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安国
蔡仪1953年10月调入文学研究所工作，在何其芳的推荐下，担任了文艺理论组组长。这点，蔡仪感激何其芳的知遇之恩，因为当时文学所荟萃了全国文学界的精英，文艺理论组组长别人也可以担任。蔡仪对何其芳的工作给予极大的支持，有时观点不相同就互相交流，达到互相认同。蔡仪对何其芳很尊重，这不仅因为他是直接领导，还因为何其芳的道德文章很不错。蔡仪每有文章著作出来，都要先请何其芳审阅，听听他的看法和意见。一般情况下，蔡仪都能听从并采纳何其芳的意见。
1956年元旦这一天，蔡仪心里构想了一系列的美好计划：继续阅读有关认识论的文献、资料，弄清主观唯心论的哲学根源，另外写一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抓文艺理论组的工作，还要参加新文学史的会议。虽说是元旦，可是两人见面后并没有说什么祝贺的话。何其芳开门见山就谈起了文章，说文章已经看完了，没有什么意见。4月底，文学所召开所务会议，要求提出理论工作的未来规划，蔡仪提出了文艺理论研究工作的要求与现状的矛盾，认为当前文艺理论的研究现状还不及阿基米德时代的几何学有系统。不料，蔡仪这句话犯了“歌功颂德”的忌讳，很有“忽发狂言惊满座”的意味，引起了众人的诧异和反对。有人当即发难：难道马恩的理论都不是系统的理论吗？又把列宁、毛主席的理论如何看待？于是蔡仪遭到了批判，大家一致批评他是教条主义。可是蔡仪不服气，认为对方是主观主义，不能从正面来理解他的意见，而是抠字眼找教条主义。就驳斥说：“如果说我的意见不全面，你们的意见更不全面。”蔡仪受到大家的批评后，心情很不好，认为自己在文学所是待不下去了。过了两天，何其芳有事来找蔡仪，蔡仪就向何其芳提出辞去理论组组长的事。何其芳一时不好回答，约他改日再谈。
过了两天，何其芳来找蔡仪，两个人谈了两个多小时，互相解释并消除了一些误会。何其芳答应蔡仪以后可以研究美学，但不能调离文学所。蔡仪听从了何其芳的劝告，再也没有提出辞职和调离的事情，并且一直坚持在文学所里工作。
1958年底，蔡仪一家从幽静的燕东园搬到了东单西裱褙胡同46号。这个房子原是海军司令部的宿舍，蔡仪一家住在一个两层楼房的楼下，楼上住着一位经过长征的海军少将。何其芳住在靠近里面的一个小院的两层楼里，蔡、何两家相隔很近，何其芳与蔡仪商量工作很方便。
1963年4月间，《文学评论》杂志社收到了一篇批评蔡仪的文章，蔡仪看后，觉得如果要发表那篇文章就要求附一篇自己的辩驳短文，于是就写了《商榷之前》，交给了《文学评论》编辑部。何其芳看了，认为如果两文都发，是徒然让对方出丑，主张不发。蔡仪没有坚持，就要回了自己写的那篇《商榷之前》短文。何其芳也很尊重蔡仪，有时自己的文章写出来也请蔡仪提意见。1964年4月间，何其芳的《文学艺术的春天》一书的序文写出后，就送给蔡仪看，请蔡仪提意见。尽管蔡仪手上的工作很多，但他仍然很认真地看完，并提了自己的看法。何其芳对蔡仪那种严谨的态度非常赞赏。
“四清运动”结束后，文学研究所开始讨论文学所工作的改进方案。1965年8月中旬开会，何其芳提出了五点意见：一是要研究解决的理论问题或一般人思想有分歧的理论；二是要组合研究，不要单独发表感想或毫无新意的文章；三是要加强集体协作分组讨论的工作方式；四是计划拟定，便可进行；五是要加强反修问题的研究。蔡仪非常赞同何其芳的意见，特别是对当时的那种“大批判”感到应该悬崖勒马，不能再“进攻”了。这应该是蔡仪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种醒世呼唤，可是太微弱了。现实的运动和斗争越来越猛烈，进一步引发了群众性的狂热和失去理智的批判。
10月，何其芳对蔡仪负责的《文学概论》发表意见说：“《文学概论》不能像现在这样的写法，太枯燥了。”何其芳显然是“得将领”，因为当时中宣部对文学所编写《文学概论》和《现代文学史》两种教材的指示是：以毛主席的指示挂帅，反修为刚，少而精。作为所长的何其芳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
蔡仪对何其芳的意见颇不以为然，认为何其芳并没有看过书稿，就下这样否定的结论，有些官僚主义的武断。蔡仪把自己关于这个书稿的设想向何其芳作了交流，并根据自己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气势，向何其芳进言说，作为一项工作，应该告一段落，别的写法也可以考虑，但应该等待一段时间再说。蔡仪与何其芳之间在工作上这种意见分歧是经常有的，分歧有大有小，但不影响合作，也不影相互之间的尊重。后来的事实证明，蔡仪的分析是对的，“文革”内乱一开始，《文学概论》的工作就被搁置了，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的1979年，《文学概论》才定稿出版，而里面的内容基本还是蔡仪原来确定的。
