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史 华山
漆黑的夜，一支蜿蜒望不到头尾的军队沿着鸭绿江大桥，悄悄向江对岸的朝鲜新义州挺进……这是1950年10月26日夜晚，志愿军入朝参战的真实场景再现……这里就有我们故事里的主人公。
值抗美援朝60周年来临前夕，株洲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周祥新率有关同志专程采访了本市几位志愿军老兵，听他们讲述了那场血与火的战争往事。
活捉美军骑兵师副师长
傅军，85岁，时任志愿军47军140师365团侦察排一班副班长，现在炎陵安度晚年。
1951年初夏，驻铁原地区的美军第３师在炮火和坦克的掩护下，大举进攻我志愿军47军驻守的夜月山、天德山一线阵地。次日，夜月山阵地失守，坚守主峰的一个排全部牺牲。不久美军又调来建军168年的王牌军——骑兵第一师猛攻我军防守的高旺山、高作洞，至大马里一线我军构筑了40公里宽的防御阵地。为了组织反击，我所在的团部侦察排奉命要活捉一个美国俘虏。
入夜，我们走出交通沟，慢慢地向山上美军摸去，隐隐约约看到上面有一个大帆布帐篷。天快亮了，敌人阵地上有探照灯来回照射。我们在摸索中前进，我一不小心，掉进了一条沟里，用手一摸，发现里面有电线，我掏出钳子把电线剪断了，敌人的探照灯顿时灭了。我们爬上一个小山包，摸进了那个大帐篷。帐逢里没有人，但放了很多食物，我们当时饿得厉害，就撬开罐头吃了起来。负责警戒的张炳洪说：“外面来了一个人。”我们就躲在帐逢里不动，等他进了帐篷，冲上去捂住这个敌人的嘴巴，把他捆起来立即撤退。
把敌人抓到团部，松了绑，揭开头罩才发现他是一个黑人士兵。开始，怎么问他都不敢说话，光是哭，战战兢兢地。我们团部的英语翻译反复向他宣传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他才敢说话。原来他是个勤务兵，他供出了骑兵第一师师部所在地。经过教育，我们将他放回。
根据这个黑人士兵提供的情况，团部和师部决定发起战术反击，进攻338.1高地，夺回340高地；并指示我们侦察排发起一次黑虎掏心的行动，配合大部队作战。
第二天晚上，侦察排全体出动，直奔338.1高地美骑兵１师指挥部。夜里12点以前，我们突入到了敌指挥所前沿。
敌人布置了三道岗哨。在第一道岗上，我们抓了一个“活口”，用毛巾塞住他的嘴。第二道岗的哨兵在打瞌睡，我们很轻松地把他抓获了。第三道岗正是那个黑人士兵在放哨，他朝里面的帐篷指了指，我们立即冲了进去。在帐篷里我们抓获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还抓了一个白皮肤、鹰钩鼻、黄头发的女人。后来才知道，这个美军军官是美军第一骑兵师的副师长和他的夫人。
这时，有战士从外面跑进来报告说：“有敌人上来了！”排长说：“我来掩护，你们赶快撤退。”霎时间枪声四起，乱战中排长被打断双腿倒在地上。我们用担架抬起排长，边打边撤。突然，枪炮声在敌人的身后响起，原来我们部队已经开始向338.1高地发起了进攻。经过激战，我们重新夺回了340高地，而我们侦察排也因为活捉了王牌师副师长荣立了集体二等功。
与黄继光最后相处的日子
游克源，84岁，时任志愿军15军15师135团2营6连2排6班副班长，是英雄黄继光的同班战友，现在炎陵安度晚年。
1951年6月，我部从风河县渡过鸭绿江，黄继光当时与我在一个营，但此时我们还互不相识。后来，我们班长调走了，上级调黄继光来当班长，副班长是肖冬良和我，我们两个都是机枪手。黄继光来时，我们班正驻守在五圣山上甘岭上的一个坑道里，当时给我们的印象是黄继光人长得英俊，脑瓜子灵。
不久，战斗日益激烈，敌人的飞机狂轰滥炸，一天比一天厉害。黄继光出了一个主意，叫我们扎稻草人，并穿上破旧的军装插在野地里，吸引敌人的火力，消耗敌人的弹药。后来看到敌人攻击这些假人，黄继光和我们都开心地笑了。他用较重的四川口音说：“美国佬真是猪脑壳，没过年也放炮。”
