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颜文峰
我父亲段晚连是个失散的老红军。1944年，父亲于广西桂林的一次战斗中负伤，因伤口感染，不能行走，部队将其转移到当地的一位老乡家疗伤。伤情刚有好转，父亲就要求找部队，几经辗转都打听不到部队的消息，便来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因父亲是新四军的，只知道新四军部队的番号，不知道八路军的情况。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见他伤口未愈又患有疾病，劝他回家养伤治病，并给了他路费。岂知回家后，家里已经发生很大的变故。因他参加革命，其父段运仔和胞兄段头连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母亲也因此悲愤交加，积虑成疾去世，房屋也已破烂不堪。他孤身一人，拖着伤残的腿，无处安身。
本村颜家组的颜子玉也曾是老红军，井冈山斗争时期即投身革命，后因战斗中被打散，右膝下中弹负伤，后寻找部队无着，便遣身回家，解放后被认定为老革命。他见我父亲非常可怜，十分同情，便与其妻刘保英商量，将其领回家，为他疗伤治病。日长月久，他与颜家的女儿颜菊花建立了感情，便婚配成亲，生下我兄妹三人。我原名段苟保，后改为颜姓，取名文峰，姐姐段苟娇，小妹段禾娇。
1950年以后，父亲被选任乡农会主席，参加了“三反五反”和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谭余保带一连兵到清水找前妻谭明姑，在我家住了一个晚上。1964年，父亲被接到湖南省政府谭余保主席那里住了半个月时间。当时，他想要谭主席为他找份工作，谭主席便动员他回家种田，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文革”期间，父亲被诬陷为“反革命”叛徒而遭批斗管制。党的十一届八中全会结束了“文革”十年动乱，党中央提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但因某些原因，父亲的问题一度未能澄清，他的待遇也未能按党的政策得到落实。1987年，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谭汤池同志派工作组来到茶陵。因我父亲曾当过他的警卫员，他知道父亲的情况。在他的督促下，父亲才获得平反，恢复名誉，享受失散老红军的待遇。然而，好景不长。1991年5月，父亲因病去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７４岁。
父亲的一生勤劳俭朴、忠诚勇敢，对党、革命和人民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从我懂事的时候起，他就向我讲述革命斗争的故事和他参加革命的经历，他难忘的一些片段。他讲了一次又一次，以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窝。我退休以后，有了时间，便将其整理出来，以寄托对父亲的怀念之情，也教育子女，昭示后人。
艰难的白区工作
我父亲于1914年2月出生于茶陵县潞水镇龙溪村上段组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当时，祖父母已生育长子段头连，便将父亲取名为段晚连。由于家里贫困，衣食无着，又新添人丁，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加之父亲童年时期常患疾病，算命先生说他八字大，要贱养方能成人。我祖父便将其送给腰陂镇珍武村董家坳的一户人家作儿子。
1930年春，父亲虽然只有16岁，却长得高高大大，身强体壮。是时，茶陵三区（腰陂）中国共产党支部已恢复，正在组建共产主义青年团，刘永珍便介绍我父亲加入团组织。随即推选父亲任村儿童团团长，并与刘胜等人一道出席过县里的儿童团代表大会。当年4月，苏维埃政府组建白区工作挺进队，我父亲被推选为挺进队员，在陇上磨形里参加县挺进队成立会议。挺进队由30人组成，钟苟仔任队长。父亲被分到第四班，共6个人。初始驻扎在高陇荔市，主要从事地下活动，居无定所，昼伏夜行，斗争非常艰苦。后来父亲转移到秩堂东坑（即雩江乡），按挺进队的安排，以“土豪后方”勤务员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活动。当时，“土豪后方”主任是张三前同志，所有的地下活动都由他策划和指挥，其工作任务是深入白区，发展苏区，寻找经济来源。
在这期间，父亲为茶陵苏区建设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革命，对苏区实施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的策略，为粉碎敌人的“清剿”和封锁，挺进队建立了秘密交通线和地下交通站，以便联络和输送物资。当时，西乡是白区。父亲他们的居住地主要在东乡，而活动区是西区。因此，他们往往都在夜晚行动。每晚跑路都是几十里或上百里。为买到食盐，他们都要到白区去，白区的食盐一块钱可以买6斤，而苏区的盐，一块钱只能买二两。他们常到白区市场买盐，风险很大，若被国民党士兵或土豪发现，就有坐牢或杀头的危险。他们还采取“吊羊”的办法筹集经费。到一个地方抓住一个或两个土豪，带到隐蔽的地方，由土豪写条子后，巧妙地将条子送进土豪家，直到该土豪家人送来钱，才将土豪放回去。父亲曾说，这办法很灵，一抓到土豪都会送来钱，而且这土豪不敢将此事宣扬出去。如果让国民党当局知道了，他的性命也难保。
1932年，父亲被组织上调任“横专医院”当“看护兵”。这是一个专为红军疗伤治病的地下医院，由廖子荣和一个姓谭的医生为主治医师。父亲在此为保卫医院和红军伤病员担当了很多风险，特别是为采购医药品经受了不少磨难。这也磨练了他的革命意志和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难忘救命恩人
1933年，我父亲被调往茶陵县委政治保卫局工作。当时，谭汤池同志任局长。他见父亲机智灵活、忠诚耿直，便要父亲担任他的警卫员。1934年，谭汤池调任湘赣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父亲跟随他去了江西永新。
