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雪开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有《南郡卒史盖庐、挚田、叚(假)卒史瞗复攸 等狱簿》[1] (以下简称《狱簿》)，是一起审理攸令 案件的记录。审理案件，历时一年多。攸令 ，最后以秦律儋乏不斗罪，“当耐为鬼薪。”[2]然而，从《狱簿》中，揭示了秦始皇二十六年，已置攸县的重要信息。
《汉书•地理志》载：汉高祖五年（前202）置攸县，属长沙国。自此后，国史、地志、地名志，皆以此为据。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出土，从目前的整理、发表的文献看，其中《狱簿》一篇中，已有置“攸”县的明载。
从《狱簿》中得知，南郡卒史，审理攸令 上报朝廷的案件，是依御史大夫之令进行的。“南郡”，《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即指此，因方位得名。[3] 郡治，即楚纪南城。“卒史”，本秦官。《史记•陈涉世家》：“而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汉书•儿宽》苏林注引臣瓉曰：“《汉注》卒史秩百石。”其地位略高于书佐，为秦、汉时小吏，有相当大的权力。秦南郡卒史盖庐、挚田、叚(假) 卒史瞗 ，能够复审攸令 上报的案件，即属此类。“叚”同假。赵翼《陔余从考•卷二十六》：“秦汉时官吏摄事者皆日假。”
《狱簿》记：在“脩(攸)守媱、丞魁”的统管下，“令史镸左与义发新黔首往候视”，去“苍梧县”利乡平叛。这里的“守”当为县“守”。《里耶秦简》丁1(9)1正，也出现县“守”的记载，决非偶然，这表明秦时县令，有时亦称县“守”，可释为临时代理县令。[4]“令史”，《史记•项羽本纪》：“陈婴者，故东阳令史。”《汉书•百官公卿表》：“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史”，秦、汉时对县属吏的通称。卫宏《汉官旧仪》：“更令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史，尉吏曰尉史”。秦县属“令史”，其职责涉及到行政、司法、经济、监督和军事等事务，权力较大。
苍梧，古地域名。《逸周书•王会解》《山海经•海内经》有“仓吾” 、“苍梧” 之载。过去学界多认为“洞廷”、“苍梧”，并非郡名。但《里耶秦简》J1[16]5正面载：“(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简》文将苍梧、洞庭、内史、巴、南郡并列，当是秦郡无疑。另有一《简》文：三十四年“奏及苍梧为郡九岁，乃往。”徐少华先生由此考订后认为，秦苍梧郡，始置于秦始皇二十五年，即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江南地之后，其位置在今湖南湘水上中游地区。[5]
《狱簿》中“苍梧县” ， 不能理解为苍梧郡苍梧县，而应为苍梧郡之县。一是《奏谳书》简181：“输巴县盐”，查《汉书•地理志》巴郡无巴县。唯巴郡朐忍县有“盐官”，故“输巴县盐”，应理解为“输巴郡之县盐”。“苍梧县”应亦作如是解。[1]110二是“苍梧县”应理解为“苍梧郡之县”之攸县，在“脩(攸)守媱……，丞魁”的统管下，“令史镸左与义发新黔首往候视，反盗多，益发与战”。断不会发生所谓“苍梧县反者”，“苍梧守竈、尉徒唯”令攸县前后3次前去平叛的事。假设苍梧郡，其时己置“苍梧县”，为何郡守叫攸县去其“利乡”平叛？《狱簿》中“苍梧县反者”，应读为“苍梧郡攸县利乡反”为是。
《狱簿》中攸令 ，先后出现28次(含文句中省略的)；“攸”，作为县级政区地名，先后出现7次(含文句中省略的)；“义”，作为县廷属吏令史，先后出现5次。《狱簿》涉及参与审理此案件的官吏有：盖庐、挚田、叚(假) 、瞗、朔、益、 、义、灶、唯、氏、镸左、魁，其中“攸”有6位，占一半。由以上判识，秦置攸县，可以定论。
秦置攸县，始于何时？据《狱簿》所载内容，可以初步确定秦始皇二十六年。