有天夜里，我和黄继光、韦兴亮、文相能、张有华等5个人回团部领取弹药。没想到走到一个山腰上时却听到有李承晚的士兵在说话？原来是伪军的侦察兵，估计有20多个敌人。当时我们都没有带枪，每人只带了几个手榴弹。我小声问：“班长，怎么办？”黄继光对着我们的耳朵小声说：“别紧张，我们到松树上去，然后用手榴弹炸他们。”于是，我们5个人都悄悄地爬上了松树。等敌人靠近我们时，大家都把手榴弹朝敌人扔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不知袭击是哪里来的，也不知我们有多少人，只好抬着伤员逃回去了。
当时朝鲜的雪特别大，山里山外白茫茫一片。没有太阳的时候，雪光灼人眼睛，特别难受。黄继光想了一个法子——用硬壳纸涂上墨汁挡在眼前，以减弱雪光对眼睛的刺激。
1952年10月，敌人发动了大规模的以五圣山为主要攻击目标的“金化攻势”，而我们所在上甘岭阵地则是首当其冲，山头全都炸平了。
10月19日晚，志愿军决定夺回头天被敌人占领的597.9高地。打反击首要的就是要摧毁敌人的火力点，团参谋长问：“谁愿意担任爆破组组长？”黄继光立即举手说：“我来担任组长。”回到班里后，他点肖冬良、吴山羊的名，分配他俩与自己组成爆破组，我是火力掩护组组长。肖冬良与黄继光是老乡，同为四川中江县人，吴山羊是哪里人我记不清了。
可当晚我们反击时，却未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卡在半山腰距敌所守卫的主峰不到300米，敌人密集的子弹从上往下扫射，部队攻不上去。上级下达命令，一定要在黎明前夺取597.9高地主峰。
当时我们6连是部队的前锋，打开前进道路的重任落在了黄继光所率领的爆破组身上。出发前，宋指导员与他们3人握手说：“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黄继光庄重地回答：“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旋即率爆破组利用地形隐蔽前行，一步步接近敌堡。
敌人发现了黄继光他们，炮弹在他们四周爆炸，子弹像雨点一样罩住他们。我架起机枪狠狠地向敌堡扫射，战友们也向敌堡猛烈开火，以压住敌人的火力，掩护黄继光他们前进。敌人无数的照明弹射向天空，把黑夜变得如同白昼一般。黄继光他们冒着硝烟烈火仍无畏地匍匐前进。前进中，吴山羊被子弹击中头部牺牲了，不久，肖冬良被子弹打中双腿也倒下了，摧毁敌人暗堡的重任落在黄继光一人身上。敌人把机枪对准黄继光疯狂地扫射，黄继光肩上、腿上也受了伤，他用尽全身力气艰难地爬向敌堡。还有20米，10米，近了，伏在我身边的战友急切地目测黄继光与敌堡的距离。黄继光举起右臂猛地甩出一个手雷，“轰”地一声，一股浓烟冲起，在探照灯的光照中，敌堡被炸塌了半边，里面的机枪哑了。“冲啊！”部队发起了总攻。不料，冲出去不久，敌人的机枪又叫起来了，我们伏倒在地，被这个敌堡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天快亮了，离规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连长、指导员焦虑地看着手表，准备继续派人去炸敌堡。此时，只见黄继光又行动了，他艰难地一点一点地爬近敌堡，最后，只见他张开双臂，一下子跃起来，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堵住了喷射着火舌的枪眼！敌人被黄继光气吞山河的气概吓懵了。
“冲啊！”“为黄继光报仇！”一时间，高地上“报仇”的喊声惊天动地，我和战友们冲向敌阵，端起机枪猛射，冲上597.9高地全歼了守敌。
战斗结束后，我们将黄继光抬下山时还直掉眼泪……当时他的胸膛被机枪子弹打成了筛子，雪白的绷带将他胸腹缠了六圈，鲜血仍在往外涌……
上甘岭战役，历时40多天，最终以我军守住了原防御阵地而宣告结束。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全连伤亡较大，只有5个人未受伤。连长的舌头被子弹打掉了一节，而我的左脸颊被弹片击穿，背部被子弹击伤。可我也打死了不少美军，总算为班长黄继光报了仇，雪了恨。战后，黄继光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了全军乃至全国。
