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祥新
罗学瓒是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乡人。1912年考入长沙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不久并入第一师范第八班，是毛泽东的同班同学。在校期间，他勤奋学习，孜孜不倦，同时注重锻炼身体，喜欢游泳。他和毛泽东一起把志同道合的同学联合在一起，从事为“社会谋改革”的事业。1917年下半年，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并筹建新民学会，以实现“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为组织宗旨。他和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等成为新民学会的骨干。
1918年6月，北京教育界人士发起勤工俭学运动，号召青年学生去法国半工半读。新民学会首先派蔡和森去北京联系。对此事罗学瓒非常赞同，并决定参加赴法勤工俭学。
家里不支持 毛泽东劝阻
罗学瓒决定参加赴法勤工俭学，但当他回家筹措留学费用时，却遭到了家里的反对，不给他路费，但这并没有动摇他赴法勤工俭学的决心。他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蔡和森。对于他赴法，毛泽东也有不同意见，认为他留在长沙从事教育，比去法国勤工俭学对革命工作要好得多。为此，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说：“……弟又有一言奉商者，兄于从事工艺，似乎不甚相宜；而兄所宜，乃在教育。弟与蔡君等往返商议，深以同仁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近周君世钊就修业主任之聘，弟十分赞成欣慰。前闻兄有担任黄氏讲席之说，不知将成事实否？往保定固是一面，然不知从事教育之大有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使研究与性质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会务之后盾，三也。有此诸层，似宜斟酌于远近去往之间，而不宜冒然从事。”很显然，毛泽东因为罗学瓒长于教育，不赞成他去法国，更想他担负起为学会培养人才的重任。但罗学瓒赴法的决定，得到蔡和森的支持。蔡在给他的回信中吿诉他已将他列入赴法名单，并表示愿意帮他解决路费问题。信中说：“兄似乎现在难得家庭同意，预备费用无从索取，此则舍却来否问题外，弟可为兄解决之。弟已与李石曾先生再三交涉，现侨工局已经答应借五、六千元，与吾辈限额二十五名，兄业已在名单之列，此全可解决兄之所难也。”1918年8月，罗学瓒同罗章龙、肖子升等20余人前往北京。罗学瓒分在北大预备班学习，主要学习法文，为赴法作准备。
当“马老五” 研究法兰西
1919年7月13日，罗学瓒和同乡包光益等起程赴法，于9月2日到达巴黎。到法国后，他们进入蒙尼达公学学习。蒙尼达公学是中国学生最多的一所法国中学。周恩来、邓小平、蔡元培、蔡和森等热心旅欧教育的人士都曾就读该校。这个学校的校长对中国学生也特别友善，不但食宿费用低廉，还为中国学生特设专班，补习法文。
学习期间，他们由华法教育会介绍到施乃德钢厂劳动，当“马老五”。“马老五”，是法语“马勒尔五”的汉语发音，意为“粗工”“苦工”。他们从事着十分危险的工作——“拉红铁”：巨大的钢条从熔炉里出来，进入导轨，再由工人拖出来，飞溅的火星常常将人烫伤。从身着洋装、手握笔杆的留学生到卖苦力的“马老五”，赴法留学生不论年龄、资历、学问，一律践行着五四时期“工读神圣”“劳工神圣”的口号。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血泪，革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命，也在赤贫的无产者中找到了自己的同盟。
罗学瓒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里虽然过的是很低水平的生活，心情却是很愉快的。自入工厂以来，每日要做八小时的工，上一小时半的法文课，要看阅书报，还要回朋友的信，几乎有日不暇给之势。”毛泽东对他工学的勤奋表示赞誉，非常敬佩他那种“奋勉的志气”，并建议他利用去工厂做工的条件，对法国社会情况，“从事周密的观察和深湛的思考”。
