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铁军
进入明朝后，曾经风光无限的茶陵科考一落千丈，一蹶不振。自洪武至成化，一百余年，只有区区十数人进士及第。为此，弘治元年（1488）前后，数任知州兴师动众，几易州学地址。
成化中，知州俞荩来知茶陵，称：“茶陵何科第之乏也，无奈学之地弗利欤？”于是搬迁学宫地址。结果“科第之乏犹故也”。弘治八年（1495），知州李永珍来，称“学之址弗若其旧，爽垲答阳，抱山而挹水。”于是又大兴搬迁。结果“其科第之乏犹故也”。弘治十年（1497）知州董豫来，“视学之地，曰，山撼其胸，水啮其宫，是谓‘索封’。乃召诸耆老而询之曰：‘兹地在宋元为文献邦，人才甲湖南，何今之久汨汨也？岂人之无良？兹土之灵实闭。’”（明嘉靖《茶陵州志》）于是再次动迁，将学宫由州紫微门外迁建于宋初旧址——州西郊狮子口（今茶陵一中所在地）。“经始于丁巳（1497）十二月，迨戊午（1498）七月告成。”
为庆贺告成，乡人，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东阳，“因学正江海辈及诸乡士之请，特记成绩，以告后人，且以期复古之效不止乎宋元之盛而已”，欣然“序其事”，写了序言《茶陵学校记》。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明湖广茶陵（今湖南茶陵）人，明朝政治家、文学家，“茶陵诗派”领袖。他应约撰写的这篇序言，着重阐述了他对儒家礼乐教化的卓尔不凡的见解主张，表达了他对振兴故乡文化教育的满腔热忱，以及对故乡人文社会进步发展的殷切期望。文章篇幅短小，不足800字，却堪称一篇封建社会教育发展的指导纲领。
在简要叙述了茶陵州学的兴替沿革及迁建经过后，文章集中阐述了作者对儒家礼乐教化即封建教育的功能目的的思索和见解：“人禀天地之性以生，其善同也。或为气质所限，又移于习俗之偏，则不能以不异。惟学者能变其气质，愚可使明，柔可使强。苟明而强，则其性无弗复者矣。及得位以行政教，则能变其习俗。齐可以至鲁，鲁可以至道。苟至于道，则人之性无弗复者矣。”他对茶陵州学建设发展表达了殷切的期望 ：“今复而州名，复而学地，亦振起作厉之机，而明彝伦、正风化之义，固于是乎？在士之学于是者，必澡志洁虑，择善而力行，使德崇业广，足以济一世、利万物，则非独为一时一乡之士，虽称为天下之英才，千古之豪杰可也。”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在李东阳看来，教育决不能仅仅为了科考中式，抡元摘桂，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或是为了“学而优则仕”，跻身仕途，求取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更不用说，把礼乐教化当成场屋之学，不择手段，投机钻营，弄虚作假，决科干位。真正的教育，必须能变气质，变习俗，复人性；必须能明彝伦，正风化；必须能济一世，利万物。真正的有志之士，“非独为一时一乡之士，虽称为天下之英才，千古之豪杰可也”。身为当时全国礼乐教化的最高主官，李东阳以修齐治平为准则，以明德新民为旨归，高屋建瓴，大声疾呼每一个生徒士子，澡志洁虑，择善力行，明伦崇道，经世济民。大名鼎鼎的南宋哲学家，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1130－1200），在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南宋乾淳之际（1165－1189）的岳麓书院主讲，与朱熹、吕祖谦并称南宋理学“东南三贤”的理学大儒张栻（1133－1180），在岳麓书院重修落成时撰写的《岳麓书院记》中，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把李东阳和张栻、朱熹，《茶陵学校记》和《岳麓书院记》《白鹿洞书院学规》，一一比照，我们可以分明看到，虽然相隔300多年，但三者之间，竭力提倡明伦重道、经世济民的办学主张和修齐治平的儒家精神却是如此的相似，如出一辙，一脉相承。李东阳的召唤，对于全国所有的循良有司、师儒士子，都不啻为振聋发聩的呼唤。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作者含蓄、委婉而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茶陵教育现状的忧思。文章开篇写道：“茶陵在宋元为州，州有学，毁于兵燹。洪武间始降州为县，建学于县西郭外。成化间复升县为州，知州俞君荩迁学于州治西偏。宏治间李君永珍复迁郭外。学屡迁而科目士愈疏阔弗继。”这里表层是对茶陵州学办学沿革的非常客观的叙述，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一个事实“学屡迁而科目士愈疏阔弗继”，分明表达了自己的关切。在阐述了变气质、变习俗、复人性的教育功能和目的后，作者禁不住质疑“若不克变，而徒致力于事物土地之间以求之，奚益哉？”进而批评道：“吾州文献之地，其在前朝，登巍科，跻膴仕，树功立业者相望也。既久而不振，岂非学与教之责哉？”再进而劝诫生徒士子“使（假使）徒挟名邦，夸胜地而不知所以学，非徒无益，又适以损之，固非贤有司教士之心，亦岂吾士之所以自处者哉？”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文章或间接或直接，对有关州牧过于瞩目风水地理，寄望形家地利，而不能恪尽职守，尽全力于“人事”，以致徒劳无益的作为，提出了批评指正，真诚地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文化教育事业的深切关怀和爱护。
对茶陵州学的建设，对茶陵教育的发展的建言和希望，是作者这篇序言的根本旨归。
从宋代起，以“农勤于耕，士勤于学”著称的茶陵古代农耕文化日渐兴旺。截止元末，境内共创办书院6所，考取进士达94名。数量之多，均居湖南各州县前列。父子、叔侄、祖孙、兄弟，联袂登场，先后中第的繁盛景象，屡见不鲜。湖南道司监赵天璧不禁赞叹：“江南三省，湖广得才，为近古湖广一省湖南得才为最多。茶陵隶湖南，得才比各郡县为尤多……历科所得，或魁于乡，或魁于天下者，迹相接。”（赵天璧《进士题名记》）
“教之者，政治之本也”。面对曾经的荣耀，面对茶陵教育的长期低迷，面对学宫迁建告成的契机，作者恳切希望：“今复而州名，复而学地，亦振起作厉之机，而明彝伦、正风化之义，固于是乎？在士之学于是者，必澡志洁虑，择善而力行，使德崇业广，足以济一世、利万物，则非独为一时一乡之士，虽称为天下之英才，千古之豪杰可也。”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在李东阳的大力倡导下，经过州牧有司、师儒士子和广大民众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历明迄清，茶陵共创办书院32所，培养出状元1人（萧锦忠），榜眼2人（曹诒孙、尹铭绶），会元2人（张治、谭延闿），进士33名。茶陵农耕文化终于拨云见日，重新走向辉煌，并且“复古之效不止乎宋元之盛”，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巅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李东阳的感召，造福一方，泽披千秋，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