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逆境中的宋时轮将军
文/陈利明
像宋时轮这样叱咤风云、戎马倥偬、屡立战功的开国上将，在10年“浩劫”中也在劫难逃，受到无情的批判，被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反分子”等帽子。面对诬陷和批斗，宋时轮毫不屈服，理直气壮地说：“批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批得不对。我这个‘三反分子’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国民党反动派的，难道我反错了吗？”“造反派”逼他一次又一次地写“交代”材料。在他的交代材料中，从不牵连任何人，从不推诿任何一件事，从不给自已乱扣一顶帽子，从不引用林彪的一句“语录”，也从不说“中央文革”一句好话。为此，宋时轮吃尽了苦头。
在一次中央全会召开前，根据“中央文革”头头康生、江青等人的安排，为了达到人数过半、决议生效的目的，就从被淘汰的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中，临时补进6人充数，宋时轮便是其中之一。谁知报到后一走进华东组，宋时轮立即遭到“炮轰”。
“宋时轮！你当过陈毅两任参谋长，为什么不揭发陈毅？”
“宋时轮，陈毅是‘二月逆流’黑干将，反党反毛主席，你听他说过什么？赶快揭发！”
他点燃一支烟，猛抽了两口，若有所思地回答：“我没准备好哟！”
“你老奸巨滑！”
大帽子一顶顶压来，一个追随林彪的人指着他的鼻子“揭老底”，说：“你要准备什么？你过去讲课开口一大篇嘛，连个提纲也不要嘛！”
宋时轮瞟了他一眼，不软不硬地顶他一句：“我老啦，不行啦，不写出来，就讲不出嘛！”
钢铁硬汉的宋时轮，宁愿再回去蹲牢，也绝不昧着良心加入围剿陈毅的行列。他怒不可遏地顶了回去：“他们都是老帅，是元帅，我没什么可揭发的！”那人说：“你要考虑后果！”宋时轮不屑一顾地说：“我老了，随你的便吧。”说完拂袖而去。
在10年“文革”浩劫中，宋时轮将自已经受的磨难置之度外，时刻关心、爱护仍处在患难中的战友，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更重的博大情怀。
宋时轮与张爱萍早在1932年的中央苏区时期就相识相知。1974年“八一”前夕，张爱萍正在福建治疗“文革”中在监狱致残的腿伤，忽然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要他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建军47周年纪念活动。当天，中央军委便派专机来闽接张爱萍回京。
张爱萍回京后的一天晚上，宋时轮到招待所找到了张爱萍。“文革”初期张爱萍全家就被造反派扫地出门，他回京后只好住在招待所里。宋时轮开门见山地说：“别蹲在家里‘修行’了，该‘出山’了。”
张爱萍在“文革”中受到非人的折磨，在监狱里已是九死一生，他已失去了重新‘出山’的信心。当宋时轮这样一说他连连摇头。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宋时轮向张爱萍幽默地说：“到我那儿去吧，院长、政委任你挑。你愿当院长，我就当政委；你愿当政委，我就当院长。”张爱萍说：“我这个人又不懂科学，怎么能到军科院去当院长、政委呢？”
宋时轮风趣地说：“你扯着胡子过河——牵（谦）什么须（虚）呢？我对你还不了解吗？”临走时，宋时轮又强调说：“你再考虑考虑，和尊夫人商量商量，我等你的回话。”张爱萍还是没有信心：“算了，感谢你的好意和关心。”宋时轮不甘就此罢休，“威胁”道：“算了？我告诉你，你要不答应，我就到叶剑英元帅那里去要你。”
没几天，叶帅还真的找张爱萍谈话了，说宋时轮早就向他报告，要他到军科去工作，但张爱萍还是婉言谢绝了。
宋时轮病逝后，张爱萍十分怀念他，时常谈起他，有时也后悔在他生前没有多送几瓶茅台给他，反而劝他少喝几杯。感慨之余，张爱萍挥就了一首诗，悼念于危难关头关心自己的老战友宋时轮：“沙场百战扬神威，桃李万株正芳菲。笑声常洒真情在，君伴春风带醉归。”
宋时轮与廖汉生，早在1937年红军进行抗日整编时，两人就在同一个团工作，宋任团长，廖任副团长。
1973年11月28日，宋时轮来看望“文革”初被打倒的北京军区原政委廖汉生。患难之中重逢，两人话语依依，但宋时轮更关心的是廖汉生以后的工作安排。宋时轮建议廖汉生到军事科学院去工作，并说如果他同意的话，他立即向中央军委写报告。在“文革”中，廖汉生被打倒，靠边站已7年之久，渴望为党工作的心情十分迫切，当即表示：“行，我愿出来重新工作，仰仗你为我多多美言。”
为了以遂其愿，宋时轮首先向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叶剑英元帅报告，建议廖汉生到军事科学院去当政委。叶帅听后很高兴，当即表示：这个提议很好，你们主动要廖去当政委，我在中央军委就好说话了。在征得叶帅同意后，宋时轮立即提请军事科学院党委进行研究。军事科学院党委通过后，即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此事。
莫逆之交见真情。廖汉生终生不忘宋时轮的关爱之情。不久，中央军委正式发了文件，任命廖汉生为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事后，廖汉生才了解到，宋时轮为他出来工作费了不少心力，甚至冒了一定的政治风险——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兴风作浪，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阻挠老干部解放和工作，而宋时轮大义凛然，挺身而出。
1973年12月到1975年2月，廖汉生在军事科学院担任政治委员，与宋时轮共事了一年多时间，对宋时轮的高贵人品有了更为深刻的感受。1974年1月，“四人帮”精心策划，多次召开中央机关和驻
京部队领导干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会上，他们大放厥词，以“批林批孔”为名，行反党乱军之实。在会后，他们又把手伸向中央和军队的领导机关，拉帮结伙，制造混乱。宋时轮对此早有觉察并进行了坚决抵制。1974年2月，在军事科学院党委开会研究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问题时，宋时轮不顾风险，在会上带头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他说：“这次斗争的矛头是指向老干部的。我们一定要听中央军委的指示，即使是第二次被打倒也不能跟着风跑。”宋时轮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使院党委一班人很快统一了思想认识，这对后来军科院保持稳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了安置和保护更多的老干部，宋时轮还处心积虑，把其他几位老同志要来军事科学院工作，其中包括曾和他有过矛盾的人。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的这些老干部，大多是过渡一段时间，宋时轮一个一个地把他们要来，又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送走，仅政委就先后送走了4人。他这种敢于斗争、关怀同志、不计得失恩怨的精神和胸怀，令老战友夸赞不已。
宋时轮对老干部的亲属也关怀备至，使不少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亲属得到了妥善安置和照顾。陈毅元帅遭迫害后，夫人张茜被株连，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以致患了重病。宋时轮根据叶帅的示意，积极斡旋，将她调到军事科学院工作，以后又多方求医为其进行诊治。他这种关心他人的深情厚意，使张茜甚为感激。
（责任编辑：陈益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