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聂鑫森
缶老衰年别有才
齐白石摹古师今，主攻方向放在大写意上，此中吸纳营养最明显的是明代的徐青藤、清代的八大山人及稍后的吴昌硕。他曾有诗自况：“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欲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缶老”，即吴昌硕（1844——1927年），别署缶庐、苦铁、老缶等，晚号大聋，浙江安吉人，清末诸生，曾当过县令。工诗、篆书擅摹写石鼓文，印崇秦汉且富创新，花鸟画擅长大写意。辞离仕途后，以艺事为业，声名赫赫，晚年成为上海“后海派”最杰出的大家。
齐白石对吴昌硕非常折服，自谦“一生没有画过吴昌硕”，前面所引的齐诗，便是一个例证。
吴昌硕是北京画坛领袖陈师曾的老师，而陈又是齐白石明心见性的知已。三人曾互赠一印为纪，吴为齐刻“湘潭人也”印，齐为陈刻“山谷乡亲”印，陈为吴刻“缶尊者”印，可谓石交之据。
宣统二年（1910），吴昌硕为齐白石拟订润格：“齐山人濒生为湘绮高弟子，吟诗多峭拔语，其书画墨韵孤秀磊落，兼善篆刻，得秦汉遗意。曩经樊山评定而求者踵相接，更觉手挥不暇。为特重订如左：四尺十二元，五尺十八元，六尺二十四元，八尺三十元，册页折扇每件六元。”这一年，齐白石四十八岁，尚栖停于湘潭县的乡间。
查看许多资料，直到吴昌硕逝世，齐白石与他缘吝一面，但他们却彼此钦服，神交以久。
齐白石55岁定居北京后，得以与陈师曾订交。“陈师曾最崇拜吴昌硕，曾得吴昌硕的亲传。当时吴昌硕的大写意画很受社会的欢迎，而白石老人学八大山人所创造的简笔大写意画，一般人却不怎么喜欢，因为八大的画虽然超脱古拙，并无昌硕作品的丰富艳丽有金石趣味。在这种情况下，白石老人就听信了师曾的劝告，改学吴昌硕”（胡佩衡、胡橐《齐白石画法与欣赏》）。
于是，老人开始了他的“衰年变法”，在大写意花鸟画上，吸取各家之长，特别是吴昌硕的优点，苦心研习，并将作品请友人评判，反复揣摩。到六十多岁，才独创“红花墨叶”的画格，令人耳目一新。齐白石常以吴昌硕的名言自励：“小技拾者则易，创造者则难。欲自立成家，至少辛苦半世，拾者至多半年可得皮毛也。”
“白石老人对于今人的经验注意的也很广泛，除他学习过的老画师吴昌硕外，还有陈师曾、王梦白等人，甚至连他的学生有了创造，他也要吸取”（《齐白石画法与欣赏》）。
齐白石坦言“衰年变法”，得益最多的是吴昌硕。主要师法的内容，其一，是吴“红花墨叶”的色彩提示；其二，是书法入画的笔墨韵味；其三，是追求诗、书、画、印的整体审美效果。
但是，齐白石在师法中却有他的坚持和拓展，真正做到了推陈出新。
在题材上，齐白石比吴昌硕更加丰富，除草木花卉，如梅、兰、竹、菊、荷、牡丹、紫藤、雁来红、蔬果……之外，还有动物、鸟、鱼、虫、农具之属。“红花墨叶”的色彩更为强化之外，还有“红花绿叶”及其他色彩的对应，不但强烈，而且清丽。同时“齐白石还改变了吴昌硕只注重书法和诗文本体而忽视诗文与画意的互动，这是对扬州八怪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李蒲星《齐白石与文人画》）。
张大千在《与王壮为的谈话》中，曾说：“吴昌硕与齐白石两家的画，若一定要比较问谁的更好，则我回答是齐的更好。”他还在《对大风堂弟子刘力上的谈话》中，说到他与齐白石的比较：“我不如齐白石老先生。齐老先生的花卉草虫，种类画得比我多。”
《北平笺谱》与齐白石
在鲁迅的《集外集拾遗》一书中，收入他为《北平笺谱》所作的序。此文不过寥寥数百字，谈中国木刻画及花笺的沿流迁变，印制《北平笺谱》的原由，并认为：“宣统末，林琴南先生山水笺出，似为当代文人特作画笺之始，然未详。及中华民国成立，义宁陈师曾入北京……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同时，鲁迅对齐白石等名家所画的笺纸，十分赞赏：“稍后有齐白石、吴待秋、陈半丁、王梦白诸君，皆画笺高手，而刻工亦足以副之。”
