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的苏联岁月
骆晓会
李立三代表中共接受苏联、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指示，犯了左倾盲动错误，于1930年12月被召到苏联“汇报和检查”，表面看来应该算是正常的。但由于其政治生涯沾上了苏联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在长达15年的苏联岁月里，导致其工作沉浮不定，生活上有阳光、平静、和谐与幸福；也有阴霾、惊涛、陷阱和厄运。
李立三的错误与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是一致的，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也未作过多追究。所以，斯大林、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愤怒，主要原因不是其左倾盲动错误而是因为李立三曾公然蔑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指责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甚至还提出要苏联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命令蒙古加入中华苏维埃联邦”等。所以尽管李立三从此开始不断忏悔不断上纲上线，作“深刻和诚恳的检讨”（如以后在莫斯科郊区为中国培养干部的一所军事学院兼课，讲“立三路线”一课“内容极其丰富具体，批判也极深刻”，而学员当时并不知道教员就是李立三自己），并因此得到过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赞许；但结果还是被认为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责令他继续留在苏联，改名李明，到共产国际所办的列宁学校学习和改造。特别是1935年王明作为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到莫斯科后，贯于以打击别人的手段来抬高自己，没完没了地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使李立三在王明手下过起了“小媳妇”的生活。
但李立三毕竟还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并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又是在当时全世界工人和革命者心心向往的红都，所以许多时候工作和学习还是充满热情，生活还是洒满阳光的。他努力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情地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或分配的工作。如由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共产国际派李立三等人到靠近新疆的苏联中亚阿拉木图建立交通站。李立三先后两次和分批派人与长征后的中共中央联系，还亲自编写密电码，几经曲折，最后终于在陕北找到了中共中央，并于1936年初夏恢复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
1935年秋，李立三被派到国际工人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负责翻译、出版中文版的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文件；不久又兼任在莫斯科组稿、编辑、和排版的《救国时报》的实际主编，并负责起草了该报许多社论和重要文章。《救国时报》排版制成纸型后寄到巴黎，由吴玉章等人负责印刷成报向中国国内发行。它实际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国内许多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革命知识分子及广大民众联系的主要渠道。在报社工作的日子里，他常常废寝忘食，工作到深夜，星期天不休息，甚至把难得的莫斯科大剧院的戏票让给别人。同时，作为报社负责人，自己艰苦奋斗、勤勤恳恳；但对同志却关怀备至，千方百计为下属生活上的困难奔走呼号，忙过不停。
在当时被各国革命者视为工人阶级天堂的国度里，更让李立三感到欣慰、幸福，而被现在许多报刊传为美谈的是，也是从此开始了他与美丽的俄罗斯姑娘李莎忠贞曲折的异国婚恋。在李莎已经得悉这位未来的夫君“就是那个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仍然欣赏他、同情他并答应嫁给他时，生在异国他乡且当时许多人因其特殊身份不敢接近他的李立三，自然特别动情，也是莫大的安慰。1936年5月，李立三带自己一生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新婚妻子李莎，在黑海之滨的避暑胜地索契度过了难忘的蜜月：“海声涛涛，绿树丛丛，苏共中央疗养院的花园里兰花盛开，散发着醉人的馨香。立三和我共享着浪漫的爱情高潮。我们爬山散步，下海游泳，形影不离。立三热爱鲜花，发现我喜欢玉兰，顿时童心发作，灵巧迅速地爬到树上，为我摘下一大束玉兰花，插在我们房间里。”[1]
让李立三后来感到光荣而当时吃尽苦头的是，1935年7月，李立三曾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七大,抵制和挫败了王明企图召开中共临时代表大会选举自己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阴谋。但是，这也让王明对李立三仇上加仇。据说王明1930年在上海被捕，为保释供出了中央宣传部的地址，给党的地下机关造成了很大危害，故曾受到李立三的严厉批评。1937年8月，李立三不慎将自己一只普通公文包丢失，不久又失而复得。这本是件小事，康生当时也承认里面没有机密文件，但事后王明、康生却抓住不放，不断批判李立三“玩忽职守”，“欺骗党组织”等等，苏联内务部也开始盯上李立三。1938年2月，李立三被内务部的人带走，并被宣布开除党籍，将一些鸡毛蒜皮上纲上线,指控他为“托派”、“日本特务”、“华人反革命谋杀集团的头头”，试图谋杀斯大林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从而在苏联30年代“肃反”的最恐怖的日子里过了21个月的铁窗生活。只是靠着李莎的坚贞爱情，他才能坚持斗争，不断与审讯人员周旋，终于在1939年11月走出冤狱，死里逃生。此后在苏联的日子里仍然不给他恢复党籍，后来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的同情，才回到国际工人出版社当了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但仍被当作“可疑分子”，在十月革命节、五一节不能去红场，不能参加庆祝游行。
可见，在苏联的15年，李立三是倒尽了霉。政治上寄人篱下和受尽折磨，哪能不“身在曹营心在汉”；即使在最欢乐的新婚蜜月中，望着“高加索的水光山色”哪能不引发他“对祖国、对家乡的思念”……[1]随着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和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李立三“再也按耐不住回国的渴望”，一面托来苏访问的郭沫若带信给中共中央，一面向苏共对外联络部提出申请，请求以党外知识分子的身份回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中共七大竟然已将他选为中央委员！这“对立三震动很大。他对党、对毛主席怀有真诚感激的心情”，从而“归心似箭”，“信心百倍地立即动身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事业”。[1]李立三一回到中国东北，立即带着“补课”的心情，开始了解情况，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的重要文献，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中国革命中。
注引：
[1]李莎.我和李立三在苏联的生活（上下）纵横，199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