在1934年开始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时，湘赣省委、省苏区为了保存力量粉碎敌人的“围剿”阴谋，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的率领下，最先突围北上，与湘鄂边区贺龙同志会合。湘赣边区红军突围后，留下一部分干部和地方武装坚持边区斗争。谭余保、谭汤池等省委、省苏区的领导都被留了下来。当时，敌人以数十倍的兵力，向我苏区进行反复“围剿”。作为湘赣苏区最高领导机关的中共湘赣省委，只有一个独立团的武装可以指挥。在江西武功山上水坪，我军与敌人激战。敌军陈光中、彭位仁、王冬元三个师的兵力围剿我们，我军加上省委、省苏区的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也只有800人。我军便以游击战术对付敌人，一有时机即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小部分。但终究敌强我弱，我军部队被打散，损失惨重。在武功山我父亲被敌人击中右脚根部，行走困难。当时，腰陂的刘伯生同志见我父亲已受伤，欲扶他走，但父亲右脚疼痛难忍，实在不能走了，刘便将其藏在一个隐蔽的荆棘中，又去投入战斗。
父亲在荆棘中躺了两个晚上，没吃没喝，于次日爬了出来，一面采些野果草根充饥，一面寻找被打散的红军。他在深山老林中忍痛挨饿，漫无边际地爬行了两天两夜，方才遇到战友张月忠。张月忠是江西安福县人，系湘赣边区的红军战士，也因在战斗中被打散，在山上寻找队伍。他看到我父亲伤势严重，便背着我父亲行走。两个人都是几天未吃到正粮，靠野菜和水维持生命。张还要背着我父亲，所以行走及其缓慢。我父亲曾几次要张放下他，不要管他，要他一个人出山寻找部队。而张月忠同志始终不肯，说：“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硬是将我父亲背到江西莲花横专医院。此时，廖子荣医师也转移到该医院。在缺药的情况下，寥医师采用草药将父亲的伤口治愈。回部队后，因谭汤池调任中共茶、攸、莲中心县委书记，湘赣军区领导，便安排我父亲跟谭余保当警卫员，直到1938年。
从此，我父亲认张月忠为救命恩人，在苏区时，两人非常要好。父亲回到家乡的几十年，几乎每天都讲到这事，常常念叨张月忠的名字，但一直未得到张月忠的消息，也不知他的后代如何。临终前，他还嘱咐我们“不要忘记张月忠同志，如有机会，一定要打听到他及其后代的情况。”我始终铭记父亲的这一遗嘱，遍访其人，虽尚无结果，但我将不遗余力尽心而为。
为叶挺将军当警卫员
我父亲跟随谭余保当警卫员时，谭余保除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外，主要精力是做群众工作。当时，敌人对待边区群众非常残酷，特别是与反动民团同时回来的土豪恶霸，更是无恶不作。他们只要发现某家有人参加红军，某家的财产就难以保全。杀人、烧屋、抢劫之事，天天都有。为动员群众团结起来与敌人展开斗争，谭余保坚持利用一切时机到每个村去做群众工作，帮助组织农会、青年团等群众组织，对遭受残害的群众尽可能地进行抚慰。于是，父亲跟随谭余保走遍了边区的山山寨寨，开始在永新的大公山、九陇山，然后又到武功山、棋盘山等地。
谭余保组织游击战争很有办法，善于打奔袭战。据父亲回忆：1937年春上，游击队连夜奔袭安福洲湖，杀了安福的伪县长，敌人惊慌失措，即向江西省主席报告：“千余共匪，攻进安福，县长殉难。”其实，我们游击队只有100多人。
1938年1月，湘赣游击队的部分战士被编入新四军。谭余保和部分同志留下工作，我父亲亦被留了下来。当年9月谭余保主席要去延安，便指令我父亲跟随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任警卫员。由此，父亲跟随叶挺将军参加抗日战争，攻打江南。
叶挺是我军的创建人之一（在江西南昌成立军部，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杰出的军事家，父亲非常敬重他，工作也特别勤奋、谨慎。父亲刚到南昌报到不久，叶挺将军即率部队向福建挺进。1939年5月，新四军穿越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在皖中叶挺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路东西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父亲对渡江战斗记忆深刻。他说：“北渡长江非常艰险，叶将军非常沉着稳重而又乐观豁达。他渡江时还背着一个篮球，悄悄地与警卫战士说：‘这篮球多好，在水中可以浮，在岸上可以打。”每每讲起这事，父亲都是眉开眼笑。
1940年10月初，日军5000余人在空军配合下进驻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叶挺将军指挥军直属队顽强苦战。叶挺将军亲自参战，我父亲和其他警卫战士紧随叶军长左右，一面保卫叶军长，一面抗击日寇，毙伤日军数百人，将敌击退。我父亲说：“战斗结束后，我和几个警卫战士受到了叶军长的表扬。”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叶挺将军被国民党扣押，身陷囹圄。我父亲也被下到连队，直至在广西桂林战斗中又负伤，没及时跟上部队，在得到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后方才回到家乡。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多次交涉，1946年3月4曰，叶挺将军获释，并参加了重庆谈判。4月8日，他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以及叶将军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儿杨眉和幼子陈九。此时，父亲已回到家快两年了，当时不知道此事。直到1949年，从返乡探亲的战友中得知此事，父亲痛哭流涕。之后，父亲常常讲起在叶将军身边当警卫员的故事，并将叶将军在国民党集中营所作的明志《囚歌》抄了下来，教我们读写，以勉励我们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卫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