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巧立
秋田村，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核心地区——炎陵县（原名酃县）一个风光旖旎的自然村，是1955年授勋的开国少将廖海光将军的故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酃县首屈一指的红色苏区。1927年10月中旬，当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酃县后，革命的火种迅速在秋田村的大地上燃起。秋田村人掀起了一股争先恐后当红军的热潮。虽然时光飞逝了90个春秋，但是在这块神奇的红色土地上仍健在着一位“活化石”级的失散老红军——谭萃维。
2016年12月4日，笔者就着冬日暖阳一番左询右问，一路翻山越岭朝着秋田村马不停蹄地奔进。当导航提示到达目的地附近时，因我听不太懂客家话，几番打听后仍然是不知所云，幸运遇到一个热心的老大娘把我径直带领到谭老家门口。
走进谭老家里，我一边急切地握住谭老的双手，一边不住地问好。我打量着眼前这位景仰已久的老红军。谭老靠在床沿坐着，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袄。谭老的儿子谭海清说，从2015年起，谭老的记忆变得有些模糊，言语也不及以前利索。曾经有几次，谭老明明就在自家门前的马路上散步，不知回家的路。
天性爽朗的我开始有点忧心，一来担心谭老的身体健康，二来担心刚刚开始的采访就要结束。“我爷爷和我父亲当红军的故事，我从小听到大。这些年，我父亲每次接受记者采访我都陪在他身边，他们的故事我都滚瓜烂熟。”谭海清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他一边示意我先喝口茶，一边微笑着对我说。于是，我循着一个山里中年男人略带沧桑的声音，追寻起谭老那些红军往事。
1918年11月29日，谭萃维出生在酃县垄溪乡秋田村梨树下组，1927年，谭老的母亲不幸去世时，谭老的父亲谭丰林正跟着周里在山上闹革命。9岁的谭老在家里便没有了人细心照看，他经常是饱一餐饿三餐地过日子。谭丰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为赤卫队的纪律他只能把所有的心疼心酸统统埋藏在心底。失去了娘，爹又在山上打游击，大伙都觉得天作孽人不能够再作孽，在赤卫队员一致的表决下，谭丰林才将小谭老接上了山。
“我爷爷叫谭丰林，他有五个兄弟姊妹。他年轻时一直跟着周里在闹革命，是个事务长。”谭海清把“周里”二字说话的声调提高了一个八度。的确，周里同志革命的光辉足已让每个炎陵人都引以为荣。周里，原名周礼,1903年11月15日生于酃县策源乡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不顾白色恐怖的危险，秘密从长沙潜回酃县凉桥开展恢复农民协会的工作。10月中旬,当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到达酃县水口朱家祠时，周里向毛泽汇报了酃县的详细情况，并遵从毛泽东的指示积极组织老百姓开展武装斗争。
“我爷爷牺牲在红七军与挨护团交火的一场激烈战斗中。据我父亲说，清理战场时因为牺牲的人太多，安葬的时候别说棺材，连一块薄木板都没有。甚至，连一件敛闭的衣服也没有，打扫战场的人用一块白布草草一裹，就把3具尸体埋葬在一丘高坎田的田埂下。至今，我爷爷的坟到底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说起这事就觉得心里好难受哦！”谭海清一边拨浪鼓式地摇头，一边长长地叹了口气。我看见他的眼角分明多了些许湿润。
原来，1931年2月28日，张云逸率红七军58团到达酃县黄挪潭区平湖、上洞一带，部队驻扎在廖家祠堂及其附近。3月2日凌晨，即红七军离开黄挪潭的次日，号称“湘南王”的汝城县挨户团团总胡凤璋，带领千余人杀气腾腾地闯进了黄挪潭。秘密藏在黄挪潭疗伤的周里，立即将情况通知红七军。张云逸火速召开战斗动员大会。张云逸说：“这一块红土地是毛委员费尽千辛万苦心血换来，我们一定要坚决保护好酃县苏区，将敌人打出去！”酃县赤卫大队主动请缨和红七军一起并肩作战。
黄挪潭是一条狭长的山谷，从瓷器窑到上洞村约有10余公里的进深。山谷两边的高山层峦叠嶂，连绵不绝。3月2日凌晨，红七军翻过将军山到达婆婆仙后兵分两路。一路经牛角垅、下凉桥正面迎接敌人；一路沿秧田垅、坪埂到下坪松江口迂回包抄。而酃县赤卫队守在瓷器窑，堵死通往梨树洲和浆村的路口。