“五一六通知”发布不久，下基层参加“四清”的何其芳、毛星和蔡仪他们就被调回北京来参加运动。在一些人看来，按照“通知”上的指示，这些人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权威，已经有人在对他们另眼相看，对号入座了。
春节是中国人民最重视的传统节日，节日前后，文学所的人都会互相走动、拜年。这是一年中难得的互相往来，蔡仪夫妇总是会去何其芳家拜年。乔象钟回忆说：“在何其芳家里我们曾吃到过他母亲亲手糖渍的桔饼，何其芳从盘中拿了几只较小的桔饼送给客人，一边介绍说：‘母亲细致，亲手把一个个桔子的粗皮削掉，所以吃起来没有苦味。’”
1973年7月，何其芳交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通过军宣队转来的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稿》，让蔡仪负责审阅。蔡仪组织了胡念贻、李传龙共同审阅。他认真做了最后审阅，并写了很长的意见书。何其芳看了非常满意，并在全所大会上特别对蔡仪进行了表扬，说单看那个细致的意见书，就可以看出工作的认真负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摧残和折磨的何其芳，神经已经有了毛病，说话不时中断，要稍停片刻才能接续下去。何其芳虽然身患多种疾病，可是不肯休息，不辞疲劳与疾病缠身，依然忘我地工作，他总是想带领全所的人尽可能多做一些工作。当时宣传队管着文学所，不许文学所与外界联系，不许可接受工作，但何其芳还是千方百计寻找工作，比如研究毛泽东诗词，这总不算违法吧！申请恢复出版《文学评论》，虽然还没有得到批准，但早就储备了一些稿件。他为党的文学研究事业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心血让文学所的人非常感动，大家都很乐意在他的领导下积极地工作。但是这样的情况没有过多久，就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文学所里又批起了何其芳，说他走回头路，说他是要反占领，想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秩序。何其芳所患旧病也愈来愈频繁了，有时在回家的路上就发作，甚至在街上来回转悠，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有些人世故地与他疏远了，怕接近他。这年中秋节前夕，蔡仪夫妇却不顾别人扣帽子，来到了何其芳家里看望他。蔡仪家与何其芳家先后几次都是邻居，在燕东园时住得很近，在西裱背胡同更是住在一个大门里。蔡仪夫妇来访，何其芳热情地拿出新买的瓜片茶招待他们，只见翠绿的叶片浮动在水里，鹅黄透明的茶水与叶片掩映生辉。何其芳又是拿糖，又是切月饼。夫人牟决鸣则与乔象钟亲切地谈起了孩子们的事，两家孩子都很熟悉，是在一起长大的。何其芳对蔡仪夫妇能来看望他非常感动，说：“路遥知马力，患难见真情”。
1976年6月间，何其芳旧病频繁发作，蔡仪夫妇立即去看望。刚去时，他像往日一样，又是倒茶，又是拿点心，说得热热闹闹，可是顷刻之间病痛又两次发作。蔡仪夫妇见此情景，不好久坐。谁知当他们起身告辞时，何其芳又犯病了，毫无表情地呆坐在沙发上，就像僵痴一样，一动不动，弄得蔡仪夫妇手足无措，只好傍在左右护理，防止出现意外，一直等到他家人进来才回家。
7月13日，何其芳突然大口吐血，不得不住院开刀，诊断是晚期胃癌。下午，蔡仪到医院去看他，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不时呻吟，腰间、脚上插着多根管子，头上一个大冰袋。当蔡仪第二次去看他的时候，身上的管子更多了，有时说胡话，7月24日的下午便永别人世，从发病到逝世只有10天。余冠英先生曾说：“这是不是医疗事故？”钱钟书先生说：“谓其死于非命也。”一代才人，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尽折磨，尚在盛年，便遽然告别了他钟情的文学事业，真是赍志而没，遗憾悲哀！
何其芳逝世后，蔡仪非常难过，很多天茶饭无味，心情极其痛苦，不能做事。追悼会之后，伤悼之情依然萦绕脑际，过了几天，蔡仪写下了《悼何其芳同志七律二首》，其中有：“ 四十年间勤战斗，无穷心力付文章”句，这算是蔡仪对何其芳一生的真实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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