坏话，还暗中对谭余保有资助。谭余保没忘记他对革命的资助。1949年茶陵解放后，给县委书记韩曙光写信，保了周纪勋，使他一没挨斗争，二没受关押，让其闲居茶陵城，直到1956年病逝。
误将陈毅当叛徒
1937年10月2日，国共两党经过谈判，达成了将南方8省13块游击根据地的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的协议。10月4日，陈毅从赣州来到吉安，与吉安专员公署谈判，就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游击队集中整编的地点和设立新四军通讯处等问题达成了协议。然后，他带着项英的亲笔信和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离开吉安，经安福、莲花、永新进入九陇山，向老百姓打听谭余保的驻地。经游击队驻南山口工作队长傅次喜引见，与段焕竞和刘培善接上了头。
在陈毅进九陇山之前，项英曾派一名党的负责干部曹书良来到九陇山，向湘赣游击队传达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有关指示。由于国共两党长时期对立，与外界长时期隔离，湘赣游击队的干部根本不相信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事实，便错误地把曹书良当做国民党的说客给处死了。陈毅进山之后，段焕竞、刘培善起初也怀疑其叛变投敌，也是上山来作说客的，也想处死他，但为慎重起见，他们决定派人将陈毅送往铁镜山去见谭余保。
陈毅被送到铁镜山后，谭余保拒绝单独与陈毅见面，认为他是个“叛徒”，决定召开机关干部战士大会，公审处决。他派肃反主任颜福华去“接待”陈毅。颜一见面就骂陈毅是“叛徒”，并将其反手捆绑，押到“公审”会场，谭余保一见面一边骂，一边要用旱烟杆打他。陈毅毫不畏怯，据理力争，提出要谭余保派人去吉安新四军通讯处调查。谭余保根本不予理睬，并说：“我不管这些，凡叫我下山与国民党合作的人，我都要把他抓起来！”
这是，陈毅沉不住气了，大声吼道：“我原以为你谭余保是共产党员，要说服你，因为你长期在山上，与党失去联系，不了解外面形势，不了解党的政策方针。见面后我才发现，你是个蛮不讲理的人，党中央的命令你不服从，还把中央派来的代表抓起来当‘叛徒’，要公审枪毙！谭余保！你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杀我。杀了我，你要犯大错误。你是土匪，就杀了我。我陈毅怕死不当共产党！”
陈毅这几句春雷般的话语震住了谭余保，也震动了整个“公审”会场。大家都觉得陈毅很不简单，话讲得句句在理，不像叛徒怕死的样子。粗中有细的谭余保，也冷静下来，想到上次杀了曹书良，这次中央又派人来，也可能情况有变。加上黄炳光又报告了段焕竞、刘培善“审查”的情况，觉得不可鲁莽行事，便缓和口气说：“我谭余保是铁打的共产党员，绝不是土匪，我接受你的要求，若查出真是叛徒，我饶不了你！”于是令人将他押下看管，立即派刘全（一说是刘益兰）、龙震带着陈毅的名片与新四军吉安通讯处的地址下山调查核实。刘全等先到江西莲花县政府，凭陈毅名片见到了县长，受到了客气的接待，还为刘全等购买了去吉安的汽车票。在吉安找到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碰上相识的中共萍宜安中心县委书记韦一平（瑞珍）说明来意。韦一平告诉刘全，陈毅讲的完全属实，千万不能加害。他是东南分局的领导成员，要保证其绝对安全。刘全等连夜赶回铁镜山向谭余保汇报。谭余保听完报告后，后悔不及，深感内疚，立即亲自给陈毅松绑，赔礼道歉。谭余保愧悔至极，对陈毅说：“对不起，把你吊了四天四夜，请你也把我吊四天四夜让我赎罪吧!”陈毅拍着自己的胸脯笑道：“我这个人，还是个好同志嘛！谭主席，你警惕性高，斗争坚决，做得对嘛!”随即又向谭余保详细地传达了中央指示和抗日形势，商定队伍下山接受整编等具体事宜，谭余保表示坚决服从。事情传到延安后，毛泽东不但没有批评谭余保，反而称赞他“政治上很强”，“粗”中有“细”。 基于上述情况，毛泽东在筹备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时，点名要谭余保出席这次会议。
1942年冬天，延安整风开始后，有人又提起谭余保差点误杀陈毅一事，说要整一整谭余保的“土匪作风”。最后，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杀了也就杀了，可谭余保没有杀陈毅。毛泽东还把王震找来，笑着说： “王胡子，你同陈毅、谭余保两人都是好朋友，你请他们吃个饭，讲个和嘛！”王震答应了。第二天，王震上山打了些野味，又亲自下厨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请两人赴宴。两个直爽的人，握紧了手，从此成为至交。1972年，陈毅病重弥留之际，王震前去探望。陈毅握着王震的手，轻轻地问：“谭余保还在吗？三十多年了……”
传奇人物谭余保，正是凭着革命的原则性、坚定性，行事刚直不阿、无私无畏。解放后，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纪委书记的他，敢碰硬钉子，敢摸老虎屁股，被誉为党内的“包公”。
（责任编辑：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