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瞿军安
当今小说创作领域少有高潮，但现状并不说明这一文学形式在消沉没落，更多有志作家正克服原始资料收集劳神费力的困境，摸索着新方式方法，寻求新突破。曹光辉历史长篇小说《仙庾岭》付梓推出，正印证了这种困境中的摸索与探寻。
《仙庾岭》的故事发生在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期间，皇妃李慈惠从京城出逃南行，流落到湘东株洲地区。她凭借从父亲那里学来的采药行医本领，以大忠大义、大德大爱之义举，给当地百姓带来福祉，留下许许多多民间故事和传说。作家有感如此，从1999年开始至2009年历时十年采风，获得了大量李慈惠真人传说故事素材，从而夯实了小说创作框架和细节基础，为地域历史文化名人录添上浓墨重彩一笔。
字里行间的史学价值
文学即人学，历史长篇小说当然不例外。《仙庾岭》中主人公李慈惠人物性格的塑造成败，直接关系到作品生命力的强盛衰弱。从艺术角度讲，她要求人物有血有肉，体态鲜活动人，喜怒哀乐表达符合情节发展中所处环境要求，从而满足艺术真实性基本要求。对历史长篇小说文学来讲，除此要求之外还要加上历史真实性，才能使作者最初意图不会偏离主旨方向。
事实上，《仙庾岭》中确立的李慈惠艺术形象并非空穴来风。
据史科记载，李慈惠乃苏州吴兴人，本名沈珍珠，系唐玄宗李隆基孙子李豫之妻，被封为“广平王妃”，生子李适。初入皇宫时，因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想把女儿崔芙蓉配给李豫为妃，用权术对出身民间的沈珍珠迫害，幸有皇爷爷“如朕亲临”金牌保护。“安史之乱”时，李隆基出逃四川，叛将安禄山将广平王妃扣留，欲加残害，幸得其部将冯立暗中保护，才逃出皇宫，偕两伴女直赴苏杭。李豫闻讯追劝，珍珠拒绝返朝，继而转辗江南，来到仙庾岭带发修行，捐建“慈善堂”，为一方百姓祈祷求福，深得人们爱戴。因她隐姓埋名，人们便将其从夫姓称之李慈惠，并在半山腰建一仙女庙，神台上供奉仙女娘娘雕像，庙匾上题“李慈惠仙姑”，五个镀金楷字以示纪念。
当地人们对李慈惠顶礼膜拜，完全是臣服于她“慈沾黎庶，惠及苍生”的崇高精神和乐于贡献行为，以及与自然界温疫疾病作顽强斗争的大无畏气概。所以从故事设计到情节安排，作者没有刻意强调邪恶势力与正义力量激烈冲突，也没有国恨家仇与个人恩怨大对抗来吸引读者眼球。而是忠实于民族美德传承，抓住主人公传统文化中大忠大孝、大德大爱的精神特质，谱写了一首古香古色的人文赞歌。这种有别于封建帝王文化的忠孝概念，体现在她对平民百姓的诚恳厚道，以及艰苦环境生存中衣食父母的大孝。而她的人品大德展示，主要表现在人物交往细节描写中；同时，外秀内美的本质特征，与地理环境、风俗画卷绘摹相互辉映成趣，艺术地将时空深处那个仕女形象，由朦胧状态变得真切感人起来。从历史文化反光镜中走来的这位民族楷模，正是当今地方精神文明建设中急需的挖掘的正能量资源。
写作技法上的艺术价值
李慈惠以古典艺术形象走到21世纪文学舞台，其特殊身份理应受到特别关照。她的生活背景在古代，阅读对象却在现代，两者之间相距时间太远，一般情况下专家们最担心作者写着写着，一不小心便给古典美人戴上一只现代手镯。对于这点，作者意识到古典题材中的人物形象，切莫用现代理念和时尚气息去包装展示；反映古代民族艺术之作，还是运用传统艺术手法表达为好。这样处理既合情合理，也适合多数读者阅读习惯乐于被人接受。
李慈惠是典型人物，作者对她的肖像描写可谓匠心别具。初次亮相，李慈惠的打扮是身着桃子领、长水袖、托地拥足的素白罗裙，左手提个布袋，右手挽个竹织腰篮，里面鼓鼓囊囊的，显得有几分神秘。显然，这套装束素描图，读者从唐代古画群像中也能找到模特似图案。至于神态描摹，我们从后面的遣词造句中，常看到“轻声问道”、“捂着嘴唇笑起来”等字眼，从不同方面表现出这个个儿高挑、弯眉杏眼、未施粉黛、面善慈和美女的风韵。
对于身世交待和心迹披露，作者巧妙地安排到接近尾声时，即李慈惠完全融入到当地人群中，才向文昌阁道长吐露真情，从而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情有义有气质的主人公形象。书中有段对白，很耐人寻味：
文昌帝君捕捉到李慈惠万般思念儿子的深情，信心满满地说：“仙姑，你在思念儿子罢，我可以帮你托个口信去，他即可前来。”
李慈惠感激地一笑，说：“谢谢道长，我已托信去了。”
文昌帝君问道：“谁哦？靠得住吗？”
李慈惠说：“靠得住。常娥。”
