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聂鑫森
慈善：以慈爱心行善事
在魏晋时代，政权频频替换，战事屡屡发生，加之天灾，除却豪门大族，一般人的困顿则可想而知。当时的政府慈善机构多为临时所设，也无多少财力可言，济困救贫主要是民间和个人行为。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裴楷）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
刘孝标为“梁王、赵王”作注：“朱凤《晋书》曰：宣帝张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徽，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赵王伦，字子彝，官至相国。”他们是皇帝的近亲，官高禄厚，而且有自己的“国”（属地），实在是富得流油。他们的中表亲戚中却有不少穷苦人，得不到他们的资助。裴楷，字叔则，任过河南尹、中书令等官职；他每年都要向梁、赵二王征收数百万租钱，以救助这些穷苦人。有人讥笑他依靠乞讨来施舍行善，他的回答是：减损富余的来弥补不足的，符合天理人情。
在当下，我们不但倡导慈善事业人人可为，也同样赞同先富起来的人慷慨解囊，这对于平衡社会情绪，大有裨益。
“郗公（郗鉴）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
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匈奴军歼晋军十余万，攻入都城洛阳，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史称“永嘉之乱”。郗鉴遭此劫难，住在乡下，又穷又饿，乡亲们因他的德行闻名，便轮流请他吃饭。这是老百姓为危难中的官员行慈善之举。
还有一位刘驎之，“居阳岐积年，衣食有无常与村人共。值已匮乏，村人亦如之。”（《世说新语·栖逸第十六》）
刘驎之居阳岐多年，不论自己衣食多少，都与村人共享。如果他碰上穷困之时，村人又反过来救助他。
另一则，写陶侃母子，在家贫至极时，对于风雪严寒中的投靠者，犹尽力救助。家中无米，母亲剪下头上的长发出卖换钱，买回几斛米；没有生火的柴，“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没有供马吃的草，就剁了草垫以喂。使前来请求救助的范逵，与“从者该无所乏”。
陶家母子虽贫困，却能倾其所有以帮助他人，这是一种令人感动的悲悯情怀，堪称千古佳话。正如《优婆塞戒经》所云：“若修悲心，难施能施，难忍能忍，难作能作。”
抗日战争时期，后方各界为前方战士募款、捐物的慈善之举，出于一种灼热的爱国情怀。郁达夫曾写《募寒衣》一诗：“洞庭木落雁南飞，血战初酣马正肥。江上征人三百万，秋来共与寄寒衣。”
乡 愁
古往今来，正如俗语所云：谁不说我家乡好！文人、墨客更是对原乡——祖国，生养他的故乡；长期工作和生活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歌之咏之描之画之。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中，就有多则写到魏、晋名士的原乡意识。
王济字武子，为太原晋阳人；孙楚字子荆，为太原中都人。他们对同属太原的各自的出生地，倾注由衷的赞美：“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涾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陆机，为吴郡人。“陆机诣王武子（王济），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王济是山西人，该地有名产羊奶酪，故很骄傲地问：“你们江东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它比美？”陆机回答：“有千里湖产的莼菜羹，只是没放盐豉而已。”意讽羊奶酪没有盐豉之味，而莼菜羹一旦放入盐鼓，其味远胜羊奶酪。
“张季鹰（张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世说新语·识鉴第七》）
秋风起时，任要职的张翰想起家乡吴中的美食，官也不当了，千里迢迢赶回家去。乡愁之深重，令人可舍弃名利之欲！
桓温曾做过琅邪（今南京市北）内史，是他工作过的地方，并有政绩。“桓公（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桓温曾在工作过的地方栽柳，多年后，柳粗十围，他感叹年光如逝水，人也老了，“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感怀下泪。
“桓征西（桓温，任过征西大将军）治江陵城（荆州）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品评）此城者有赏。’顾长康（顾恺之）时为客在坐，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即赏以二婢。”桓温驻节荆州时，把城廓修建得十分壮丽，很有成就感。而顾恺之的品评精彩、形象，故得赏赐。
原乡更小的概念，是安家休憩的庭园。孙绰，字兴公，为太原中都人。“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斋前种一株松，桓自手壅治之。高世远（高柔）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松苗）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孙绰的安家之处，表现出他知止知足、不求名利的意念，是他的精神家园。高柔见他栽小松树，于以讥讽，他的回答针锋相对：“松树、柳树即便能长得合抱粗大，又有什么用？”弦外之音是：我栽松树，是为效仿它的气节与品格。
