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泽贤
茶陵铁犀之名至少在湘东地区家喻户晓。我小时曾就读当时茶陵的省立二中，因而有幸经常去洣江河岸观瞻它的风采，知道它是南宋绍定间县令刘子迈为降妖镇水而铸造的。由于其酷似南方到处可见的水牛，当地人便称之为铁牛。这个民间称呼一直流传至现代。其实，这只“铁牛”它只有一只角，与水牛有明显的区别，称它为铁牛似不恰当，后阅古籍，方知史料中称之为铁犀。时至80年代，我已到了能用分析的眼光去观察事物的年龄，重游茶陵惊奇地发现，这头众口咸称“茶陵铁犀”的奇兽，竟然也不似犀的模样。犀牛颈短、胸宽、眼小、耳朵向上竖立，腿也短却粗壮，尾短小，鼻骨向前突出，其上长着一只角或两只角。对照茶陵铁犀，它的脖子长，眼珠子大而爆出，尽管蹲伏在地，仍可看出四肢并不粗壮，耳、鼻、嘴都与水牛相像，尾巴细长藏在臀部，虽然一只角，却没长在鼻骨上而在头顶。这头奇兽到底该怎么称呼才对呢？让人困惑不解。为弄清真相，我遍查相关文献，分析、研究。近读《湘东文化》总第15期《茶陵铁犀探究》一文，再次引起了我的思考。该文提出“应该采用民间称呼‘茶陵铁牛’或‘独角神兽’为妥”的主张，那就是说，否定了铁犀的称号，也即否定镇水者是犀，这可是个关键的问题。我仔细拜读文章所讲的道理，觉得难以让人信服，因此说说自己的看法，并与该文作者商榷。
要判定这尊奇兽该不该叫铁犀，我以为必先弄清两个问题。
一是犀牛有无降妖镇水的能耐。众所周知，犀是野兽，当然不懂得怎样镇水，仅凭这点就可以制定洣水河畔这头铁铸的奇兽根本就不是铁犀。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我要提醒读者，我们研讨的这尊奇兽镇水的事，原本就是一个颇富神话色彩的故事，只有沿着神话这条线索去探讨，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人类在生产力很低、知识很少的原始时代，若遇不可抗拒的灾异，总是幻想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或神人来制服它。但这种超自然力量或神人一定与制服这一灾异的事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或参与其事的影子。如羿可能是某个氏族里一位善射的能为民除害的英雄，后来遇到了空前的旱灾，人们把这种现象想象为天上的太阳太多，于是善于使用弓箭的后羿便成了射日神话中的主角。那么，犀牛与降妖镇水有何渊源？两者能不能搭上关系？请看《南州异物志》的说法：“玄犀处自林麓，食性棘，体兼五肉，或有神异，表灵以角，含精吐烈，灿若华烛，置之荒野，禽兽莫触。”这节短文，盛赞犀是一种具有神异功能的兽类，尤其是犀角，集中表现了犀的非凡之处。据说犀角中心有一条白线贯通两头，称“通天犀”。李商隐“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诗句，就是形容两颗心如同灵犀般能自行勾通印证。又《抱朴子》（西晋葛洪著）说：“得其（犀）角一尺以上，刻为鱼而衔以入水，方三尺，可得气息水中。”这不就是说犀有一定控制水的能耐吗？南朝宋刘敬叔撰写的《异苑》讲了个故事，说晋温峤到牛渚矶，闻“水底有音乐之声，水深不可测，人云下多怪物，峤乃燃（犀）角照之，须臾水族覆火，奇形异状。”这不就是说犀有发现、锁定妖魔的本领吗？大概因为犀具备这类特异功能，在人们的想象中，它足以承担降妖镇水的重任了。据我所知，大约公元前300年左右，犀在秦昭王蜀守李冰修筑的都江堰那里第一次担当了实质性的“工作”。《艺文类聚》（唐欧阳询撰）引《蜀王本纪》的记载说：“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在水中，以压水精。”开启了犀牛镇水的先河，比茶陵铁犀早了一千四、五百年。后来唐杜甫还为此写出了《石犀行》一诗（见《全唐诗》P219）表达对犀牛镇水一事的看法。不过，李冰处在战国末年，冶炼技术还不很过硬，原材料也不是很足，没有本钱铸铁犀，但后世仿此造犀牛镇水的事例就越来越多，并最终将石犀提升为铁犀。刘文举出全国较有名气的铁犀镇水事例就有四处之多。我们的《湘东文化》2011的第1期刊登李波先生《铁犀牛出水记》一文，举出了醴陵渌江石桥铁犀出水的事例，那铁犀背上镌刻着“大宋淳熙十五的（公元1188年）”七个字，竟比茶陵铁犀的（公元1232年）早铸了44年，刘文将“华夏第一镇水铁牛”的桂冠送给了茶陵铁犀，有欠公允。但有个事实却是肯定的，即同一个湘东地区，年代如此接近，竟接连出了两头铁犀，说明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犀不但会镇水，而且已成了镇水的“专职卫士”。