1、《狱簿》言：“御史书以廿十七年二月壬辰到南郡守府，即下，甲午到盖庐等治所”。秦历二月，当为夏历十一月，这说明“御史书” ，若按夏历，则为秦王政二十六年十一月，已到达南郡守府。从攸令 上报案件，到南郡派卒史复审案件，至秦王政二十八年底九月二十三日结案，凡四百六十九日。可见，结案时间之长，涉案人员之多，案件之复杂。“其二辈战北当捕，名籍副并居一笥中，镸左亡，不得，未有以别智（知）当捕者。”以致不能分辨。依据以上判析，苍梧郡攸县利乡，发生叛乱事件，至少应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七月底至八月前。
2、《狱簿》记：“今复之， 曰：初视事，苍梧守竈、尉徒唯谓 ：利乡反，新黔首往毄(击)，去北当捕治者多，皆未得，其事甚害难，恐为败。”文中“初视事”，是攸令 ，自述自己刚到攸县赴任，就亲手处理这件案子。“视”，《汉书•薛宣传》：“位次师安昌候，给事中，视尚书事。”“视事”，指居官治事 。“守”，当指郡守。《史记•陈涉世家》：“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吴叔弗能下。”《索隐》：“三川，今洛阳也……秦曰三川，汉曰河南郡。李由、李斯子也。”这表明他是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之前到任的。 何时赴攸县覆职“初视事”，籍贯何处？《狱簿》无载。他赴任前的准备工作，旅途行程，以及“初视事”时，到苍梧郡守那里了解案件发生的情况，加上回攸县后的查询审狱，估计也得发上数月时间。
《狱簿》记：苍梧郡尉徒“唯谓 久矣，忘弗识。”“ 为攸令，失闻。 别异，不与它令等。”“久矣”，表明攸令 ， 到苍梧郡苍梧守竈、尉徒唯那儿，了解案情，有较长时间了，少则数月，多则近一年；也表明 是个有个性，且对案件审理，与其他县令考虑不同。正如南郡卒史朔，到攸后审问 所言：你审讯囚犯，也见到罪犯，却不按律论处，反而上书呈请只惩处新黔首，企图释放罪犯。这作何解释？ 承认了这件事，认罪。最终判为“鬼薪”，即在官方祭祀场所当差役。依上述情况判识，他赴攸“初视事”的时间，至少在秦始皇二十七年二至三月之前。若按夏历，则为秦王政二十六年十一月之前。
3、苍梧郡攸县利乡叛乱，至少发生在秦始皇二十六年。《狱簿》：“氏曰：刻（劾）下，与脩(攸)守媱 、丞魁治。”这说明攸县狱史氏，接到上级要求核实案件情况的文书之后，与攸守媱 、县丞魁，共同审理这一案件。其案情是：令史镸左 与义，发新黔首前往侦探，看到叛乱的太多，便又征发了一批新黔首前往参战。令史义战死后，攸县再一次征发了一批新黔首，前往缉捕叛乱者。这一次获得胜利。三次征发新黔首的名册，均由令史镸左 保管。前两次参战战败的新黔首，按秦律应当拘捕，但他们的名册，都存放在同一个公文箱里。镸左 逃跑后未抓获，没有人分辨出哪些是应当拘捕的新黔首名册。屯卒［备］敬（警），卒皆遣散他处，发函逮捕，都未抓获。镸左 在好畤县另有他案被关押。《狱簿》：“南郡复吏乃以智（知）巧令脩(攸)诱召冣(聚)城中，谒（？）讯傅先后以别，捕毄（系）战北者。”从这则攸县狱史氏向南郡复审卒史的供述中，可以推定：攸县先后三次征发新黔首，前去利乡平叛，皆从攸县县治（“城中”）出发。这表明其时攸县县治，已有城邑。
秦攸县县治（“城中”），位在何处？史无载。据考在今湖南攸县攸市镇中州古城村一带 (亦说在今攸县网岭镇杨家洲)。[6]然而，秦攸县令史镸左 及义，率吏卒及新黔首，赴苍梧郡攸县利乡平叛，先后三次，走陆路、水路或水陆路，每次往返，路途无论多远，皆费时不少。加上每次征发吏卒及新黔首，以及必要的战前动员、训练与物质筹备，以及与“群盗”行军作战等所费时间，应达数月之久。由此判识，攸县利乡发生叛乱，至少发生在秦始皇二十六年。
4、《狱簿》中有“新黔首”，“所取荆新地，多群盗”的记载，也明证秦始皇二十六年已置攸县。“新黔首”在《狱簿》中先后出现18次。黔，《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7] 《说文》：“黔，黎也。从黑，今声。秦谓民为黔首，谓黑色也。周谓之黎民。”这表明秦始皇二十六年，始有“黔首”之称。《狱簿》中反复出现“新黔首”之称谓，当指秦初定天下，平民便称“新黔首”，以适秦制。这就明证，秦始皇二十六年，已置攸县，属苍梧郡。
