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春节后不久，湘赣临时省委常委、湘赣军区独立师政委王震奉省委之命，带领一个排到宁冈、酃县（现为炎陵县）一带活动。
临行前，湘赣临时省委保卫处处长谭牛山说有要事相告。因为谭牛山负责肃反工作，到处抓AB团，尽管王震知道谭牛山是个对党忠实的人，但是对他一贯“左”的做法心存反感。这时候，王震心里直打鼓：莫非又是AB团的事？
果然，谭牛山悄悄告诉王震：“有人举报，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是个证据确凿的AB团骨干分子。现在你到酃县一带活动，请你顺便代我们执行处决张平化的任务。酃县新的县委书记，省委已确定了人选，也随你一同前往赴任。”
王震听后感到十分惊讶，尽管过去与张平化未曾谋面，但是听人说起张平化是一个信念坚定、有勇有谋的人。便问：“张平化是AB团，有哪些罪行啊？”
“罪行？多着呢！第一是1928年上半年，工农革命军攻占酃县县城，烧了几座祠堂，身为共青团酃县县委书记的张平化不仅不支持，反而认为烧祠堂太可惜。第二是公然说红军‘烧、烧、烧，烧光土豪劣绅的房子，杀、杀、杀，杀尽土豪劣绅的头’的口号是错误的，做法是不妥当的！第三他对解除袁文才、王佐的反动武装，处决袁、王有异议，认为不符合政策，对袁、王表示同情。”谭牛山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
王震听了，认为张平化的这些言论只是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思想，并没有原则错误，仅凭这些言论就把张平化打成AB团，感觉很牵强。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官兵以AB团的罪名被无端杀害，有些甚至在临刑前还高呼：“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的口号，这些人对党是何等的忠心耿耿啊！他对张平化也是所谓AB团的说法更加怀疑，但是省委已经作出了决议，也不便多说什么，便说：“省委把这一任务交给我，我一定完成。”
王震的部队从永新出发，经宁冈，越过湘赣边界，从十都到达上九都的石洲里。这里既是酃县县委的所在地，也是张平化的家。对于王震此行的目的，张平化浑然不知，他热情地张罗着安顿远道而来的上级领导。
王震并没有马上执行省委的命令，而是先走访调查，从侧面了解张平化。张平化出身佃农，自幼聪明，父亲借钱供他读了几年私塾，高小没毕业便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其间，便参加由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各种活动。师范毕业后，他受大革命的影响，参加了北伐军。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家里，找到了党组织，就在白色恐怖的时候，毅然参加了共产党，很快担任了酃县第二区委书记，与区委的同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和农民武装，并于1928年3月组织了一次农民起义，被国民党反动派多次追捕。他家共有11口人，其中7人被国民党杀害。同年秋，他担任县共青团委书记，后改任县委书记，领导全县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工作非常积极。
当王震了解到张平化这些情况后，心里受到强烈的震撼。在四周白色恐怖的包围中，没有共产主义的信念，张平化能将这块红色根据地保存下来吗？王震更坚定地相信，张平化绝对不是什么AB团骨干分子！王震心里想：要是杀掉张平化，肯定是草菅人命，革命队伍又会减少一个好同志；但是此次来是执行任务的，而且新的县委书记和县委其他人员都已经随部队到达了。不执行吧,省委通不过，究竟如何是好呢？看来，这次只能部分执行省委的命令了。
第三天，王震约张平化谈话。他对张平化说：“我这次来是向你传达湘赣临时省委决定的。现在你既是县委书记，又兼任县赤卫大队的党代表，一身两任，过于繁忙，会顾此失彼，难得搞好两个方面的工作。因此，省委决定解除你县委书记的职务，使你有更多精力做好赤卫大队党代表的事情。”随后，王震向张平化介绍了接替县委书记的甘步衢，还有准备担任县委秘书长的谭文焕、接替团县委书记的宁国良。张平化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随即就办好交接手续，第二天便到赤卫大队去了，从此离开地方到了部队，之后随红6军团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王震回到省委后，向组织详细汇报了对张平化的调查和处理情况，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谭牛山还与王震发生了激烈争执。幸好省委书记王首道以及湘赣省政府副主席、省军区总指挥谭启龙对湘赣苏区肃反扩大化、简单化地抓AB团持反对态度，王震才勉强过了关。次年６月，任弼时被任命为湘赣边省委书记，湘赣苏区政治气氛进一步好转，追查张平化的事也就搁置下来了。
值得玩味的是，不久之后，中央保卫局来电，称谭牛山这位肃反积极分子也是一名AB团的头目人物，他对付别人的各种酷刑终于用到了自己身上。
张平化对当年的事件毫不知情，许多年后还蒙在鼓里。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张平化在中央党校学习，在一次批判王明“左”倾路线的座谈会上，任弼时谈到了当年湘赣苏区肃反扩大化时，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在座的都算是极左路线中的幸存者，有的同志险些早见马克思去了。张平化同志当年就是被打成了AB团分子的，你碰上了一个没有机械执行命令的王震，才大难不死哟！”直到这时，张平化才知道当年险些被杀死的事，一时激动不已。
散会后，张平化立即找到时任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延安警备区司令员的王震，说：“王司令员，您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当年你怎么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不杀我呢？”王震呵呵一笑：“当时我做了调查，看你压根就不是一个反革命。在那样危险的环境下，你不仅没有丢掉那块红色根据地，反而日益巩固扩大，这样的事反革命能做得到吗？事实已经证明，当时我这样做是对了！”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曾经写过一首回忆“肃反”运动的诗，诗曰：“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姓氏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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