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 平
在攸县档案史志局的库房中，珍藏着三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捐款收据。由土纸制成的纸张早己泛黄，部分字迹也模糊不清。这三张收据产生于1935年6月和7月，收款人落款是红军湘东南挺进队队长卢天才、政委刘培善、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攻白。
东塘相识
三张红军捐款收据的主人叫刘葛祥，又名刘各八。由于耳背，也被人称为各八聋子。1887年出生于攸县酒埠江东塘龙塘冲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无丘田片土，全靠租种杜口地主陈畴生、陈特恩和下湾地主罗向生的水田维持生计。由于夫妻二人起早摸黑，再加上刘葛祥农闲时在杜口、东塘等集市做点香烛、酒药小买卖，全家人勉强可以度日。刘葛祥居住的龙塘冲是个偏僻的山冲，距东塘约2公里。地虽偏僻，但左通杜口、排山，右通鸾山、漕泊，上达官田、黄丰桥、下往酒埠江、网岭。
在党的领导下，1926年下半年，这里就成立了草田乡农民协会，刘葛祥是农会会员。在农会执行委员罗震的带领下，他们收缴民团武装，斗争土豪劣绅，农民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罗震被反动地主武装头目、湘东保安司令罗定残酷杀害在醴陵。农会闻讯后，带领农民到土豪劣绅家抄家吃大户，吓得土豪劣绅四处逃窜。马日事变后，革命力量遭到了血腥镇压，但刘葛祥仍然同情和支持革命。1930年下半年，攸县东部山区成为苏区，是湘赣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塘一带也成为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时常会路过龙塘冲，苏区的革命干部也常来这里秘密活动。刘葛祥夫妇虽然只字不识，但对于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极力拥护。每次游击队和地下工作者来到龙塘冲，刘葛祥夫妇都竭尽所能，热情款待。有一次来的人数较多，刘葛祥将仅有的一头猪杀掉了，招待红军。
1935年4月间，刘葛祥赶集时，经常遇到一位卖万金油的游乡郎中。此人20多岁，茶陵口音，说话和气，为人豪爽。两人一来一往，逐渐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刘葛祥还邀请对方到家中作客。此人就是后成为开国中将、福州军区政委的刘培善。此时，他奉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的命令，正带领一支红军小分队在排山、东塘一带执行筹款任务。
解囊相助
通过与刘葛祥的多次交谈和到他家里的实地考察，刘培善觉得刘葛祥是个可靠的革命群众，于是道出了他的真实身份。他告诉刘葛祥：“我们红军目前经费十分紧缺，急需筹款，希望你能支持我们，支持革命事业！”刘葛祥听后面色凝重，然而二话不说，将手上所有的现金交给刘培善，并回答：待我回去跟婆娘商量一下，尽力支持你们。这晚，刘葛祥和妻子齐桂英辗转一夜，最后作出了艰难的选择：全力支持红军。要作出这个决定，确实艰难：一则家里并不充裕，家口嗷嗷，一年省吃俭用，尚能勉强度日；二则支持红军，要冒杀头的风险。
1935年的五六月，是湘赣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候。1934年9月，由于未能粉碎敌人围剿，湘赣主力红军被迫突围西征。留下来的5000名红军部队，由于未能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几次激战，仅剩下数百人，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牺牲，湘赣省委机关被迫从江西境内迁至攸县柏市的太平山。刘培善任团政委的红独立三团，由数百人减员剩下数十人，后与攸县游击大队二中队合并，成为保卫省委机关的特务队。此时，一大批领导干部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纷纷脱离和叛变革命，这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湘赣省委机关刚搬至太平山，陈洪时就密谋叛变革命。为使其阴谋顺利实施，他首先以各种理由将省委、省苏维埃其他主要领导干部支开，包括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少共省委书记王用济等。后来又安排刘培善带领的省委特务队，以湘东南挺进队的名义到离太平山几十里地的排山、东塘一带筹款。各种阻力排除后，陈洪时带领10多人跑到太平山山脚下的江西莲花县投靠敌人。为了邀功乞赏，陈洪时将湘赣党的机密全部泄露，湘赣地区的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再次遭到血醒屠杀。
对于支持红军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刘葛祥夫妇心知肚明，但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一条路。6月25日，刘葛祥夫妇向刘培善捐款30元银洋。7月1日和25日，又分别捐款16元和14元，合计60元银洋。这其中既有刘葛祥夫妇的所有积蓄，还包括他们向亲戚朋友的借款。接过这笔捐款，刘培善郑重其事地以队长卢天才、政委刘培善、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攻白（中共攸县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长）的名义出具了收据。刘培善激动的说：“感谢你们对红军的支持，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会记得你们对革命的贡献！”憨厚的刘葛祥回答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红军和老百姓本来就是一家人！
历经磨难
1935年6月底，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在茶陵尧水脱险，于7月上旬来到攸县、茶陵、莲花交界处的棋盘山。在得知陈洪时叛变，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分散在各地的部队无法联系，湘赣革命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情况后，谭余保挺身而出，果断决定联络分散在各地的省委、省苏维埃、省军区和各个独立团、挺进队的负责人来棋盘山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于7月底召开，史称“棋盘山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湘赣省军政委员会和湘赣游击支队司令部。刘培善当选为临时省委常委，其率领的湘东南挺进队改称游击支队三大队，刘培善任政委。根据作战区域分工，三大队主要在江西境内活动，因而刘培善与刘葛祥从此失去联系。然而，灾难自此降临在刘葛祥一家。1935年底，原湘东南挺进队队长卢天才（攸县柏树下人）,由于经受不了艰苦环境，携枪叛变投敌，并供述东塘龙塘冲曾有人资助过红军。由于卢天才没直接与刘葛祥联系，无法提供资助人姓名。铲共义勇队根据这一线索，将刘葛祥抓到铲共义勇队审讯。审讯中，刘葛祥故意装聋作哑，敌人问东他答西，弄得敌人哭笑不得。后敌人确认刘葛祥就是资助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刘葛祥一口咬定，是红军强迫他捐的款。敌人追问捐款收据下落。刘葛祥坚称，收据巳烧毁。见在刘葛祥身上问不到口供，铲共义勇队将刘葛祥妹夫管龙三捉去关了几个月，最后都一无所获，只得将两人释放。回家后，刘葛祥嘱咐妻子齐桂英，一定要将红军收据收藏好，无论如何都不能暴露这一机密。
1943年上半年，刘葛祥因伤病逝世，时年56岁。丈夫病逝后，由于家中无劳力，齐桂英招赘李运祥为上门女婿。几十年来，齐桂英始终将红军收据收藏在最安全的地方，从没有向丈夫和子女透露，也没有向党和政府索要物质补偿。1976年齐桂英病笃。临终前才将这个埋藏了40年的秘密告诉儿女。儿女们翻箱倒柜地寻找了一天，最后才在母亲遗留的一件衣服袋中找到了一个包扎了好几重的小纸包，纸包中正是被父母看作比生命还珍贵的红军捐款收据。1983年9月8日，刘葛祥的儿子刘李运生专程来到中共攸县县委党史办，将这一珍贵的革命文物捐献给国家。
（责任编辑：卫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