罗学瓒在法国期间，除自己认真学习外，还对当时一些青年不善于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现象进行了总结。他说中国人有四种“迷”：第一种叫“感情迷”，就是遇事“感情用事”。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的好坏来断定事物的是非。比如，有人崇拜日本德国的军国主义，就说法国爱好和平为不正当；看到中国的一些事情比外国好，就说中国胜于外国；有的人一时在法国找不到工做，就说勤工俭学不行。第二种叫“部分迷”，就是遇事不进行普遍考察了解，总是拿一部分推断全部。他认为这种推理在思想界很危险。如托尔斯泰反对工业，无政府党倡导废金钱、废商贾之说，都是这种不普遍考察之误。第三种叫“一时迷”，就是对事情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的现象推断结局。如看到工人罢工没有结果，就说工人罢工无効率。正如康有为说，中国贫弱和有战争是不能共和之症一样。第四种叫“主观迷”或“信仰迷”，这是遇事不观察对象，毎以主观意愿去概括一切。如有人说欧洲的机械比中国的好，中国的道德比欧洲好。到了法国，也不从各方面去观察比较，就言之凿凿西人是无道德的。罗学瓒认为这四种“迷”，几乎每个人都不同程度有，他自己也不例外，这正是造成大家思想混乱的原因。
罗学瓒通过深入调研还写了一篇题为《法兰西工人》的调查报告，对法国工人情况、工人生计、工人习惯、工人身体性情、工人知识思想、工厂设备及工人待遇等方面作了详细阐述。在工人生计一节里，他谈了对工人罢工的看法：“以前的罢工，都是一场空把戏。因为以前法国工人罢工，所要求的不过是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价而已。现在工资比以前要多两三倍了，劳动时间也减少了，但是工人的困难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多了。这是什么缘故呢？一是工人罢工，常常落在百物腾贵的背后；二是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总不能与增涨的物价成正比；三是工资虽然增加了，而各种货物因生活费加重，于是价值又随即上涨，互相影响，仍是工人吃亏。” 谈到资本家的情况，他说：“虽有时因罢工要受损失，其实，资本家所损失的，不过是成本外的剩余，就是所掠得工人劳动的价值。并且，最后还是资本家占优势。所以，我认为这种罢工是空把戏，仍不能达到解决生活困难之目的，是不能求得安全生活的。” 怎样才能解决好工人的生计呢？他认为：“要从经济制度根本上改造着手，要变财产私有制为均有制，就是一方面都做工人，一方面都有财产。不然，我们就只能看着工人一天天向那困难的境界去罢了。” 这种触及所有制的精辟论述，是他有心于改革社会、探索真理的一个重大成就。文章还总结了考察体会：“可以晓得，要求精神生活，非从物质中去求，是不能达到的，是枉费神力的。” 这种对精神和物质关系的辩证见解，受到参加蒙达尼会议的许多同志的赞同。
投身异国斗争 获罪遣返回国
罗学瓒在法国同李维汉等学友组织了“工学励进会”。他们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储备经费、宣传鼓劲、疾病救助、工学交互以及为将来别种建划之预备。”通过这些活动“免除了孤独生涯之烦苦，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惰之预防等事。” 他们参加蒙达尼会议，成立了通信社，出版刊物，“分析工厂情形、反映工人生活、华工情况、勤工俭学情况、法国社会情况，刊登旅法感想、翻译法国书报所载文章等”。并将这一刊物每月按时寄回国内。罗学瓒在法国期间，与毛泽东书信联系最多，每有见闻和感受都告知毛泽东。
罗学瓒在法国参加了许多重要的斗争。1921年2月28日，加入向巴黎中国驻法公使馆的请愿示威斗争队伍，参加请愿示威斗争的勤工俭学学生达400多人，这是他们为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斗争。同年6月，参加了旅欧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派专使朱启钤到法国秘密进行“卖国借款”的斗争。1921年9月，他和勤工俭学学生一起，冲进里昂中法大学，参加反对校长吴稚晖等人不招考勤工俭学学生入学的斗争。在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中，他同赵世炎、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志，起到了积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后来，他和蔡和森等被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强行遣返回国。这次被一起遣返回国的还有张昆弟、贺果、刘明俨、颜明颐、唐灵运、肖拔、郭春桃等共104人。
1921年11月23日，罗学瓒从法国回国，到达上海。在上海找到党中央，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秋，他回到长沙，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并建立长沙第七党支部。罗学瓒先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中共醴陵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央巡视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责任编辑：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