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志忠口述 丁才安整理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值得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永远纪念。笔者怀着极其仰慕的心情，采访95岁高龄的抗战老兵王志忠，他也是攸县数十位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印浴血苦战多年后，有幸归国回乡中的唯一健在者。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思维敏锐，善于言谈，对往昔记忆犹新。
本文根据王志忠老人口述的一手资料由笔者稍作梳理归纳成文，对于某些口述情节，笔者无暇细考，但主要史实可信。
出身苦 父辈祖籍无法知
我于民国辛酉十年（1921），出生在攸县城郊一个低矮潮湿偏僻的小茅棚内，在兄妹六人中，我是老二。在我略知世事时，父亲便英年早逝，留下了一个七口之家，由母亲一人独自承担。无衣无食极度贫寒的艰辛岁月，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首先，对于我父亲的身世，祖籍在何处？怎样来攸县？甚至姓名是什么，我也无法说清楚。父亲过早去世，我只能从母亲的口述中得知父亲是外地人，在清光绪年间，孤身一人流浪到攸县街头，年岁稍大时，便由一家富户收留，为他家义务劳作，不给报酬，只给一些残羹剩饭供他充饥。长到十六、七岁时，有人见这个无家可归的老实人无依无靠，便介绍一个有相同命运的当地女子结为夫妻。据母亲回忆说，父母成婚时，借住在这位好心人家的一间杂屋内，只有一张竹板床，临时从当铺租了一床土布蓝底白花图案的印花旧被褥，算是新房的唯一摆设（但这床被褥的租期也只有三天），这样便算草草成了家。后来，母亲问及父亲祖籍何处，姓名称号时，父亲十分尴尬地说，他不满六岁时便在外地以乞讨为生，不知不觉走到了攸县，老家在什么地方，只知道很远很远，但不知具体地址，现在也无法找到。至于姓名嘛，小时家里叫三娃，听说是姓王。因为，父母都是文盲，既不识字，更不会写王字，也无正式名字可言，别人则直呼他王三娃。所以，我们一家人便认同是王姓了。直到如今我想为父亲立个神主牌位都不知该怎么写，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终生遗憾。
求生存 母子相依苦撑家
我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攸县人，并且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县城，但既无城镇居民的身份，又无农民的户籍，长期生活在上无片瓦遮身，下无插针之地的社会最底层，苦不堪言。由于父亲过于劳累，英年早逝，全靠母亲这样一位体弱多病，肩不能挑，脚难远行的小脚女人，抚育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经常处在日无鸡食米，夜无老鼠粮的饥寒交迫之中，艰辛度日。我兄生下来不满一岁时便患重病，误食草药后失语，有口不能说话，是个终身致残的哑巴。我是老二，还有一个幼小的弟弟。我还有三个姐妹，她们中有两人在多病无医中夭折。因此，全家生活的重担，便顺其自然由我和母亲承担。
为了生存，母亲将照顾弟妹的任务交给我，她每天起早摸黑和姐姐一起为别人洗衫浆衣，做饭干苦活。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想方设法在大巷口路边摆了一个油货摊，天不亮去泡油货叫卖。为了养家糊口，母女俩每天黎明即起泡油货，白天替人打工。泡油货的原料不可少的是糯米粉，我每天除操劳家务外，还要磨米粉，磨米粉时，一只手花力气推磨，另一只手添米入磨，总是忙得大汗淋头。因为我们全家借住在一户人家的杂屋内。有时，还要听房东的使唤，为他家挖土种菜干杂活。直到十七、八岁当兵时止，我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苦苦支撑着这个支离破烂的苦难家庭。
找出路 背井离乡去当兵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弟妹们在苦海中也逐渐熬大了。从1933年开始，我先后在江西礼田和攸县聂生大、杨广大店铺当学徒。1939年，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下，宋子文的私人武装——税警总团在攸县招兵，负责招幕新兵的是位戴眼镜的攸县人。他为了完成招兵任务，对我母亲说，将我带去当兵，并对我说税警部队是由八国联军出钱出枪支持的特殊缉私武装，使用美式装备，生活待遇好，不用上前线打仗，生活无忧愁，生命有保障。经他这么一说，加上我们有三兄弟，抽壮丁时必须三丁抽一，迟早要去当兵。因此，我在征得母亲的同意后，报名参加了税警总团。后来，由于抗战需要扩充兵员，1941年12月，税警总团列入了中国远征军的序列，我编在新一军三十八师112团迫击炮连，充当一名炮手。
抗倭寇 入缅赴印打日本
新一军是国民党的五大王牌主力军的一支劲旅，1942年2月我们进入缅甸作战，先后参加了仁安羌、曼德勒、腊戍、密支那等大小战斗数十次。胜仗败仗难以统计。不过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密支那战斗。按理说那次战斗，是一场完全有取胜把握的决战。但是，由于指挥失误吃了败仗。当时日军不到一万人，我军有六万余众，力量对比处于绝对优势，完全可以取胜。可是，杜聿明却选择了一条缅北大撤退的死亡之路，使整个部队陷入到了自取灭亡的死胡同里，最终酿成了缅北大败退的悲剧。据官方统计，中国远征军入缅的总兵力10余万人，作战伤亡6万1千多人，其中，至少有5万人死于缅北大撤退的野人山。我们三十八师在孙立仁将军的正确指挥下，到了印度兰姆伽，保存了部分实力，为后来的反攻战作出了贡献，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兰姆伽 重整旗鼓再出征