西晋亡后，晋王室司马睿渡过长江在江南建立东晋，江北原西晋官吏、士人纷纷渡江投奔之。“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周顗）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其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这个“新亭泣泪”的典故，表达的是一种对故国的思念，也是原乡意识的凸现。王导的话很警醒人心：我们不应只是叹息流泪，应该筹划如何砺兵秣马、光复河山。
普渡众生佛亦疲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庾公（庾亮）尝入佛图（佛寺），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于时以为名言。”
在《涅槃经》中称，如来也就是释迦牟尼背痛，于双树间北首而卧，故后人多画或塑卧佛像。
而北京西郊香山，有一座建于唐代贞观年间的卧佛寺，因内有释迦牟尼卧像而得名。这尊卧佛像，表现的是释迦牟尼临终前向弟子嘱托后事的情景。
庾亮见卧佛而说：“佛普渡众生太累了，他也要休息一下。”似乎是一句平常语，却反应了当时崇佛、礼佛、祈佛的风气十分浓烈，到处是寺庙，参谒的人很多，佛“疲于津梁”是一种真实。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的创立者为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乔答摩（即释迦牟尼），以无常和缘起思想反对婆罗门的梵天创世说，以众生平等思想反对婆罗门的种族制度，因此得以风行。其基本教理有“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得到成佛为最终目的。
佛教传入中国，为东汉明帝十年（公元67年）。历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四五百年间，佛经的翻译与研究日渐发达。到了隋唐，出现了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诸多流派。
在历史上，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佛教传入、初兴并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大兴建寺、开窟、塑佛、刻佛、画佛之举，至今犹有遗存，如甘肃临夏的炳灵寺石窟、敦煌的莫高窟。
前者位于黄河北岸小积石山大寺沟中，“炳灵”是藏语“十万佛”之意，开凿于西秦建弘（公元420－428）年间，下至明代。
后者莫高窟，又称“千佛洞”，“相传始建于秦建元二年（公元366），而现存最早的洞窟，开凿年代应为北凉（五世纪初），此后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至元，佛窟的建造始终振兴不替，保存至今的有四百九十二个。”（《宗教词典》）
乙未年盛夏，我应邀与诸友参观了炳灵寺石窟和莫高窟，两处皆有释迦牟尼的石雕卧像，侧式，头枕莲台，两眼半闭，嘴角微启，怡静安详。
魏晋时代的人，不分贵贱、老幼、男女，皆对参佛、学佛、说佛饶有兴趣。
张玄之、顾敷分别是顾和的外孙、孙子，年纪虽小却皆聪明。顾和常说孙子强于外孙，因而对孙子看得更重，这让外孙张玄之很不舒服。张玄之九岁、顾敷七岁时，顾和带他们去佛寺。正好看见佛的圆寂像，弟子中有哭的、不哭的。顾和问外孙和孙子这是为什么。外孙说：“被佛看重的弟子哭，不被佛看重的弟子不哭。”孙子说：“不对。应当是忘情的弟子不哭，不能忘情的弟子才哭。”
张玄之因不被外祖父看重，故以眼前佛像来说出心中的埋怨。而顾敷则劝告他不要忘了老人的恩情，依旧是因佛像而生发弦外之音。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当时这么小的孩子就对佛教有所认识，应是平日耳濡目染所致。
而成人的拜佛、捐香火钱，或想祈求佛赐平安，或企图自己成佛。
“何次道（何充）往瓦官寺礼拜甚勤。阮思旷（阮裕）语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古今。’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见推？’阮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卿乃图作佛，不亦大乎？’”（《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
阮裕对于去寺中礼拜频繁的何充予以讥讽：“我祈求佛让我任一个管理几千户人家的郡太守尚且得不到，你却想成佛，不是野心太大了吗？”
当时的不少名流，却把佛教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并为一些求知者传道解惑。“三乘佛家滞义，支道林（支遁）分判，使三乘炳然。诸人在下坐听，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说，正当得两，入三便乱。今义弟子虽传，犹不尽得。”（《世说新语·文学第四》）
