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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学瓒法国勤工俭学的故事

2012-10-13 20:24:34 来源:《湘东文化》杂志网--株洲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株洲市委宣传部主管 浏览:489



文/周祥新




罗学瓒是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乡人。1912年考入长沙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不久并入第一师范第八班,是毛泽东的同班同学。在校期间,他勤奋学习,孜孜不倦,同时注重锻炼身体,喜欢游泳。他和毛泽东一起把志同道合的同学联合在一起,从事为“社会谋改革”的事业。1917年下半年,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并筹建新民学会,以实现“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为组织宗旨。他和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等成为新民学会的骨干。
1918年6月,北京教育界人士发起勤工俭学运动,号召青年学生去法国半工半读。新民学会首先派蔡和森去北京联系。对此事罗学瓒非常赞同,并决定参加赴法勤工俭学。
家里不支持 毛泽东劝阻
罗学瓒决定参加赴法勤工俭学,但当他回家筹措留学费用时,却遭到了家里的反对,不给他路费,但这并没有动摇他赴法勤工俭学的决心。他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蔡和森。对于他赴法,毛泽东也有不同意见,认为他留在长沙从事教育,比去法国勤工俭学对革命工作要好得多。为此,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说:“……弟又有一言奉商者,兄于从事工艺,似乎不甚相宜;而兄所宜,乃在教育。弟与蔡君等往返商议,深以同仁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近周君世钊就修业主任之聘,弟十分赞成欣慰。前闻兄有担任黄氏讲席之说,不知将成事实否?往保定固是一面,然不知从事教育之大有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使研究与性质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会务之后盾,三也。有此诸层,似宜斟酌于远近去往之间,而不宜冒然从事。”很显然,毛泽东因为罗学瓒长于教育,不赞成他去法国,更想他担负起为学会培养人才的重任。但罗学瓒赴法的决定,得到蔡和森的支持。蔡在给他的回信中吿诉他已将他列入赴法名单,并表示愿意帮他解决路费问题。信中说:“兄似乎现在难得家庭同意,预备费用无从索取,此则舍却来否问题外,弟可为兄解决之。弟已与李石曾先生再三交涉,现侨工局已经答应借五、六千元,与吾辈限额二十五名,兄业已在名单之列,此全可解决兄之所难也。”1918年8月,罗学瓒同罗章龙、肖子升等20余人前往北京。罗学瓒分在北大预备班学习,主要学习法文,为赴法作准备。
当“马老五” 研究法兰西
1919年7月13日,罗学瓒和同乡包光益等起程赴法,于9月2日到达巴黎。到法国后,他们进入蒙尼达公学学习。蒙尼达公学是中国学生最多的一所法国中学。周恩来、邓小平、蔡元培、蔡和森等热心旅欧教育的人士都曾就读该校。这个学校的校长对中国学生也特别友善,不但食宿费用低廉,还为中国学生特设专班,补习法文。
学习期间,他们由华法教育会介绍到施乃德钢厂劳动,当“马老五”。“马老五”,是法语“马勒尔五”的汉语发音,意为“粗工”“苦工”。他们从事着十分危险的工作——“拉红铁”:巨大的钢条从熔炉里出来,进入导轨,再由工人拖出来,飞溅的火星常常将人烫伤。从身着洋装、手握笔杆的留学生到卖苦力的“马老五”,赴法留学生不论年龄、资历、学问,一律践行着五四时期“工读神圣”“劳工神圣”的口号。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血泪,革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命,也在赤贫的无产者中找到了自己的同盟。
罗学瓒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里虽然过的是很低水平的生活,心情却是很愉快的。自入工厂以来,每日要做八小时的工,上一小时半的法文课,要看阅书报,还要回朋友的信,几乎有日不暇给之势。”毛泽东对他工学的勤奋表示赞誉,非常敬佩他那种“奋勉的志气”,并建议他利用去工厂做工的条件,对法国社会情况,“从事周密的观察和深湛的思考”。
