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文化是解开中华文明的金钥匙——访民政部地名研究所科研基地首席专家彭雪开

 


                        文/张清俐

　　中华文明有着连绵不断的几千年历史，一座座古县、一条条胡同，它们的名字往往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沿革，如同“活化石”，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对古地名的考释与研究，现代学科体系形成以来，更加科学而多元的研究方法被运用于地名研究，自2004年我国民政部启动“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受到学界的关注，学者们通过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多学科视角，打开了每一个看似平凡的地名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宝藏。地名研究呈现哪些趋势，就相关问题，民政部地名研究所科研基地首席专家、湖南工业大学彭雪开研究员，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记者：中华文明有着连绵不断的几千年历史，如今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个胡同，其命名往往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沿革，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请您谈一谈对地名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的理解。
　　彭雪开：你所说这个问题，我在十几年地名研究中一直在思考。地名是人们生产、生活、交往等过程中，赋予特定地理空间一种能被人们识别的特有符号，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社会、自身的复杂关系，对人类文明史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价值。
　　其一，地名研究，是解开中华文明的金钥匙。中华文明有5000年历史，这是常识。而国家产生是一个过程，它至少经历了族国到邦国到帝国(具备完全国职能的国家)的三个历史阶段。
　　距今5000年左右，是先秦文献所说的神农炎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目前考古挖掘的10余座较大遗址中，发现大量文物，有大型城墙及宫殿、祭祀场所，有各种不同等级的墓葬、生产、战争工具等。学术界推断其时己形成完整的国家形态。在中国文明史最重要标志——国家(帝国)形成的学科研究中，除了继续发现有价值的上古文献、地下文物考古实物及其文献资料外，应借助其它如地名学学科研究及方法，这样才有可能解开中华5000年文明史及史前史的文明密码。其原因在于地名的生成、定命、命名、演变、稳定等是自然史，社会史、人类史的综合反映。比如说原始社会中晚之交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时期，尤其是父系社会晚期，即部落联盟时期，应是大量地名生成时期。地名生成，需要经过原始自然地名向地域地名、区域地名、权定地名的演进过程。而任何一个原始地名(单个)，是众多原始地名(群体)的组成部分，它涉及到聚落形态、初始农耕牧业、采集渔猎业，原始手工业等，而氏族语言或简单的刻画符号，便成了原始单个地名生成的催化剂。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氏族社会时期产物，最初起着氏族内部成员、同一血缘氏族之间，同一血缘氏族组成的部落联盟之间生产、生活、交往、交易等重要作用。因此，开展系统的地名研究，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成果与科学方式方法，都将成为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中华文明史前史的金钥匙，其蕴含的人文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其二，地名研究，可以厚植为民理念。20世记80年代初到今年的两次次全国性地名大普查来说，从中央到地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组织了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队伍及专家学者，取得了一系列地名普查成果及地名研究成果。这些地名普查成果、地名研究成果，最终都能惠及大众百姓。因为每一次全国性地名大普查，都涉及到大量自然山水、土地田国、村庄聚落、行政村域、乡镇区划、集市集镇、城镇市区、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等因素，其实际上是一定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各类自然、社会、人类化资源的大调查，方方面面都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比如：撤乡并镇、撤乡并村，就涉及到辖境内的自然、环境、人口、人才、财政、聚落、集市、城镇、地域、社会、生态、教科文卫体等各类资源的重新组合。地名普查所转化的各项科研成果，有利于科学的区划调整，助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地域优秀历史文化。总之，每一次全国性地名普查成果及产生的科研成果，其从动机、行为、践行、作用、效益诸方面，都使老百姓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地名普查的政府行为与社会活动，切实为老百姓谋了福祉。这在党和人民两方面，进一步厚植了为民理念。