战友黄继光虽然牺牲60年了，但他生前的音容笑貌和扑向枪眼的那一瞬间，至今仍旧留在我心中！
三八线上的对敌播音
李雨田 81岁，曾任志愿军第46军政治部英语播音员，现在株洲安度晚年。
1953年初，由于上甘岭战役取得的重大胜利，朝鲜战场上形成了敌我两军对峙的相对稳定态势。这一形势，有利于开展对敌广播宣传工作，志愿军政治部及时作出了《关于建立对敌广播宣传站的决定》。当时我所在的志愿军第46军政治部立即从全军选调了10名播音员，其中８名英语播音员，2名朝语播音员。除2名朝语播音员是朝鲜人民军的女军官外，其余８人有５人来自湖南。一位首长十分高兴地说：“真是惟楚有材啊！”他顺手一指旁边尚未开箱的广播机对我们说：“这３台广播机是由毛主席批准运来的，你们知道吗？”我们一听十分惊喜。原来 1953年１月10日，总政治部向毛主席呈报了关于朝鲜战场上敌军工作情况的报告，１月14日毛主席看完报告后，怀着满意的心情，在报告上批示：“敌军工作必须加强，大中型播音机应多制。”
我们紧张地培训了一周后就陆续被派往前线，我们的广播站名为《和平之声》，与《美国之音》针锋相对。稿件统一由军以上政治机关提供，许多是诸如 “宽待俘虏”“缴枪不杀”“投降就可保命”等针对战俘的战斗指令。为了及时了解广播效果，有时我们在广播中说“如果你们能听到我们的广播，请朝天打一枪，”他们就放一枪。“如果你们喜欢听这首歌曲，请连放两枪”，他们就连放两枪。有时在广播中向敌人承诺：“如果你们愿意走出阴暗、潮湿的地堡听我广播，一定保证安全，绝不开枪打炮。”有些胆大的敌兵就三三两两地陆续跨出工事听广播。有的听了几分钟，又想钻回地洞，这时我们接着广播：“请不要害怕，尽管席地而坐，呼吸新鲜空气，舒展一下身心。”
可有一次，当我跳出战壕去安置高音喇叭时，敌人却向我开枪射击。还有一次当我正在广播时，他们用密集炮火打我的高音喇叭，其中一个装在山头上的喇叭被敌击毁。我方炮兵立即组织火力还击，予以惩罚，并向敌警告：“如果你们再胆敢破坏，我们将要加倍还击。”根据这次被打坏喇叭的教训，我们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在喇叭上涂抹一层黄泥，防止金属反光，避免敌人发现目标。二是我们学习战士打冷枪的办法，挖一个隐蔽洞眼，把喇叭筒放入洞眼朝向敌方。从此，他们再也无法找到目标了。
一个美军战俘的独白
言克敏，76岁，原志愿军47军136师文化教员，转业后曾任省安装公司党委书记，现已离休在家安度晚年。
1953年朝鲜战场刚停战，我们阵地上就来了一个拄着拐杖的美军伤俘，是团首长命令为他包扎处置后送往师部的。虽然医务人员对为这个侵略者进行治疗有些不甘情愿，但还是对他连中5枪的右腿进行了局麻、探查、包扎、抗感染等一系列处理。
当包扎完毕后，这个俘虏初来时的恐惧和痛苦神情已渐渐消失了。他取出怀中皮夹里的“军号”和“鸳鸯照”让我们看，以表示他对我们的信任和感激。在接连几声“Thank You”之后，叽哩咕噜说个不停，可惜我们谁也听不懂。在押送途中，路过我们的烈士尸骨停放处时，他怔住了，负罪地在胸前画起了“十”字，连声说“Sorry Sorry”，走得老远还向我们挥手致意。他被送走后，我们大家还一直在猜测着他“叽哩咕噜”说些什么？
后来听师部翻译员说：原来那名战俘是美陆一师的一个士兵，叫约翰。他说：“我是一个倒霉者，又是一个幸运儿。倒霉的是，１９５２年刚大学毕业，眼看着朝鲜快要停战，却难逃厄运，应征到了朝鲜，险些送了命。幸运的是战场上你们枪下留人，没有打死我，下了战场还为我包扎治伤。我虽然受了伤，也许右腿要残废，但我毕竟保住了性命，你说幸运不幸运？”听了这段翻译过来的战俘独白，我祝愿他如愿以偿，早日回到他的祖国。
（责任编辑：骆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