当胡凤璋的部队窜到下坪村时，遭到红七军主力枪炮全开的迎面痛击，招架不住的敌人吓得匆忙后撤。当敌人退至松江口时，又遭到埋伏好的红军部队再次沉痛打击。两次进攻受阻的敌人军心开始涣散，作鸟兽散地逃窜。当敌人逃窜至瓷器窑前时，他们已经有一小段路程没有听见后面追赶的枪炮声了。正当敌人以为逃出红军的包围圈而心生欢喜时，早早张开口袋的酃县赤卫大队，突然像天兵天将一般闪现在敌人的正前方。以逸待劳的赤卫队借助天时地利人和，痛痛快快地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黄挪潭战斗共歼敌200余名，缴获枪支110支。谭老的父亲很有可能就是牺牲在这场战斗中。
“我爷爷生前没有留下半点遗物，就连一纸证明也是后来补发的。”谭海清一边说，一边起身从新屋的堂屋里往大门口外走。我也连忙起身跟在他身后，穿过一个晒谷平走进旁边一栋老式的砖木结构的房子里。我看见堂屋正中墙壁左侧的房门上方挂着一块玻璃框架，框架头顶披着一块红布，玻璃框内镶嵌着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上面清晰地写道：谭丰林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布，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932年，14岁的谭萃维当上了儿童团团长。谭老和儿童团的小伙伴们主动为山上的赤卫队站岗、放哨和传递书信。有时候，谭老和小伙伴们会翻山越岭去协助赤卫队侦察敌情。有时候，谭老和小伙伴们会为回到驻地休整的赤卫队员递水解渴，扇扇子解乏。失去了父亲的谭老把山上的赤卫队员们都当成和父亲一样亲昵的亲人。
据酃县史料记载，1927年10月15日，毛委员在水口朱家祠问周礼：“酃县敌人的情况怎样？”周礼答道：“酃县没有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南乡和东乡有挨户团，南乡挨户团头子叫陈大观，有三十多条枪；东乡挨户团头子叫贾少隶（贾威），缴了农会自卫队一些枪支，共有七八十条枪。”
挨户团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种农村武装组织，起初是各地农户自己武装起来防备流氓土匪保护自己的自治队伍。但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挨户团逐渐被地主所篡夺把持，变成了一支反革命的武装组织，对赤卫队和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有不可低估的威胁。自从赤卫队上山打游击后，挨户团加紧了对上山路口的巡逻与封锁，许多古道上都开始设关建卡，对来往的人和物一律进行盘查。反动派企图困死山上的赤卫队员。当时，山上的赤卫队有两样东西最为紧缺，一是盐巴，二是粮食。盐巴这东西如果不能够及时补充或缺乏，人就会没有力气而无法行走，面对敌人的追捕就只有乖乖束手就擒。粮食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更加不用多余的文字做解释。夏季和秋季，山上的野菜和野果子好歹能够把肚子垫个半饱，但是到了冬季，赤卫队员就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
所以，谭老和大伙想尽一切办法应对敌人的盘查。譬如往山上送盐巴，大伙就把竹子砍倒，再将每个竹节捅穿，把盐巴藏进竹筒里面，还得把竹子伪装成挑东西的杠子一般长短，在竹杠子的两头挂上稻草或柴禾。万一遇到挨户团盘查询问，就说是去卖柴禾或者给临近的亲戚送柴禾。往山上给赤卫队运送粮食比送盐巴要更困难得多，也更危险。就算是送小半担高粱米，也常常是需要有五六个人结伴而行，一路相互打掩护。在送粮的队伍中要有几个会说客家话的本地人，遇到盘查能够流利地用客家话交谈不让敌人起疑心，更要有攀亲带故套近乎的能耐，大费周折之后才有可能侥幸放行。
1933年，谭老光荣地加入赤卫队，15岁的谭老成了年纪最小的赤卫队员。当时赤卫队人数不多，一支队伍也就十来个人，经常掩藏在深山密林里面。但是，为了躲避敌人的搜山，赤卫队没有专门的“营房”。所谓的“房子”就是用树枝就着山坡的弧度或者岩洞搭建的茅草窝。
“我父亲说他参加过的战斗不计其数，但有两次战斗的记忆最是深刻。一次是在十都九峰坳的战斗，一次是在策源黄挪潭的战斗。”谭海清端起桌上的水杯，轻轻地抿了一口又继续说道。