编印《北平笺谱》的倡导者是鲁迅，而通力配合的为郑振铎。他在《访笺杂记》一文中说：“引起我对于诗笺发生更大兴趣的是鲁迅先生。”他受鲁迅之托，到北京的各处南纸店寻访笺样，如淳菁阁、松华斋、松石斋、懿文斋、荣宝斋等，特别关注林琴南、陈师曾、齐白石等人的作品，文中皆有记载：“陈师曾所作的，虽仅寥寥数笔，而笔触却是那样的潇洒不俗”；“很高兴的发现了齐白石的人物笺四幅，说是仿八大山人的，神情色彩都臻上乘”……
郑振铎把所选的信笺达五百余种，由鲁迅“选定三百三十余幅，就是现在印出来的样式”。
《齐白石辞典•师友及其他》中，专设“鲁迅”条目，说他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与郑振铎编印《北平笺谱》，第五册内收有齐白石画作二十页。其中荣宝斋所印十二页为花果，李振怀刻；松华斋所印四页为花果，张东山刻；散文斋四页为人物，李华庭刻。齐白石称‘选录者极有眼力’，引为知已。”
笺纸，是古今文人雅士用于题咏或书信的一种小幅而华贵的纸张，一般是纵30厘米、横18厘米左右。若笺纸上印有淡雅而精美的图案花纹，且是名人手笔的则更为珍贵。
著名学者邓云乡在《鲁迅与北京风土》一书中，谈到鲁迅编制《北平笺谱》的缘起：“是与先生很早就爱好绘画、版画，爱好收集画集、笺纸分不开的。古诗说：‘十样蛮笺出蜀州’，但是先生没有到过四川成都一带，成都最出名的‘诗婢家’的水印诗笺也未见先生提起过。当时上海、杭州、广州的笺纸，先生都收集过，认为都不及北京的好，而且只印了一部北京的。”
姜德明的《笺纸艺术》一文，则认为笺纸艺术盛行于明万历、崇祯之间，而且文采绚烂，夺人眼目；到了清代，笺纸艺术崇尚朴素简约，排斥纷华，日渐衰微。鲁迅说：“清光绪时纸铺，尚取明季画谱，或前人小品之相宜者，镂以制笺，聊图悦目；间亦有画工所作，而无韵致，固无足观。”但在清末民初，因为北京的“陈师曾、姚茫父、齐白石诸画家作出的努力，才使笺画别开境界，进入一种新局面。”但也不过20年上下。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鲁迅、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为保存笺纸艺术的精华做了极有意义的工作”。
在《北平笺谱》中，可看出鲁迅十分看重陈师曾、齐白石两位的作品，陈的梅竹、花果、山水入选30幅，齐的花果、人物入选20幅，姚茫父入选12幅。
从各种资料查看，鲁迅与齐白石没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但鲁迅对陈师曾、齐白石的画作是熟悉并欣赏的，所以在琉璃厂选购笺纸时，格外留意于斯。在鲁迅1933年2月5日写给郑振铎的信中称：“去岁冬季回北平，在琉璃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信中随后说到“自备佳纸”印制笺谱之事，这表明他们为印制《北平笺谱》在作准备工作了。
画家、教育家王森然，也是齐白石的弟子。他在《回忆齐白石》一文中，谈到齐白石在1934年之前，应约在荣宝斋及其他南纸店画过笺画并印制，颇受关注。“这些虽属小品，却非常精致，诗意盎然，令人百看不厌。”
“《北平笺谱》于1934年初出版了。第一次印了一百部，第二次又印了一百部。当时先生曾在给西谛（郑振铎）先生的信中幽默地说道：‘至三十世纪，必与唐版媲美矣’”（《鲁迅与北平风土》）。这些入选的笺纸，是鲁迅、郑振铎搜求琉璃厂当时各家南纸店，如荣宝斋、清秘阁、淳青阁、松古斋等的水印木刻笺纸，精心挑选后再印制的。