罗学瓒在法国期间,除自己认真学习外,还对当时一些青年不善于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现象进行了总结。他说中国人有四种“迷”:第一种叫“感情迷”,就是遇事“感情用事”。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的好坏来断定事物的是非。比如,有人崇拜日本德国的军国主义,就说法国爱好和平为不正当;看到中国的一些事情比外国好,就说中国胜于外国;有的人一时在法国找不到工做,就说勤工俭学不行。第二种叫“部分迷”,就是遇事不进行普遍考察了解,总是拿一部分推断全部。他认为这种推理在思想界很危险。如托尔斯泰反对工业,无政府党倡导废金钱、废商贾之说,都是这种不普遍考察之误。第三种叫“一时迷”,就是对事情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的现象推断结局。如看到工人罢工没有结果,就说工人罢工无効率。正如康有为说,中国贫弱和有战争是不能共和之症一样。第四种叫“主观迷”或“信仰迷”,这是遇事不观察对象,毎以主观意愿去概括一切。如有人说欧洲的机械比中国的好,中国的道德比欧洲好。到了法国,也不从各方面去观察比较,就言之凿凿西人是无道德的。罗学瓒认为这四种“迷”,几乎每个人都不同程度有,他自己也不例外,这正是造成大家思想混乱的原因。
罗学瓒通过深入调研还写了一篇题为《法兰西工人》的调查报告,对法国工人情况、工人生计、工人习惯、工人身体性情、工人知识思想、工厂设备及工人待遇等方面作了详细阐述。在工人生计一节里,他谈了对工人罢工的看法:“以前的罢工,都是一场空把戏。因为以前法国工人罢工,所要求的不过是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价而已。现在工资比以前要多两三倍了,劳动时间也减少了,但是工人的困难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多了。这是什么缘故呢?一是工人罢工,常常落在百物腾贵的背后;二是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总不能与增涨的物价成正比;三是工资虽然增加了,而各种货物因生活费加重,于是价值又随即上涨,互相影响,仍是工人吃亏。” 谈到资本家的情况,他说:“虽有时因罢工要受损失,其实,资本家所损失的,不过是成本外的剩余,就是所掠得工人劳动的价值。并且,最后还是资本家占优势。所以,我认为这种罢工是空把戏,仍不能达到解决生活困难之目的,是不能求得安全生活的。” 怎样才能解决好工人的生计呢?他认为:“要从经济制度根本上改造着手,要变财产私有制为均有制,就是一方面都做工人,一方面都有财产。不然,我们就只能看着工人一天天向那困难的境界去罢了。” 这种触及所有制的精辟论述,是他有心于改革社会、探索真理的一个重大成就。文章还总结了考察体会:“可以晓得,要求精神生活,非从物质中去求,是不能达到的,是枉费神力的。” 这种对精神和物质关系的辩证见解,受到参加蒙达尼会议的许多同志的赞同。
投身异国斗争 获罪遣返回国
罗学瓒在法国同李维汉等学友组织了“工学励进会”。他们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储备经费、宣传鼓劲、疾病救助、工学交互以及为将来别种建划之预备。”通过这些活动“免除了孤独生涯之烦苦,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惰之预防等事。” 他们参加蒙达尼会议,成立了通信社,出版刊物,“分析工厂情形、反映工人生活、华工情况、勤工俭学情况、法国社会情况,刊登旅法感想、翻译法国书报所载文章等”。并将这一刊物每月按时寄回国内。罗学瓒在法国期间,与毛泽东书信联系最多,每有见闻和感受都告知毛泽东。
罗学瓒在法国参加了许多重要的斗争。1921年2月28日,加入向巴黎中国驻法公使馆的请愿示威斗争队伍,参加请愿示威斗争的勤工俭学学生达400多人,这是他们为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斗争。同年6月,参加了旅欧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派专使朱启钤到法国秘密进行“卖国借款”的斗争。1921年9月,他和勤工俭学学生一起,冲进里昂中法大学,参加反对校长吴稚晖等人不招考勤工俭学学生入学的斗争。在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中,他同赵世炎、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志,起到了积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后来,他和蔡和森等被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强行遣返回国。这次被一起遣返回国的还有张昆弟、贺果、刘明俨、颜明颐、唐灵运、肖拔、郭春桃等共104人。
1921年11月23日,罗学瓒从法国回国,到达上海。在上海找到党中央,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秋,他回到长沙,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并建立长沙第七党支部。罗学瓒先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中共醴陵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央巡视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责任编辑: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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