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策划湘东三县农民联合“驱罗”
易桂花，谭特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农民运动高涨。为更好地开展运动，湖南省于1926年12月1日—28日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或者发展工商业，都必须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1926年9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二次代表会议作出农工商运动决议案后，攸县各地农民协会纷纷成立。10月，罗震（又名罗祯祥）被选为草田乡农协执行委员。他为人耿直，办事公道，带领农民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喊出“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逼使豪绅减租退押，深受当地群众尊敬。他还根据攸县公法团联席会议作出的“改组团防局、兵丁武器统一收缴上交”决定，设立“改组团防局筹备委员会”，与副执行委员彭范亭带领会员1000多人收缴草田团防局支枪，解散地主武装，建立农民自卫队。
土豪们对罗震等的革命行动恨之入骨。刘姓豪绅串通地主欧老大（攸县八大家之一）等捏造罗震、彭范亭等“勾结土匪，抢夺团防本部枪支，假借名义组织总农协”的罪名，乘湘东保安队来攸“剿匪”之机，买通时任湘东保安司令的罗定，密谋捕杀罗震等农协负责人。当地农民获悉后，立即将罗、彭保护起来。罗定副官周兰亭赴草田抓捕扑空后，立即将土豪监控的罗震等行踪密告罗定。1926年12月16日，当罗震等行至醴陵泗汾时，被预先埋伏的罗定士兵抓捕，并被押往醴陵县城。罗定以土豪劣绅编造的种种罪名，骗得第八军“就地处决”的电令，当即将罗震杀害于渌江桥上陈尸示众。他还听从土豪刘艾文告密，逮捕了农民协会委员罗震、周允怀、蔡天培、易元洪等人。
罗定依附土豪劣绅，挥起了反革命屠刀，锋芒直指正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农协执行委员罗震被杀一事引发了“倒罗（定）”、“讨罗（定）”风波。
湖南农民运动开展后，第一个农协执行委员惨遭杀害的事件震惊湘东，激起民众公愤。中共醴陵地委书记罗学瓒获悉后，立即通知中共攸县地方执委，指示醴陵县农协到湘东保安司令部了解杀人原因，并派人到攸县调查案情。醴陵救难会将尸体摄影，脱血衣以为证明，购棺入殓。
攸县农协筹备处得知这一惨案，非常愤怒，当即发动湖南坳、排山、网岭、皇图岭等2000余名农协会员涌向草田，向当地豪绅讨还血债。他们见猪杀猪，见鸡杀鸡，整整闹了三天三夜，迫使土豪劣绅四处逃命。攸县地委书记余来召开全体执委和农协筹委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派出周振汉、陈向民去长沙、醴陵活动；派谭志道、刘荣生会同醴陵特派员孙少朴、茶陵总工会尹某赴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请愿，要求严惩罗定。
当时正在参加省农代大会的醴陵县农协副委员长唐寄凡，向大会报告罗定杀害罗震的惨讯，大会秘书处立即发出《醴陵简讯》，刊登《湘东保安司令罗定枪杀农协委员长》的消息，与会全体代表纷纷要求省党部、省农协采取措施，查明真相，严惩凶手。在长沙的醴、攸、茶三县学生组织“醴、攸、茶旅省学友反罗（定）行动委员会”，愤怒声讨罗定反革命罪行。
就在省、县农协声讨罗定时，国民党右派却大造反革命舆论，为罗定推卸罪责。罗震被杀的第五天（即1926年12月21日），《大公报》以《保安军枪决罗驼子》为题，诬蔑罗震为“无赖”，进行反革命宣传。就在舆论为其推脱之时，串罗定通省委委员张慕勉（右派）于1927年1月9日赴省城，向省政府主席唐生智谎报实情。不久《国民日报》也发表与《大公报》同样的消息。
由于罗定的保安司令一职是第八军委任，八军军部听信罗定一面之词，对工农代表的要求和人民的请愿敷衍了事，罗震惨案迟迟得不到处理。
1927年1月，毛泽东到醴陵考察农民运动时，参加座谈会的农协干部向他汇报了罗震惨案迟迟得不到处理一事。毛泽东听后，十分关注地说：“被杀害的农协干部是攸县的，听说过。攸县什么打算？你们研究过没有？”当他得知省党部对此事不表态时，十分气愤地说：“你们应该同攸县、茶陵联合起来，组织农民军和梭镖队，与反革命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要准备材料，再派人到省里控告罗定破坏农民运动的罪行。”又说：“这件事不处理，不仅对攸县，对醴陵、茶陵，乃至全省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我回到省里后，一定向省党部等有关方面讲这件事。”
毛泽东离开醴陵前夕，一再叮嘱醴陵地委、农协会，要与攸县、茶陵联合起来，组成农民军讨伐罗定。回到长沙，他与国民党省党部、省农协和第八军交涉，由第六军（程潜部）派出一个营，以会剿醴陵军山贺家桥一带土匪名义到醴陵，协同三县农民军讨伐罗定。
罗学瓒与湘东农运总监潘疆爪立即邀请攸县地执委书记余来、省农运特派员周振汉、中共茶陵特支书记孙少朴到醴陵开会，传达毛泽东指示，商议“讨罗”方案。决定以现有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为基础，成立“醴、攸、茶讨罗行动委员会”，推举潘疆爪为总指挥，各县党部、农协负责人为成员，定于2月12日（农历正月十一日）统一行动。
会后，醴陵县成立以县长为总指挥的“讨罗军事委员会”；攸县的谭震林与欧阳伟带领工人纠察队配合城区1000余名农民军，日夜把守城郊要地接官亭，六区皇图岭乡3000农民武装埋伏攸醴交界的攸北要地；七乡两百名自卫队员举起“敢死队”的大旗充当先锋，区妇联主任动员300多女青年成立娘子军主动请战，并于正月初九日下午赶到攸城待命。茶陵县集结1000名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在茶攸边界洣水江畔，准备堵截罗定南逃。除此以外，攸县再次派人向省党部、第八军请愿。
据醴陵驱罗前敌总指挥程炳生以及攸县农协委员谢五爷、王海清、刘梦林等人的《回忆录》，在驱罗的关键时候，毛泽东交涉的第六军派一个营于正月初十日前赶到醴陵。
2月10日晚上，原不把农协放在眼里的罗定，获知第六军派兵参战的消息，自知难逃法网，遂于11日上午率兵从醴陵泗汾向攸县方向逃窜。醴陵农协闻讯，总指挥潘疆爪即令“驱罗前线”总指挥程炳生率3000多人向泗汾、船湾方向追击。罗部刚到醴攸交界的界牌山，遭到早已埋伏在此的攸县农民军阻击。在前后夹击的情况下，罗定绕道市上坪、高枧经酒埠江、钟佳桥直奔攸城。此时，醴攸6000农民军由北向南分两路追击，茶陵1000多农民军在洣水南岸阻击，罗定陷于“四面楚歌”境地，最后不得不以重金收买老友刘铁山之子刘正（时任农卫军任中队长），只身逃往衡山草市（今属衡东县），然后出逃湘西，投奔军阀熊震部下。 “驱罗”取得重大胜利。
毛泽东同志综合三县农民联合“驱罗”的成功经验，以详确的事实证明农民运动“好得很”，称誉农民革命行为是“革命先锋”，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污蔑农民运动的阴谋。在毛泽东的大力干预下，进行反革命宣传的《国民日报》、《大公报》后来被查封。这些都直接帮助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撰写。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责任编辑：陈益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