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九湘
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剧作家们在戏剧创作上，正努力去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以表现人民的情绪，心声和愿望。近读曹光辉先生戏剧集《株丽荷馨》(中国戏剧出版社)，认为作者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上又开新枝，表现出了新时期戏剧创作的文化魅力。
这是一本原创戏剧集。说它原创，是因为这本集子的完成，是作者沉下心来，深入乡村，深入社区，脚踏实地创作出来的。该集剧种多样，有小歌剧、小话剧、小品剧、快板剧、网络剧、情景剧、音乐剧以及湖南特色的花鼓戏等；剧目达20个之多，算得上一桌戏剧大餐。其形式上，有独幕剧和多幕剧；在内容上，又别开生面，丰富多彩。就像《“一门式”好》，它用喜剧逗乐的情调，将一对老年人的婚恋情绪表现得有滋有味，引人发笑。《花季护航》则通过文化教育，打开老人与小孩的心结隔膜，呼唤社会对儿童的关爱。《签单心波》，表现的是社区干部尽心帮助就业者，体现政府和居民群众一条心的动人事迹。而《冤家路宽》，又借助对“两劳”人员的改变，传达出新时期党和国家新政策的心声。此外，像《知心屋里》，《金果飘香》《河水清清》《感恩路上》等剧，均表现了美丽株洲、幸福荷塘的地域风貌和人文情怀。还有《流芳课堂》《一个军礼》等剧，则通过历史回顾，呼唤人们对英烈的尊敬与怀念，激发实现中国梦的壮志豪情……
若论该集的写作特色，八个字：平易晓畅，朴实自然。无论是勾描人物，还是涂抹风景，所言之物，总能气韵萌生，其文字功力可见一斑。
首先，戏剧题材真实化。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是剧本的灵魂。纵观这本集子，其舞台所表现的社会事件和生活现象，是真实可信的。例如“黄昏恋”，在老龄化日益明显的国度里，老年人的婚恋情绪，不仅成为可需，且呈上升趋势。关爱老人，关爱健康，也必须关爱情感。党和国家及地方政府也为此创造了许多优越而宽松的条件，让更多的老年人在晚年能“老有所爱”。此外，像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扶贫工作的方向问题，医疗卫生的健康问题以及房屋拆迁的工作问题等，都是老百姓所关心的热点问题，也都是党和国家“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中，必须面对与解决的实际问题。对于这许多的“重点问题”，曹先生在广泛收集和整理株洲这片热土、荷塘这块绿园所蕴含的戏剧元素时，采用“小题材、精制作”的表现方式，去伪存真，对艺术素材进行加工润色，在“写什么”与“怎样写”上作文章。看得出，这些戏剧题材的运用，集中反映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具有时代感与真实感。尤其是乡村题材，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作品紧扣当前国家“扶贫攻坚”的大方向，作了由表及里的深层体现。
其次，戏剧主题深刻化。这本集子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反映出“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的文化理念，即“实现中国梦，一齐奔小康”。例如，喜老倌描绘的新农村：“土筑泥巴层变成红砖屋，屋顶戴上红瓦红帽子，村里通了水泥路，家家户户有电灯，山上种上果树林，田里亩产几千斤……”（《“一门式”好》）；唱词“留守儿童社区爱，少年强则中国强。”（《流芳课堂》）；任永红：“送奖旗，是鼓励，也是批评，促我们努力。”（《知心屋里》）；奚美子：“挖穷根要精准，帮贫户要深情。”（《探亲路上》）；合唱：“一村一品示范村，心齐气顺奔小康。”（《金果飘香》）；郭少春：“金山银山福人民，城乡挽手抱吉祥。”（《翠谷银湖》）及“12345，有事找政府。”（《市长热线》）……通常来说，戏剧主题往往是通过主人公反复强调的几句台词、主题歌词、主要行动或矛盾冲突等形式来加以表现。曹先生是在创作中，根据当前形势及省市区委的要求，在对题材的内涵进行加工后，再对主题作了提炼和升华，致使主题显得集中而深刻。这点与作者先进的世界观、深刻的人生观和独特的艺术观密不可分。
第三，戏剧人物群众化。戏剧人物，即戏剧中扮演的角色，在《株》集中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人物多且群众化，有老人、学生、职工、医生、姑娘、小伙与一般地方干部。当这些喜老倌、春婆婆、张大爷、张娭毑，还有小花、小玲及接待员，挂号员等等活跃在舞台上时，舞台便生机勃勃，景象斑斓。那就是“社区”暖人心，“陵园”，敬英雄；“水库”荡清波，“地坪”，传真情；“桥头”赏美景，“学校”听歌声；“基地”绘宏图，“农舍”话党恩……令人赏心悦目，意趣盎然。另一个特点，这些塑造的群众化人物性格鲜明又可信。因为，只有性格鲜明可信的人物，才能引起观众的关注，才会对社会产生感染作用。我们看到，剧目里喜老倌一天到晚哈哈滚滚，春婆子六十多岁还害羞，胖大嫂泼辣又直率，瘦先生古怪又逗人，李奶奶是个急性子，钟艺人像个老玩童，河长爱唱歌，记者好探底；还有爱吹牛的种植员、老霸蛮的贫困户……除了性格特征外，作者还从他们的出身、年龄、经历上来反映时代的风貌；就连有些人的姓名，作者也是别出心裁地加以点缀，带着生活的印迹，诙谐而有趣。就如谢雪理（谢谢你）、潘太少（胖大嫂）、苏贤升（瘦先生）、姚蜜米（要米米）、湛布文（站不稳）、游还醉（又犯罪）等。可以说，作者在注重题材多样化的同时，也考虑到了人物的多样化，故而放手写出各种生动人物，增强了作品的鲜活与韵味，耐人咀嚼。
