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薛刚
茶陵是省历史文化名城，据地方志记载古城曾有6座，除现仍能见的“南宋古城”外，其他已毁。历代志载均为古地名，今名何处，均需作地下考古发掘才能确定。经1986—1987年历时92天的三级文物部门的全境普查，已发掘并考的有“茶王城”“金州城”“马王城”和“晓塘城”，唯“鄂王城”处“待考”中。现几经努力，才发现其为清代修志记述所误导，造成考古无果。为说明问题起见，先抄录茶陵现存诸志原载，才可发现去寻找的问题。
明嘉靖四年（1525）版《茶陵州志》：“古迹”：“鄂王城在二十五都，宋岳飞屯兵之所，今遗址尚存”。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版《茶陵州志》：“城池”：“鄂王城属二十五都，宋岳飞屯兵之所，今遗址尚存”。
清同治九年（1810）版《茶陵州志》：“古迹”：“鄂王城在二十五都，为岳忠武屯兵之所，今遗址尚存”。
1993年《茶陵县志》：“古城遗址”：“鄂王城，旧志载，南宋名将岳飞屯兵茶陵时，曾在二十五都（今湖口）筑鄂王城，已毁，遗址待考”。
以上诸志所载，就地处而言，均在“二十五都”，仅县志作注“今湖口”。笔者有幸参加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对同治版州志的重印，并作标点、简体、诠注工作，需对同一事物诸志的记载作些核对，考证一些字、词之异同问题。得知岳飞在茶陵的活动，是从江西永兴入境茶陵秩堂的，并有“墨庄”“光泉”题词；后经高垅入火田，又有记述：“一经堂匾，宋岳忠武讨贺贼曹成，道经茶陵，尹彦德劳其军。忠武曰：尹长者也，当以一经教子。杨诚斋为大书，一经堂三字（在十二都，并详学校卷）”。“学校”卷：“明经书院，在州东，宋岳忠武讨曹成，军至茶，严彦德犒以牛酒，忠武请于朝，遣国子生教其子弟，因建书院，杨诚斋为之记（其孙曾伯正、仲正俱进士”（《茶陵州志》诸版全同）。从这些记述中得知岳飞活动于“州境东”、“十二都”（指清代时的都别）。县志注上“今湖口”所依是什么呢？经查为同治志绘有“州境城铺、都分、墟市全图”。在境南图上二十五都内标示了“鄂王城”“牛头铺”，故文物普查依此而考，无果，县志才依此作出结论。岳飞活动于州境东，屯兵又于州境南，有违一般军事常识，应为有误。在同一图上境东边缘相邻的“十二都”内有“火田市”“茶王城”；“十五都”内有“高垅市”“马王城”；“十七都”内有“秩塘市”，这些地名沿用至今（仅“秩塘”解放后为“秩堂”），均与“湖口”一样。于是考证就把注意力放在明、清两代茶陵“都”的划分是否有别，结果从明志“食货”篇中查到明代茶陵历年分乡、都的“图籍”“户口”和征收“贡”“田赋”数目表，在列表：“第二十都”至“二十五都”后，注有“以上属茶乡”。若从明志上看“茶乡”、“形胜”“山川”“开渠”“水利”“古迹”等所记之地，正是茶陵所说的“茶乡方言区”，包括今秩堂、高垅、八团、火田、七地等，是古代从江西移民至茶陵的移民为主体所构成的一个方言区。才发现茶陵明代划分为33都，清代划分为25都（但有上、下都之分）。清代修志记古城，又仅“鄂王城”记“在二十五都”，其他均记为离州城多少里，“城”指现称的“南宋古城”，未能注意明、清两代都的所处地的变动，也即编定顺号的完全不同。“鄂王城”在“二十五都”，明代在境东部，而清代“二十五都”在境南部，已有天壤之觉。而修志者又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便在记述中按明志一样来记述，并在“全图”上的清代25都内标上“鄂王城”，就造成误导后人了。
上述文字上的查考是否符合实际？县历史文化研究会曾组织了一次实地调研访问，最终确定了“鄂王城”是在秩堂彭家祠的天营盘，以第十组为中心的8、9、10三个居民组所在地。据一些老人所述，“天营盘”这个地势稍平坦的大山丘，“文革”时被划归给列宁中学作勤工俭基地和公社基干民兵营训练地，还有许多土墙，听前人说，岳飞曾在此安营扎寨，那时叫“塘下”；太平天国也在此驻军，改名为“天营盘”。城墙残存于二、三公里内，改革开放后，才划拨给居民建房，残存的泥城墙，因建房全被毁掉了。有的人家挖基脚时还挖出一些土坑，一坑埋的尸骨二、三人。彭寿初先生还拿出《叙伦堂彭氏族谱》给我们看了岳飞一首诗和诗序，是悼彭可安的。彭为一读书人，曾犒劳岳家军，与岳飞结下友情，其诗与序为：
前帅师讨贺（州）贼曹成，道经秩塘。彭公可安犒军三日，返旆时公已逝矣。正值归窆（bián），不胜感悼，题此以赠：曾历南疆复驻旌，万人扶柩助哀声。可安若不舆情恰，归窆焉能得此荣？
“鄂王城”遗址考，已被正在续修《茶陵县志》的县志办认可，同意作出修订，并建议职能部门作地下发掘考证，以便进一步作出古城历史文化价值探究，充实茶陵古城文化。
（责任编辑：钟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