禹尚良、罗菡的《齐白石年谱长编》，在1933年的记叙中，说：“是年，鲁迅和郑振铎编印《北平笺谱》，第五册内收有白石画作二十页。”（张次溪遗稿《回忆白石老人》）
齐白石画笺纸，始于1895年。“我往来于东山、罗山两诗社，他们都十分欢迎。这期间别有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要我造花笺……用单宣和官堆一类的纸，裁八行信笺大小。在晚上灯光之下，一张一张地画上几笔，有山水，也有花鸟，也有草虫，也有鱼虾之类，着上了淡淡的颜色，倒也雅致得很”（《白石老人自述》）。
古往今来，不论何种领域的大师、巨匠，都具备大胸襟、大气度、大眼界，彼此之间，互为钦服与欣赏，成为佳话。鲁迅与齐白石便是一例，虽缘吝一面，却神交已久，引以为知已，堪为后学楷模。
林纾与齐白石
在上海文史名家郑逸梅所著的《近代名人丛话》一书中，专有一文《<茶花女>译者林琴南》。文中说：“清末的翻译家，成就较高的，当推严复（几道）和林纾。严复所译的，主要是西洋哲学和其他学术方面的作品，林纾所译，完全是小说。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别署践卓翁、冷红生、补柳翁、蠡叟等。福建闽侯（即福州）人。”
林纾为光绪八年举人，任教京师大学堂，著有《畏庐诗存》《畏庐文存》《闽中新乐府》等。翻译外国小说170余种，最有名的为《巴黎茶花女遗事》。郑逸梅称林纾译此书“是在1898年夏秋之间，翌年有玉琴瑶怨馆的刻本……又有文明书局本”及其他版本。
《齐白石辞典•师友及其他•林纾》，称其“工诗能画，画山水用‘四王’法”，其言甚确。家藏的《闽台历代国画鉴赏》一书中，就收有林纾的《梧桐早寒图》，是1924年应彦卿之嘱作的渴笔山水。《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评其山水：“初灵秀似文徵明，继而浓厚近戴熙，偶涉石涛，故其浑厚之中颇有淋漓之趣。”林纾生于1852年，卒于1924年，这幅画是他生命最后一年的遗作。
林纾与齐白石真正订交，是1920年。“经易宗夔介绍与齐白石相识。齐致书云：‘今天下如公者无多。昨得相见，以为平生快事。承自许赐跋润格。……居于京华者，惟君能决非是，故敢遵命请教之。’翌日，订交为诗文友”（《齐白石辞典》）。
论年纪，齐白石小林纾11岁，但他们在未相识之前，都对对方的才情充满敬慕。齐白石曾为《巴黎茶花女遗事》，题“人间恨事，天下妙文”八个字以赞。“题于宣统元年（1909）。见于1959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龙龚著《齐白石传略》第35页。……以简短一联突出悲剧之‘恨’与文笔之‘妙’，其思想情感、生活情趣与时代、国情合拍，值得钦敬”（《齐白石辞典》）。而林纾在友人处见到齐白石所画的扇面，十分激赏，“称‘南吴（吴昌硕）北齐（齐白石），可以媲美’”（《齐白石辞典》）。
《白石老人自述》中的1920年事略，对此事亦有记载：“师曾说，工笔画梅，费力不好看，我又听了他的话，改换画法。同乡易蔚儒（宗夔），是众议院的议员，请我画了一把团扇，给林琴南看见了，大为赞赏，说：‘南吴北齐，可以媲美。’他把吴昌硕跟我相比，我们的笔路，倒是有些相同的。”
1922年冬，齐白石17岁的长孙齐秉灵病故，老人极为伤感。齐秉灵，号移孙，“肄业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成绩常列优等。……回想在家乡时，他才十岁左右，我在借山馆前后，移花接木，他拿着刀凿，跟在我身后，很高兴地帮着我，当初种的梨树，他尤出力不少。我悼他的诗，有云：梨花若是多情种，应忆相随种树人。”齐白石日记中写道：“初十日，为移孙设灵位。并冒寒自出，求林畏庐为移孙作墓志。”亲自冒寒前去求林纾这样的大文人，为秉灵写墓志，可见齐白石对长孙的珍爱与痛惜，同时也说明他与林纾交谊的笃重。