第四，戏剧情节矛盾化。戏剧情节是戏剧构成的主要因素，没有情节构成就无戏剧可言。另外，作为一种表演艺术，戏剧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冲突，也必须通过言谈、动作和演员的神态表现出来，这也得看情节构成。这部戏剧集对于情节的设置，是既有单线，也有多线；即有独幕剧，又有多幕剧，还有网络化式。总体来说，单线脉络清晰、笔触集中，多线丰富复杂、有机交织，而网络化则注重了人物群像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它们都于连贯而持续的场面推进中，得以较好地展现。剧中文小花看不起马小跳的任性而不愿原谅，但在李爷爷的耐心开导下，思想转变。游还醉与湛布文因私仇打架还坐了牢，彼此心怀宿怨，见面不快，通过社区的招聘一事，终于和解。洪春儿把乱花钱看成“荣耀”，经过张爷爷的历史故事，革命先烈的事迹，感动了他。黄奶奶的“关爱”唤不醒孙子的固执，双方你埋我怨，班主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矛盾化解。种植户刘秋亮与贫困户洪娜娇相互猜疑、心存芥蒂，扶贫队长唐胜男的一番巧语，言归于好……看得出，在作者有意识地挑选和安排下，这些场面让情节在各种矛盾关系的冲突与转化中，既表现了正能量，又颇具观赏性。
最后要说，戏剧风格口语化。一般而言，戏剧风格首先取决于剧作家本人的风格定位。由于作家在生活经历、性格气质、文化教养、艺术手法、审美情趣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故而在语言和表现手法的运用上，也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色。曹先生身在湖南，扎根基层、酷爱文学，对地方戏情有独钟，像花鼓戏、地花鼓、小歌剧等。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他业余创作花鼓戏《一把钢丝刷》，获省戏剧汇演一等奖。1976年创作的花鼓戏《支农线上》，又在《湖南文学》和《群众文艺》合刊杂志上发表。此后，他便创作不断，好戏连台。他创作风格上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台词口语化，地方味重。让人听起来亲切，看起来发笑，想起来有味。诸如，扯皮的（闹矛盾）、何得了（怎么办）、吹牛皮（讲大话）、蛮韵味（好过瘾）、蛮时新（好时尚）、胆子细（胆子小）、放肆追（赶紧追）、呷哒饭（吃了饭）、冇得事（没有事）、奉子菜（恭维话）、灵泛点（灵活点）、走怕扮（走怕跌）、莫斗把（莫玩笑）、作古正经（一本正经）、呷吊手饭（工作轻松）以及现饭炒三遍，狗都不呷，人要真心、火要空心……这些人物的语言通俗有趣，洗尽铅华，显示了地方老百姓日常生活语言的朴实本色。
虽说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但就剧本而言，其实质却是把戏剧本身的教育、审美、娱乐等功能集中地得以体现出来。如何将人物的内在心理通过外部表演而作用于观众感观，并产生戏剧化的特定意义，这是剧本创作之难的重要原因。对于这一点，曹先生认为，戏剧创作之“难”，“难在思想主题、人物关系、情节布局、戏剧悬念、场面处理、表现形式哪一点思谋不周，运行不畅，都会导致戏剧文学性的不足。”他的这一番见解，可谓真知灼见。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对此，我也深有体会。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作为知青下乡，曾担任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由于爱好与责任，也曾写过十来个花鼓戏和表演唱等剧本，并编了曲；除了在大队作为常演节目外，有的还在公社和县城汇演过，获得好评。虽然我从中获得了一些文艺知识和对戏剧的兴趣，但写来总觉不尽人意，要真正做到小而有“戏”，大而能“立”，声、情、乐不“扯皮”，绝非轻举之事。
若论不足，谈点小误。一是个别剧情有点牵强。像《贵客临门》的结尾有点悬，《市委的“门”》的结尾也太急骤。二是有的语言交代不清。如“一桌酒席五千块，二十桌就要万把零”，“字买到钱不？”买卖不清。还有就是念、唱有别。《游清水塘》中罗乐欢上台时应为念白，却把念与唱连在了一起，有点模糊。通常人物上台介绍自己，多为念白，这样能让观众心里有底，容易接受些。
但瑕不掩瑜，《株丽荷馨》终归是一本好集子，题材定位准确、人物描写活跃、情节设置自然、风格显现独特，加上形象化的语言，朴素化的比喻、生活化的细节以及平易近人的说理，散发出戏剧艺术的文化魅力。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想，曹先生以年老之姿，记录三湘四水，礼赞美好时代，是把自己的奋斗写进了“剧本”，这些收获弥足珍贵。
（责任编辑：易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