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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心中的红色记忆 ——我父亲革命斗争中最难忘的几个片段

2017-07-11 19:44:21 来源:《湘东文化》杂志网--株洲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株洲市委宣传部主管 浏览:269
文/颜文峰


     
  我父亲段晚连是个失散的老红军。1944年,父亲于广西桂林的一次战斗中负伤,因伤口感染,不能行走,部队将其转移到当地的一位老乡家疗伤。伤情刚有好转,父亲就要求找部队,几经辗转都打听不到部队的消息,便来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因父亲是新四军的,只知道新四军部队的番号,不知道八路军的情况。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见他伤口未愈又患有疾病,劝他回家养伤治病,并给了他路费。岂知回家后,家里已经发生很大的变故。因他参加革命,其父段运仔和胞兄段头连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母亲也因此悲愤交加,积虑成疾去世,房屋也已破烂不堪。他孤身一人,拖着伤残的腿,无处安身。
  本村颜家组的颜子玉也曾是老红军,井冈山斗争时期即投身革命,后因战斗中被打散,右膝下中弹负伤,后寻找部队无着,便遣身回家,解放后被认定为老革命。他见我父亲非常可怜,十分同情,便与其妻刘保英商量,将其领回家,为他疗伤治病。日长月久,他与颜家的女儿颜菊花建立了感情,便婚配成亲,生下我兄妹三人。我原名段苟保,后改为颜姓,取名文峰,姐姐段苟娇,小妹段禾娇。
  1950年以后,父亲被选任乡农会主席,参加了“三反五反”和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谭余保带一连兵到清水找前妻谭明姑,在我家住了一个晚上。1964年,父亲被接到湖南省政府谭余保主席那里住了半个月时间。当时,他想要谭主席为他找份工作,谭主席便动员他回家种田,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文革”期间,父亲被诬陷为“反革命”叛徒而遭批斗管制。党的十一届八中全会结束了“文革”十年动乱,党中央提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但因某些原因,父亲的问题一度未能澄清,他的待遇也未能按党的政策得到落实。1987年,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谭汤池同志派工作组来到茶陵。因我父亲曾当过他的警卫员,他知道父亲的情况。在他的督促下,父亲才获得平反,恢复名誉,享受失散老红军的待遇。然而,好景不长。1991年5月,父亲因病去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74岁。
父亲的一生勤劳俭朴、忠诚勇敢,对党、革命和人民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从我懂事的时候起,他就向我讲述革命斗争的故事和他参加革命的经历,他难忘的一些片段。他讲了一次又一次,以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窝。我退休以后,有了时间,便将其整理出来,以寄托对父亲的怀念之情,也教育子女,昭示后人。

艰难的白区工作
  我父亲于1914年2月出生于茶陵县潞水镇龙溪村上段组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当时,祖父母已生育长子段头连,便将父亲取名为段晚连。由于家里贫困,衣食无着,又新添人丁,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加之父亲童年时期常患疾病,算命先生说他八字大,要贱养方能成人。我祖父便将其送给腰陂镇珍武村董家坳的一户人家作儿子。
  1930年春,父亲虽然只有16岁,却长得高高大大,身强体壮。是时,茶陵三区(腰陂)中国共产党支部已恢复,正在组建共产主义青年团,刘永珍便介绍我父亲加入团组织。随即推选父亲任村儿童团团长,并与刘胜等人一道出席过县里的儿童团代表大会。当年4月,苏维埃政府组建白区工作挺进队,我父亲被推选为挺进队员,在陇上磨形里参加县挺进队成立会议。挺进队由30人组成,钟苟仔任队长。父亲被分到第四班,共6个人。初始驻扎在高陇荔市,主要从事地下活动,居无定所,昼伏夜行,斗争非常艰苦。后来父亲转移到秩堂东坑(即雩江乡),按挺进队的安排,以“土豪后方”勤务员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活动。当时,“土豪后方”主任是张三前同志,所有的地下活动都由他策划和指挥,其工作任务是深入白区,发展苏区,寻找经济来源。
  在这期间,父亲为茶陵苏区建设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革命,对苏区实施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的策略,为粉碎敌人的“清剿”和封锁,挺进队建立了秘密交通线和地下交通站,以便联络和输送物资。当时,西乡是白区。父亲他们的居住地主要在东乡,而活动区是西区。因此,他们往往都在夜晚行动。每晚跑路都是几十里或上百里。为买到食盐,他们都要到白区去,白区的食盐一块钱可以买6斤,而苏区的盐,一块钱只能买二两。他们常到白区市场买盐,风险很大,若被国民党士兵或土豪发现,就有坐牢或杀头的危险。他们还采取“吊羊”的办法筹集经费。到一个地方抓住一个或两个土豪,带到隐蔽的地方,由土豪写条子后,巧妙地将条子送进土豪家,直到该土豪家人送来钱,才将土豪放回去。父亲曾说,这办法很灵,一抓到土豪都会送来钱,而且这土豪不敢将此事宣扬出去。如果让国民党当局知道了,他的性命也难保。
1932年,父亲被组织上调任“横专医院”当“看护兵”。这是一个专为红军疗伤治病的地下医院,由廖子荣和一个姓谭的医生为主治医师。父亲在此为保卫医院和红军伤病员担当了很多风险,特别是为采购医药品经受了不少磨难。这也磨练了他的革命意志和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难忘救命恩人
  1933年,我父亲被调往茶陵县委政治保卫局工作。当时,谭汤池同志任局长。他见父亲机智灵活、忠诚耿直,便要父亲担任他的警卫员。1934年,谭汤池调任湘赣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父亲跟随他去了江西永新。
  在1934年开始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时,湘赣省委、省苏区为了保存力量粉碎敌人的“围剿”阴谋,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的率领下,最先突围北上,与湘鄂边区贺龙同志会合。湘赣边区红军突围后,留下一部分干部和地方武装坚持边区斗争。谭余保、谭汤池等省委、省苏区的领导都被留了下来。当时,敌人以数十倍的兵力,向我苏区进行反复“围剿”。作为湘赣苏区最高领导机关的中共湘赣省委,只有一个独立团的武装可以指挥。在江西武功山上水坪,我军与敌人激战。敌军陈光中、彭位仁、王冬元三个师的兵力围剿我们,我军加上省委、省苏区的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也只有800人。我军便以游击战术对付敌人,一有时机即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小部分。但终究敌强我弱,我军部队被打散,损失惨重。在武功山我父亲被敌人击中右脚根部,行走困难。当时,腰陂的刘伯生同志见我父亲已受伤,欲扶他走,但父亲右脚疼痛难忍,实在不能走了,刘便将其藏在一个隐蔽的荆棘中,又去投入战斗。
  父亲在荆棘中躺了两个晚上,没吃没喝,于次日爬了出来,一面采些野果草根充饥,一面寻找被打散的红军。他在深山老林中忍痛挨饿,漫无边际地爬行了两天两夜,方才遇到战友张月忠。张月忠是江西安福县人,系湘赣边区的红军战士,也因在战斗中被打散,在山上寻找队伍。他看到我父亲伤势严重,便背着我父亲行走。两个人都是几天未吃到正粮,靠野菜和水维持生命。张还要背着我父亲,所以行走及其缓慢。我父亲曾几次要张放下他,不要管他,要他一个人出山寻找部队。而张月忠同志始终不肯,说:“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硬是将我父亲背到江西莲花横专医院。此时,廖子荣医师也转移到该医院。在缺药的情况下,寥医师采用草药将父亲的伤口治愈。回部队后,因谭汤池调任中共茶、攸、莲中心县委书记,湘赣军区领导,便安排我父亲跟谭余保当警卫员,直到1938年。
从此,我父亲认张月忠为救命恩人,在苏区时,两人非常要好。父亲回到家乡的几十年,几乎每天都讲到这事,常常念叨张月忠的名字,但一直未得到张月忠的消息,也不知他的后代如何。临终前,他还嘱咐我们“不要忘记张月忠同志,如有机会,一定要打听到他及其后代的情况。”我始终铭记父亲的这一遗嘱,遍访其人,虽尚无结果,但我将不遗余力尽心而为。