　　其三，凝聚着家国情怀。从民族心理情感沉淀方面看，中国人普遍怀有家国情怀。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出生地，故乡是每个人的心灵图腾。这种心灵图腾的产生，是乡土地脉、人脉、文脉长期化育的结果。地名普查与地名研究，就能让更多的海内外儿女记得回家之路，感受到地名历史文化的魅力。
　　记者：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对地名文化的研究，比如古人很早就开始对《尚书》等典籍中记载的地名进行考证。据您了解，对地名的研究包含和涉及哪些方面？形成了哪些比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彭雪开：地名研究究竟包含哪些方面，这涉及到地名学学科群建设问题。2018年10月27日，民政部地名研究所与湖南工业大学签定三年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了湖南工业大学民政部地名研究所科研究基地，双方合力加强地名学科群建设，力争2至3年内，完成红色地名文化学科硕士点建设，为国家培养地名学方面高层次研究人才，更好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指示精神，助推国家、地方经济社会事业更好发展。
　　地名研究，虽然我们在地名学学科群建设方面滞后，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现实条件及个人的实际情况，进行由浅入深的相关研究，如开展地名学基础理论、地名文献史、郡县史前史、地名区划史、地名文化、地名考释、地名规划、地名管理、地名标准化、地名译写、地名数字化、舆情信息化地名档案及数字化管理等方面研究。至于以上地名研究，怎样进行科学的学科归类，这有待当下地名学学科建设逐步发展与完善。
　　地域历史文化研究与地名历史文化研究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领域，但二者也有紧密的联系。地名历史文化，我认为主要可分为两个层级：—是地名区划史；一是地名文化。前者肯定与地域历史文化研究有重合叠加的地方，如北京地名区划史，本身就是北京地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所在湖南省株洲市，己将乡镇“地名由来与沿革”写进《湖南省乡镇简志•株洲卷》中，这是值得肯定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两汉时《汉书•地理志》《后汉书•地理志》就已开先河，后世各朝历代国史、方志这方面记载也不绝如缕！
　　至于地名文化，问题更复杂些。文化是个多义词，目前学界对文化的定义多元，还没有形成共识。我始终认为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是留在后人头脑中的深刻记忆。作为史实来说，一般有历史传说、历史文本、历史文物考古、历史研究四种表现形式。文化，说到底是人类社会实践中人为有价值的事物，一般说来有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智(精神、心理层面)文化四种表现形式。地名与历史文化，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因此，在地名学学科群建设中及各学科群地名研究中，要特别重视处理好二者关系。总的原则是遇到地名历史问题，应始终坚持历史是客观的，必须以史实为依据；应始终坚持文化是主观真实的，必须以价值为依源。我们要极力防止当下历史文化化、文化历史化的错误思潮，防止其干扰我们的地名历史文化研究。
　　最近几年，地名历史文化专著及有价值的论文，发挥了助推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如刘保全、李炳尧、宋久成、张清华编著的《地名文化遗产概论》，付长良、范晨芳所著《地名规划概论》，彭雪开所著《湖湘地名纪事》第1卷～等4卷，商伟凡所著《天地经纬》等，都在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深度转化以及地方行政区划调整中发挥了较大作用。由王胜三、浦善主编的《方舆—行政区划与地名》集刊，也刊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地名研究成果。
　　记者：现代学科建立后，更加科学而多元的研究方法被运用于地名研究，比如考古学方法、历史地理学方法、语言学方法、民俗学方法等，请您举例谈一谈，不同学科、不同的视角在地名研究中发挥的作用？您本人正在致力于哪些相关研究？近期有哪些相关研究计划？
　　彭雪开：地名学主要研究地名的生成、定名、命名、演变、稳定等过程中地与事地、物地的内部联系及功能，以及地名语言构成(含口语地名)、演变、含义、类型、位置的关系；它是一门涉及到地理学、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新兴综合性社会学科。
　　地名研究，当然离不开综合利用以上各学科的原则方法，同时更离不开地名学学科研究本身的原则方法。在研究具体地名问题时，我们也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我研究“郡县地名源流”时，就主要釆用了地名实地考察法、地名实体考证法、地名史源考源法、地名资料分析综合法、地名语源考据法、地名语义析释法、地名地图求证法、地名数据分析法等。
　　我已过“耳顺”之年了，时间、精力受限，只能在湖南“郡县地名源流考释”方面做些研究工作。到现在为止，我已完成了对113个县、市、区的考察，对1117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古地名的考察，共写了91篇“地名源流”考论文；公开岀版《湖湘地名纪事》(第1卷～第4卷)等6本地名学术、地名历史文化专著；另主编了3本有关地名历史文化内容的专集。今年将公开出版《湖湘炎帝地名考释》《湖湘古村古镇地名考述•株洲卷》；明年或后年公开出版《湖湘郡县地名源流考》专著。
　　如天假我年，身体条件充许，我计划再用10多年时间，完成全国100个千年古县如《北京地名源流考》等类型的研究，完成《湖湘地名纪事》（第5卷～第10卷）的写作任务。
　　（编者注：文章原刊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３日“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