《法华经》所说的“三乘”为：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悟四谛而得道为声闻乘，悟因缘而得道为缘觉乘，行六度而得道为菩萨乘。支遁对“三乘”的疑难问题，清楚地予以判别，听众都说弄明白了。支遁下了讲座，让大家一起讨论，前两层意思还说得出来，到了第三层就纠缠不清了。当时他虽把“三乘”的内容虽传授给了弟子，但弟子并没有完全领会。
“汰法师云：‘六通、三明同归，正异名也。’”（同上）
释惠远是一位高僧。《远法师铭》称他十二岁就随舅舅令狐氏游学许昌、洛阳。二十一岁拜释道安为师剃度出家，不但苦研佛学，且对其他典籍研读甚深。“殷荆州（殷仲堪）曾问远公（释惠远）：‘《易（经）》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应）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同上）他们讨论的是《易经》中所说的，大自然事物变化的互相感应问题，从中可看出佛教传入中国后，对其他哲学流派的吸纳，使之更加本土化的迹印。
对于佛经、佛事的本土化诠释，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见于《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范宁作豫章，八日请佛有板。众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弥在座末曰：‘世尊默然，则为许可。’众从其义。”
范宁任豫章太守，在八日时请佛上了手板，众和尚不知该怎么办。坐在末座的小和尚说：“如来佛不作声，就是许可了。”于是众和尚都同意这个小和尚的意见。
我与我周旋
一个人能正确、客观、持之以恒地认识自己，并不断地克服自身的弱点、缺点，为的是在品德、学识、才干上有所进步。用现在的说法是：认识自我，战胜自我，完善自我。
《世说新语·品藻第九》中，有一句话与之意味相近：“我与我周旋久。”
“桓公（桓温）少与殷侯（殷浩）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殷浩在回答桓温“你比我怎样”的问话时，只是说：“我总是在不断地考察与修正自己，让我更像真正的我。”
当一个人对自己缺乏足够的认识，或者会莫名的自傲，或者会无端的自悲。清醒者会以身边的优秀人物做参照的坐标，以彼此的优劣、长短作出比较，然后得出正确的结论。
“品藻”一辑中，多有例证。
“（晋）明帝问谢琨：‘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
谢琨说，庾亮能端庄地立于朝堂之上，作为百官的表率，我不如他；但胸怀旷达，自认为可强过他。
“支道林（支遁）问孙兴公（孙绰）：‘君何如许掾（许询）？’孙曰：‘高情远志，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
孙绰拿自己和许询对比，说：“论情趣高远，弟子早就佩服他了；但写诗作文的才情，他应在我之下。”
“庾道季（庾和）云：‘思理伦和，吾愧康伯（韩伯）；志力强正，吾愧文度（王坦之）。自此以还，吾皆百之。’”
庾和认为自己在谈名理的严谨上，他不如韩伯；在毅力的强正上，他不如王坦之；和另外的人相比，他应该胜之。
唐僧渊的面相，因为鼻梁高，眼窝深，常被人讥笑。但他并不沮丧，反而作出了非常自信的解释：“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这也是正确认识自我并肯定自我的一种形式，弦外之音是面相既“灵”且“清”，亦能透现出他的内在气质。
“除三害”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京剧中的《除三害》，是一个传统的优秀剧目。《世说新语·自新第十五》：“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而此地义兴的水中有蛟，山上有凶猛的虎，都伤害老百姓。连同周处，义兴人称之为“三横”。在人们的劝说下，周处先杀虎，再入水斩蛟。蛟在水中或沉或浮，周处一直紧追不舍。过了三天三夜，乡人都以为周处死了，便额手称庆。后来周处斩蛟归来，闻说此事，才知他往日的劣行如此遭人厌恶，便下定决心要改邪归正。他到吴地去找陆机、陆云二位名士，陆机不在，遇到了陆云，他倾吐自己的心迹：“我想改正，但虚度了这么多年，怕最后还是一事无成。”陆云说：“古人看重朝闻道而夕死无憾，何况你前景是不错的，人最怕的是不好好树立志向，有了志向，还怕好名声不传扬吗？”陆云的鼓励，使周处振作精神走一条正道。“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
周处除虎、除蛟、改过自新重作人，谓之“除三害”。他立下高尚的志向，然后洗心革面，逐步根绝自己的劣性、劣行，是“我与我周旋”的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最终诞生出一个新“我”。
《曾国蕃日记类抄》中，有很多文字写到他修身养性、反躬自省，十分警策动人。他在“壬寅五月”一则中，自省待人的“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彼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他的这种自省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伟人毛泽东评点曾国藩日记，说过这样的话：“尝读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唯口兴戎，纳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