文昌帝君听了，心里一酸，抬头看见两行泪水，挂在李慈惠面庞上，月光浸染得如露如霜。
这样的描写铺垫，在其他人物塑造上也被普遍采用。
小说作为语言艺术的艺术，它要求作者文字描写做到准确、鲜明、生动，还须做到形象化和个性化。作品较好地完成了这些基本要求后，还特别注意到地方人物的语言特色，即增加地方色彩，使其语感生猛入味。例如，张三花旦说的“晓得啵”、“呸啾”，石嫂子说的“挖你几粒丁公”（即在脑袋上敲打几下）、“我是困在茅草上咧”，石伢子说的“不要霸蛮”、石妹子说的“快答白噻”等等，这些活泼生动的方言土语，使人物增加了画面感，促使故事的包装内涵显得更为楚楚动人。
除了人物描写外，《仙庾岭》对景物描写也下了一番功夫。这些描写，大都是为故事发展需求而渲染一种氛围，包括风景画、风俗画、风物画三方面，为象征人物思想、显示心情、衬出性格，取到了喧宾托主作用。
小说开篇对仙庾岭山景描写，设计为一种混沌迷朦景象，实则是对人物出场以及时代背景作出艺术性交代。“苍郁的古树下，这里那里，灌木横生竖长，远处近处，小片的茅草，大多伏地枯黄。山林里少有日照，树下显得阴凉潮湿，满山厚厚的落叶形成松软的植被，散发出缕缕酸涩腐质气味，山风无能力将之驱散。”这段描摹，是实写，也是诗意低吟，一下子把读者心思带进那个凄风苦雨的朝代。
对于风俗描写，第3章“大戏台”中杀牛祭神的场景扣人心弦。言古佬举起写着“祭”字的三角旗，山民用大黑布蒙住牛的双眼，然后血溅祭台，有声有色地把当地古老民俗展现一番，使人过目难忘。至于风物描写，在第2章“文昌阁”中，对美观大气的雕龙石柱、雕花木窗镂花檐边之介绍，以及第11章“慈善堂”中对四根大伞柱雕有龙凤呈祥图纹的描写，颇见作者文笔功力。
这些景物描写，带着美学思考，溶入了感情因素，写得既真实细腻，也充满诗情画意，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整体设计行文布局时，考虑到作品的系统性完整，也注意到它个体性的独立存在，于是特将全书14章内容分割有序，做到能独立成块，又环环相扣，形成每一章景物描写与场面中故事有机结合一起，使一个个鲜活人物在一道道风景线上，演绎好自己的艺术角色。
传统文化传承价值
我们知道，现实中的人都具有一定思想意识。作家创造出人物形象，决不会停留在形象逼真的素描速写上，而是抓住典型性，写出其相貌性格、行为举止、习惯嗜好等，使人阅读之余，有所触动，起到一定感化作用。这种能起教育作用的人物，在《仙庾岭》中主要代表便是李慈惠。
李慈惠生活在诸子百家之后的唐朝，自然受孔孟之道儒家文化熏陶甚多，特别是入宫之前在济世行医的父亲影响下，她的忠孝理念和德美思想已经达到一定境界。逃出皇宫历经磨难，其精神及肉体得到一番洗礼，使得其心灵境界升华到另一美学高度，最终定格为大忠大孝、大德大美的艺术形象，屹立在读者心灵中那个历史时空。
李慈惠人美心美，秉承了“温良恭俭让”美德，宽于待人，睿智处事，特别是那种不惧强暴、敢与气势汹汹温疫作斗争的勇敢精神，使人赏阅之余，能如悉吸收到中华传统文化思想钙质精髓，感受优良人文精神有氧气息，以及聆听到乐于为民奉献的激励战歌。
仙庾岭地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传统，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多彩，值得全面挖掘和研究。
多少年来，仙庾岭半山腰那座“仙姑庙”中的李慈惠，一直被信男信女们香火熏烤，而信奉的具体内涵云翳遮蔽，主人公许多信息只能在民间流传。《仙庾岭》问世，才把那个真实的仙姑娘娘从神龛上请下来，用全景式叙述方法对其彩墨包装，使得那模糊身影变得眉清目秀，魅力感人，与我们拉近了距离。
曾矗立于仙庾岭主峰上的文昌阁，千百年来都是当地道教人士重要活动场所。那些穿道袍、戴古冠巾、着云履的道士们，一直为自己信仰的宗教事业忙碌奔波，给当地留下一笔文化资源。《仙庾岭》中大量对文昌阁的描绘，给我们提供了那个时代风俗民情宝贵史料，同时也似乎着意组织了一次对道教文化认识的观摩活动。
《仙庾岭》把这些特定文化符号排列在一起，充分展示了这里的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出民族传统文化价值，既增强了它的学术研究动力，也对文化旅游经济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易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