“所取荆新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荆王即楚王。《正义》：“秦号楚为荆，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荆地即楚地。秦始皇二十三年，“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荆地。”《集解》引《汉书•邹阳传》曰：“越水长沙，还舟青阳。”张晏曰：“青阳，地名。”苏林曰：“青阳，长沙县是也。”周宏伟先生考证后认为：青阳在今湖南省湘阴县北湘江边洞庭湖青山岛上。[8]
荆王献青阳以西为假，其真实意图，是发兵攻取楚故都郢，即秦南郡治。不料事泄，秦王发兵屠灭长沙、青阳两城，虏荆王，定其地。但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秦始皇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自杀。二十五年，王剪遂定荆江南地。《正义》：“言王翦遂平定楚及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里耶秦简》纪年，始于秦始皇二十五年，其时已列“洞庭”、“苍梧”郡名，这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王翦遂定荆江南地”相吻合。因此之故，《狱簿》中“所取荆新地”，可理解为：秦始皇二十五年，秦大将王翦平定楚及江南地，秦于此域先后置会稽郡，苍梧郡、洞庭郡。次年秦“更名民曰‘黔首’”时，于苍梧郡内置攸、荼（今茶陵）、耒、郴等县。由此可知，秦始皇二十六年，攸县己经存在。
5、《狱簿》所载其它内容，也从侧面证实：秦始皇二十六年，已置攸县。《狱簿》有“灶、徒唯曰：教谓 ……”之句。教，《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荀子•大略》：“以其教出毕行”。杨倞注：“教谓戒令”。《汉书•王尊传》：“出教告属县。”教，应是上级对下级的命令文书。“教谓 ”，当为苍梧郡守对攸令 的劝戒。《狱簿》又云：“唯谓 久矣，忘弗识。”实为一种上级责备下级的语气。因攸令 ，刚任攸县令；更重要的是秦苍梧郡为秦始皇二十五年置，攸县为二十六年置，上下级关系未完全理顺，又并非旧故，故有此状。这从另一角度证实，秦始皇二十六年，己置攸县。
追究攸令 执法失当的案件，最终由南郡卒史朔、益来攸县复审，这可能是秦律，实行回避制度使然。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乞鞠者各辞在所县道，县道官令、长、丞谨听，书其乞鞠。上狱属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都吏覆之。都吏所覆治，廷及郡各移旁近郡。”汉初沿袭秦制，执法亦行回避制度。这与《汉书•刑法志》：高皇帝七年（前200），制诏御史的记载，是一致的。这说明秦朝某些重大案件的审理，已实行回避制度，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属地官员干扰。于是便有“南郡复吏到攸”，复审攸令 案件一事发生。
注释：
[1] 蔡万进：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180页。
[2]李学勤：奏谳书解说•下，文物，1995年第3期。
[3]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渊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4] 陈治国、农茜：从出土文献再释秦汉守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版，第9期。
[5]徐少华：从出土文献析秦洞庭•黔中•苍梧诸郡的建置与地望，考古，2005年第11期。
[6]彭雪开：株洲古今地名渊流考释，中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7]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70页。
[8]周宏伟：楚汉青阳位置之谜试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第1期。
（责任编辑：钟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