林纾在《冷红生传》中，说：“所居多枫树，因取‘风落吴江冷’诗意，自号曰‘冷红生’，亦用志其癖也。生好著书，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尤凄婉有情致。”
齐白石与周汝昌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出生于1918年，为声震海内外的《红楼梦》研究大家，著述甚多。他与丹青巨匠齐白石，虽都栖居北京多年，两人似乎没有打过什么直接的交道。但因收集、整理、研究《红楼梦》及作者曹雪芹的资料，他对早已过世的齐白石，生发出别有的亲切与敬意。
这件事与张次溪有关。
张次溪之父张篁溪，与齐白石同受业于王闿运门下。张次溪系齐白石的学生，《白石老人自述》的整理出版者，同时他对北京的民俗、掌故、史乘颇有研究，家中藏书丰富。
周汝昌与张次溪认识，是上世纪60年代文化界筹办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盛典之际，尔后，张次溪到周家叩访。周在所著《北斗京华•北京生活五十年漫忆》一书中，收入《张次溪》一文。“他一开始就诉说，他收藏曹雪芹的史料，情愿付我运用。”于是，周汝昌“为此到烂面胡同去回拜。其住宅很好寻见，大门上高悬一匾，是叶恭绰所书‘张文烈公故居’几个大字（张先生是明代名臣之裔）。”
在张家，周汝昌获见了敦诚挽曹雪芹诗的原抄本《鹪鹩庵杂记》；以后，又见到了几件涉及“红”、“曹”的文物，一件清道光年代木刻版本朱色印的《红楼梦》升官图和“很早的红楼人物全份的香烟片”（附在香烟盒内的画片）。
周汝昌在文中写道：“但张先生的贡献并不在此，他的贡献还有两件重要的事，即他与齐白石老人有师生谊，听齐老转述了曹雪芹的事迹；一是民国辛未年，白石曾亲访崇文门外卧佛寺，雪芹贫极时曾借寓于寺内，白石因绘《红楼梦断图》小横卷，左为寺门掩映，右有残月半天，并题一绝句云：‘风枝露叶向疏栏，梦断红楼月半残。举火称奇居冷巷，寺门萧瑟短檠寒。’张先生送给一张小照片，是原画失后另一名家补给的。二是白石到西安，与诗家樊樊山等晤谈，话及《红楼》。座中适有一友，为满族旗籍，遂接言雪芹轶事，说他行二，原配早亡，后来与表妹李氏结褵。张先生曾著《齐白石传》，中亦记有此事。”
齐白石所作的《红楼梦断图》，画的是曹雪芹曾寄住过的卧佛寺，以及他亲闻的曹雪芹婚姻状况，对于红学家周汝昌来说，当然弥足珍贵。
民国辛未年为1931年。“那年夏天，他（齐白石）在我家张园，住了些日子。……附近有万柳堂、夕照寺、卧佛寺等名胜，他同先君及我，都曾去游览过。……卧佛寺，相传《红楼梦》著者曹雪芹在家道中落之后，一度在那里住过，大概在迁居京西香山的前几年。他慨叹曹雪芹的身世，曾经根据我作的诗，画了一幅《红楼梦断图》”（张次溪《齐白石的一生》）。齐白石将此画送给了张次溪，可惜后来不慎丢失了。齐白石的第五子齐良已，也是个画家，默想其父的构图和笔意，为张次溪依原样补画了一幅，原题的诗和跋语照录于上。张次溪送给周汝昌的画照，就是拍的这幅画。
张次溪也为这幅《红楼梦断图》向名家征题，周汝昌写了《题白石梦断图》的自度曲：“几片行云，一角焦蟾，丹翚便出层楼。虫鱼惯见，谁知老笔此风流。满帽西风，多情问古，巷冷记寻游。沙窝路，何许雪旌霜钥，对琉璃佛火不胜秋。瞿昙示倦，槐柯卧影，此间曾系虚舟。红豆通辞，黄车托体，当时意兴岂闲愁。皕年已新周命，看文星光焰，惊动十洲。思巨手，更三毫上颊，传神写石头。”
周汝昌既写了此图的概貌，更倾注了对齐白石的赞颂、钦佩之情。
在《张次溪》一文的结尾，周汝昌又作“诗曰：木架存书尚满堂，鹪鹩杂记字微伤。亲传白石诗书画，萧寺寒檠月半床。”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