野人山，位于印缅边境（中缅未定界处），山的西北边为原始森林区，地势较高，海拔2000米左右，蜿蜒曲折在胡康何谷瓦鲁班之间，全程约250公里。（野人山的全部面积目前尚无确切统计数字）
1942年，远征军缅北大撤退时，六、七月间正值雨季，河水泛滥成灾，全军既不能徒步行走，又不能涉水渡过，原始森林中瘴气密布，低温潮湿，蚊虫蚂蟥、毒蛇猛兽出入无常，使人无处安身，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尤其是伤病员疲于奔命，只要躺倒在地就再也无力站起，数小时内即被蚂蝗和山蚂蚁啃光，只剩下一堆白骨。加上给养断绝，水源短缺，伤病员无药获救，死伤者处处皆有，尸骨遍地，此情此景令人不寒而栗。
我所在的新38师在撤退的途中，通过原始森林无人区时，其困境也与野人山相类似。我是死里逃生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忍饥挨饿，战胜恶劣环境，九死一生，绝处求生存，苦不堪言。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坚决战胜一切困难，一定要活着回到祖国去，回到家乡来。但是，我们在渺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走来走去，走出无人区时却到了印度的兰姆伽，残兵败将，溃不成军，只好在兰姆伽重新结集。兰姆伽是一处秘密训练基地，部队在这里整休待命，为投入仁安羌反攻战作准备。
仁安羌 解救英军传捷报
1942年9月，新38师在孙立人师长的率领下，入缅作战，参加曼德勒会战，取得了仁安羌大捷，这次作战我们新38师英勇奋战，击败了日军，解救了被日军围困的7000多名英军，并救出了被日军俘虏的英军伤兵、新闻记者、传教牧师等各类人员共500余人。中国远征军仁安羌大捷，赢得了国际声誉，战斗结束后，全军官兵受到奖励。
惩凶顽 得道多助获全胜
70年前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历经多年较量后，爱好和平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
中国远征军赴缅印抗日的壮举，对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所在的新38师，1943下半年进入反攻阶段，与美军联手攻克了瓦鲁班日军防线，使号称“丛林作战之王” 不可战胜 的日军18师，大部歼灭在胡康河谷，大大挫败了敌军的嚣张气燃，扭转了战局。紧接着又攻克了八莫、南坎等地。远征军入缅作战，得到盟军和当地政府以及民众的支持，最终迫使作恶多端的日寇无条件投降，印证了“得道多助”的古训。
庆胜利 内战阴影添新愁
1945年新38师奉命投入了第二次缅甸战役，攻克猛岩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从“飞虎队”驻地的八莫机场起飞，乘飞机回到了云南省沾益县机场。我们回到了祖国，个个露出笑脸，人人欣喜欲狂。后来，部队在开往广州的途中，得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大家热泪盈眶，相互拥抱，欢庆胜利。但是，当士兵们高兴的泪水还没来得及擦干时，又有传闻说，部队要开赴内战前线作战，北上剿共，使我们顿生疑惑。
走正道 和平起义得解放
八年艰苦抗战最后取得胜利后，部队驻扎在广州市郊一个叫樟木头的地方。1945年9月的一天，上级命令我们坐船到秦皇岛登陆后出关，直奔长春、哈尔滨、沈阳等地准备参加内战。对于饱受战争痛苦的广大士兵和下层军官来说，都不愿意打内战，盼望能过上一段平静安宁的生活。因此，我要求请假回乡，但未获长官批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暂且留在38师，静观时局的变化。
“老天不负有心人”。1949年秋，部队在沈阳宣布和平起义，全体官兵兴高采烈，个个欢欣鼓舞，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陷入“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泥坑，走向了翻身解放的光明大道。
我由于时刻牵挂着家中的老母和同胞兄弟姐妹，一心想着回到家乡务农成家。于是，我向解放军部队首长正式提出申请回家，很快得到了批准，并发给了路费，使我在1949年9月，胜利地回到了阔别10年之久的攸县老家。
感党恩 解甲归田当农民
回到家乡后，母亲显得特别苍老，生活依然艰苦，无住房、无土地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变。但是，由于新政权的建立，人民翻身做主，我出身苦，为人忠厚老实，虽然在外当兵多年，未染恶习，甚至烟酒不沾，乡亲们对我不但毫无岐视，而且一如既往相看，使我倍感欣慰。在邻友的帮助下，我于1950年建立了新的家庭，1951年生了一个儿子，后来随着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一系列社会改革政策的进行，生活逐步好转。1976年，自建了一栋土砖住房，奔波几十年总算有了一个窝。
改革开放后，我家生活蒸蒸日上。儿孙们都建了楼房，我们晚年生活过得很幸福。尤其是党和政府对抗战老兵的关爱，使我感到特别荣幸。我告诉儿孙要永远记住党的恩情，热爱祖国热爱党，为早日实现“中国梦” 努力奋斗。
采访结束时，王老兴致勃勃取来了文房四宝，写下了“远征抗日，保家卫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条幅赠我。我想这是一位抗战老兵的肺腑之言，翰墨真迹，尤为珍重。祝愿老人健康长寿！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