红七军离开酃县时,红七军的干部何德胜、梁文光因身负重伤留了下来修养。他俩伤愈后分别担任酃县红九营营长和政委。1931年11月下旬,他俩率领红九营与湘赣独立一师一举攻下了酃县城，活捉并枪毙了伪敌县长谭仲枚等数名国民党官员。随后，他们又配合宁冈县红八营在江西大垅俘虏了宁冈县警卫团团总谢觉民。
面对接二连三的失败，恼羞成怒的酃县挨户团岂会善罢甘休？他们暗地里谋划对苏区红军要展开一场“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般惨烈的疯狂反扑。1932年2月，酃县挨户团在驻扎茶陵的敌军陈光中部的唆使下，纠集约千余人经沔渡向上九都苏区进攻。获悉情报后，酃县县委把县赤卫队的指挥权都交由何德胜和梁文光统一指挥。他俩登上九峰坳察看地形后，布置红九营隐蔽在九峰坳大路两侧的山谷里，赤卫队分散埋伏在山背的灌木林中，在预计敌人进攻路线的地方巧妙地布上了三颗地雷。
第一天过去了，没有发现敌人的踪影，第两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发现敌人的半个鬼影。有些急性子的红军在嘀咕“敌人是不是吓破了胆不敢来了。”然而，第三天一大早，敌人像暴风雨前的乌云黑压压地直奔九峰坳而来。这一切都没有能够躲过红军侦察兵的眼睛。当挨户团的队伍踏响地雷后，红九营和赤卫队同时向敌人发起猛烈地冲锋。漫山遍野喊杀声和枪弹声震耳欲聋。当冲锋号吹响时，敌人像吓破胆的老鼠夺路而逃。拉在后面的敌人哆嗦着双腿哭爹喊娘。梁、何二人带领部队乘胜追击，他俩齐刷刷地冲在队伍的最前面，谭老和战友也是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九峰坳战斗共俘虏200余敌人，缴获机关枪一挺，步枪30余支。”令人痛心疾首地是，梁、何二人不幸中弹，后因缺医少药不治身亡，长眠在九峰坳附近的烈士陵园里。
“听说谭老会功夫，还很会唱红歌？”我微笑着问。“没有，我爸只会打点点拳术，可能是他当年从部队里学来的”谭海清谦虚地说道，“至于唱红歌，他有时去逢圩都会边走边哼哼。早几年，县里还专门接我爸爸去演唱红歌”，谭海清补充说道。
自毛泽东到酃县后，红色歌谣成了风靡苏区的流行歌曲。红色歌谣形式多样又朗朗上口，革命群众不知不觉就学会了演唱。比如，驻扎在中村乡的工农红军，就将当地农民编唱的山歌《长工歌》改编成了红色歌谣《十二月长工歌》。1928年3月，毛泽东在中村乡主持了插牌分田的革命活动。为了让群众充分理解插牌分田的意义，红军队伍就有能人依军歌《打倒列强》的旋律，然后重新填词写出《插牌分田歌》。歌词大意：“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农民要种田呀，穷人要吃饭呀，把田分，把田分；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快快来插牌呀，分田要实行呀，把田分，把田分。”
1934年，面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局面，红军的大部队选择北上抗战作战略性转移。谭老跟随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前往郴州方向运动。当部队转战在八面山附近时遭遇了郴州方向敌人的突袭，激战中谭老因腿部中枪，战友们想背着他一起撤退，但他怕拖累了战友们，便带着伤痛钻进了山里的密林深处。谭老倚仗山里人的机智躲过敌人的搜捕。当谭老再次走出山林时，他已经不见了部队踪影。从此，谭老回到秋田老家默默地开始了一个农民的生活。1984年，谭老开始享受失散老红军的待遇。
“我五岁开始和我父亲一起吃住（谭海清的生父谭萃文是谭萃维的弟弟，谭海清5岁时过寄给谭萃维当儿子），我平时难得看见他开怀大笑。但是2004年我儿子谭涛去参军的那天，我父亲的笑声赛过了迎接的锣鼓声。2006年谭涛复员时，我父亲不愿意去麻烦组织帮孙子安排个好工作。我儿子也说要靠自己的能力过上好日子，至今他都还在广东打工。他们当过兵的人觉悟就是高些，我呢就搭帮如今党的好政策，安安心心地在家带好一老一小。”谭海清有些自我解嘲地说。正说着，一个小男孩飞快地跑过来，抱住谭海清的双腿说“爷爷，抱抱，我要抱抱。”谭海清一手抱起小孙子，一手抓起一把糖果塞在小男孩的手心上。此情此景，我脑海里闪现一副楹联“四世同堂，五福临门”，送给谭老一家不正刚刚好嘛！ （责任编辑：卫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