为叶挺将军当警卫员
  我父亲跟随谭余保当警卫员时,谭余保除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外,主要精力是做群众工作。当时,敌人对待边区群众非常残酷,特别是与反动民团同时回来的土豪恶霸,更是无恶不作。他们只要发现某家有人参加红军,某家的财产就难以保全。杀人、烧屋、抢劫之事,天天都有。为动员群众团结起来与敌人展开斗争,谭余保坚持利用一切时机到每个村去做群众工作,帮助组织农会、青年团等群众组织,对遭受残害的群众尽可能地进行抚慰。于是,父亲跟随谭余保走遍了边区的山山寨寨,开始在永新的大公山、九陇山,然后又到武功山、棋盘山等地。
  谭余保组织游击战争很有办法,善于打奔袭战。据父亲回忆:1937年春上,游击队连夜奔袭安福洲湖,杀了安福的伪县长,敌人惊慌失措,即向江西省主席报告:“千余共匪,攻进安福,县长殉难。”其实,我们游击队只有100多人。
  1938年1月,湘赣游击队的部分战士被编入新四军。谭余保和部分同志留下工作,我父亲亦被留了下来。当年9月谭余保主席要去延安,便指令我父亲跟随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任警卫员。由此,父亲跟随叶挺将军参加抗日战争,攻打江南。
  叶挺是我军的创建人之一(在江西南昌成立军部,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杰出的军事家,父亲非常敬重他,工作也特别勤奋、谨慎。父亲刚到南昌报到不久,叶挺将军即率部队向福建挺进。1939年5月,新四军穿越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在皖中叶挺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路东西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父亲对渡江战斗记忆深刻。他说:“北渡长江非常艰险,叶将军非常沉着稳重而又乐观豁达。他渡江时还背着一个篮球,悄悄地与警卫战士说:‘这篮球多好,在水中可以浮,在岸上可以打。”每每讲起这事,父亲都是眉开眼笑。
  1940年10月初,日军5000余人在空军配合下进驻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叶挺将军指挥军直属队顽强苦战。叶挺将军亲自参战,我父亲和其他警卫战士紧随叶军长左右,一面保卫叶军长,一面抗击日寇,毙伤日军数百人,将敌击退。我父亲说:“战斗结束后,我和几个警卫战士受到了叶军长的表扬。”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叶挺将军被国民党扣押,身陷囹圄。我父亲也被下到连队,直至在广西桂林战斗中又负伤,没及时跟上部队,在得到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后方才回到家乡。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多次交涉,1946年3月4曰,叶挺将军获释,并参加了重庆谈判。4月8日,他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以及叶将军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儿杨眉和幼子陈九。此时,父亲已回到家快两年了,当时不知道此事。直到1949年,从返乡探亲的战友中得知此事,父亲痛哭流涕。之后,父亲常常讲起在叶将军身边当警卫员的故事,并将叶将军在国民党集中营所作的明志《囚歌》抄了下来,教我们读写,以勉励我们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卫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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