再谈第二个问题，中国是否有过犀牛，如果没有，那茶陵犀牛岂非天外来物，刘文正是这个意思。文中说：“犀是一个外来的物种”“是舶来品”，说中国人最早接触的犀是西汉平帝二年（公元2年）黄支国进贡来的。此说错矣。要知道，犀也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一个物种。据《墨子 公输》载：“荆有云梦，犀兕（或说兕就是雌犀）麋鹿满之。”云梦，即云梦泽。泽是水草繁茂的地方，适于犀的繁衍生息。《辞源》指出，云梦泽是今湖南益阳县、湘阴县以北，湖北安陵县安陆县以南、武汉市以北地区，是一块面积颇大的地理名称。按此说法，云梦泽不但有犀，还多着呢。可能有人会说，一条孤证不足为据，当然不止一条证据。早在先秦时期，另有不少古籍记载了我国有犀生存的事实。如汲郡写的《古文》一书中说“夷王六年，王猎于社林，获犀牛一以归。”是说东周天子在京城之内捕获了一头犀。犀皮、犀角更是珍贵的原材料，可制成犀甲、犀轩、犀筋、犀盘等高档次的用品，故又有许多古籍记载了犀制品的使用情况。如《左传 宣二年（前607年）》载，当时的郑、宋两个诸侯国在大棘打了一仗，宋国战败，统帅华元被俘，后来他逃了回来，被宋国派去主持筑城，筑城的人造出歌子嘲讽他说：“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华元要他的参乘也用歌子回应道：“牛则是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歌词已指明此处的甲是犀牛皮制成的铠甲。把筑城人的歌词译成现代汉语是这样的：“挺着肚子瞪着眼，丢了皮甲往回转。连鬓胡子长满腮，丢了皮甲再回来。”描绘华元逃回时的狼狈相。华元回应的歌词则是：“有牛就有皮，犀兕多的是，丢了皮甲又有什么了不起？”嘴硬但尴尬，意思是宋国还有很多犀皮。皮多犀就多，为我们传递了那时有很多犀牛的信息。又《左传 定九年（前501年）》载：“与之（敝无存）犀轩与直盖。”说的是齐国攻打晋国夷仪之地敝无存抢先登上城墙，接着死在城门的城檐下。齐侯奖励他勇于为国牺牲的精神，将贵重的犀牛皮装饰的车子和长柄伞赐给他做殉葬品。又《孟子 滕文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楚辞 国殇》：“操吴戈兮披犀甲。”类似的记载在先秦的古籍中还有很多，不可一一列举。犀牛皮、犀角的制品多，也同样证明中国确曾有过犀。再从汉语的基本词汇来看，商务印书馆现版《词源》，以犀字为头的词条有20个。我国台湾中文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出的《中文大辞典》，收集以犀字为头的词条则高达40个。词源，一切词汇从这里发源，很难想象，一种民族的基本词汇用的是舶来品的名称，这也是犀为我国“土产”的铁证。以上种种，足以证明中华这块大地上确曾生存过大量犀牛。不过，我也相信《汉书•平帝纪》记载的真实性。看来，到汉平帝时，中国已很久没有犀牛了，连后来的历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也才第一次听说到犀牛，而把黄支国晋送犀牛当作大事而记载于史。问题是，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犀牛为何突然消失了？从春秋到西汉到底发生了什么波及犀的祸事？照常理不外自然界出现了某种特大的灾难，使犀牛无法生存。如果有这样的事，恐怕连共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国人也难以幸免。所以这点可以排除。另就是人类对犀牛的大量捕杀，最终导致它的灭绝。那它犯了什么罪要受到如此严厉的惩处？犀牛无罪，“怀璧其罪。”可以制成珍贵器具的犀角、犀皮就是犀身上的“璧”。尤其是犀甲，《周礼•考工记》说：“犀甲寿百年”，是冷兵器时代最好的护身军用品，经久耐用。春秋时诸侯相互兼并，战争频仍，诸侯国出动的兵车动辄百辆千辆，连续打了242年仗，犀甲的需求量相当的大，再加犀轩、犀盘等对犀原材料的需求，犀牛受不住这样长时间的折腾，从而在中国的土地上被斩尽杀绝。
想到这里，我终于茅塞顿开，对洣水岸边这头奇兽的称谓有了自己的结论。我以为还是称之为茶陵铁犀最为准确。因为神话里动物中的犀牛具备降妖镇水的能耐，肯定它铁犀的身份才符合刘县令将其安置在此处的目的。事实上《茶陵州志》说：“刘子迈因江水荡决南城，铸铁犀重数千斤置岸侧压之。”已明白无误地称之为犀。联想到《蜀王本纪》把蹲在都江堰的镇水石兽叫做石犀。1947年醴陵渌江出水的铁牛，当时的《醴陵通俗报》在报道中也称“铁犀出水”。这些事例相互印证，可知凡是蹲在江河边以镇水为己任的铁牛，我们的先辈都是叫它做犀或铁犀，这已得到了公认，并成为称呼的惯例。至于这头铁犀为什么身子像水牛，犀角却长在头顶而不在鼻骨上呢？原因也非常清楚。看本文前面关于犀的介绍，就知道南宋时中国的犀牛早已绝迹，包括茶陵的能工巧匠在内，他们都是没能见过犀牛，只在传闻中听说犀牛颇像水牛而只有一只角，于是发挥想像，铸出了这头水牛身、犀牛角“水犀合璧”的铁犀。虽然不完全不肖似犀牛，但从铸造者原本的意图以及它担当 的具体职责来看，它只能是一头铁犀，只是铸造不够标准而已，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幻想靠神犀整治水患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想起祖辈千方百计与洪水搏斗的艰辛，仍教我们从心底里产生敬意。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