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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中国明清城墙“申遗”文本》再看茶陵古城墙

2017-07-13 10:57:24 来源:《湘东文化》杂志网--株洲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株洲市委宣传部主管 浏览:271

 


文/王薛刚
  《中国明清城墙“申遗”文本》(下称“文本”)长达五六十万字,是2006年由南京市牵头,全国6省8市捆绑“申遗”,经田野调查、文本编制、规划保护、人才培养、赴日、韩、欧洲考察等等,历时十年,2016年3月底才提交国家文物局。“文本”的起草人、主持者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翱云说:“申遗实际上是对中国城墙不断认知、保护管理、引入国际标准的过程,……各地对城墙认知、重视程度不一,保护法规参差不齐,诸多不顺亟待梳理解决”。对照“文本”,再看茶陵古城墙,作些重新认知,很有必要。
  一、城墙序列透露尊卑建制
  所谓“序列”,从本次“申遗”8城看,包括都城、府城、州城、卫城及皇城。应是秦统一全国后,实施郡县制的国家行政区划建制,有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关系中许多约定成俗的规定。此次组成“申遗”序列“代表中国明清时期国都、地方州府的城墙尊卑有序,不越建制雷池”。明清时期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时期,分裂势力得到压抑。明洪武十九年(1386)筑南京城,作国都城墙筑33公里(后迁北京),作为散州的茶陵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视旧之广加四里”(《茶陵州志》明嘉靖四年〈1525〉版,下称“明志”),城墙也仅10华里,正是一种“尊卑”的体现。
  “用夯筑法筑城,在我国沿用了很久,直到宋代用砖包砌城墙才逐渐增多。……不过用砖包砌城墙,工费巨大,从它的开始到全面推广,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明初修北京城时,也仅在城墙外侧包砖,到了正统年间才又在内侧包砖。明中叶以后,砖城迅速增多。至清代县城以上多用砖筑,只用夯土筑成的土围子则很少见了”(《中国古代史常识》)。这一介绍也折射城墙序列尊卑有序。“茶陵古城墙”始筑于南宋绍定四年至五年(1231—1232)、元代益加修葺、明洪武二十二年展筑,都是“土围子”。后进入清朝,“距今四百余年矣,石泐甓敝,颓堕几尽,……升平日久,人习安之,设险之义谓何?”(《重修州城记》)。“土围子”难以经受风吹雨打,加之又遭洪水,才不得重修,但是同治九年(1870)版《茶陵州志》(下称“清志”)的“城池”篇中不见重修二字。而大学士彭维新所作《重修州城记》藏在该志140余篇“艺文”中,这重修就鲜为人知,被认为现存茶陵古城墙筑于宋,出现“茶陵南古城墙”“南宋石头城”“宋代全石构城墙”等讹误。重修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洪水后,竣工于三十一年(1766),其城墙特色寓城防堤防于一体,“城身表里皆石”。
  彭维新为什么能道出这一特色?这与他为官40余年有关。他除在京师为官外,典试过山西、陕西乡试,督学过山东、浙江,出任过直隶、河北按察使、浙江布政使,也曾奉命往江南清理过积欠钱粮,署理过江苏巡抚等等,足迹遍大江南北,见过城墙无数,才道出这罕见的特色,时年他已是高龄87岁。
  二、南北形态折射文化各异
  “南方流行道学思想,讲求天人合一,顺势而为,同时地处丘陵、河谷,所以城墙依山傍水,顺应自然”(“文本”)。茶陵正处丘陵、河谷,古城墙依云阳山、傍洣江水,山最高,水最长。城墙择址于茶陵八大自然景观之一的“洣水环流”。洣水源自汝桂县北,长327公里,西北流至衡山雷溪入湘江;出炎陵后入茶陵境,自城南上方与文江汇合后沿城南、绕东北去攸县,仅城西为陆地,形成“U”形,洣水清澈如镜,文江水金黄,在洣江书院前汇合后,泾渭分明,又曰:“金线吊葫芦”。云阳山位于城西,它峰连七十一,最高峰海拔1130米,方圆70里,飞瀑流泉纷呈,秀峰奇洞迭见,秀幽奇险尽在其中。
  茶陵古城墙依山傍水,让城位“U”形中,修护城河仅掘通“U”形上之两端,据险可守。“南导江流,灌注其中,北复会于江,环绕若带,邑用保弗忧”(“明志”)。古今文人墨客,有无数诗文描写其景,其中广为流传的是:“洣水南来西复东,北去婉转如环筒;恰似葫芦金线吊,茶陵安在水晶宫”。
  南方文化,依山傍水是先民们的风水观。“风水勘察有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等程序。觅龙是寻找北面的主要龙脉。山势曲屈生动、蜿蜒起伏,像龙一般的最好。……察砂是勘察左右的小丘小陵”(普通高等教育教材——《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云阳山虽处城西,因城处洣水环流,山处洣水北西去河畔,按大学士张治在“明志”中曰:“南曰阳,西北曰阴”,从风水观可视为主体山,左右的小丘小陵连绵起伏。
  “观水的重点是处理水口,……当河水绕村过时,风水认为冠带水、眠弓水大吉”(同上书)。洣水环流北西去至云阳山脚才形成“水口”,整个环流有凸、有凹,建大小码头。凸处水浅,便于居民取水、用水;凹处建“水埠二大座”(《重修州城记》)吃水深、利于船靠码头。城墙对河对称建石塔二座(今仍存一),在叠山屏障中,能解决觅路,很有审美价值。
  茶陵古城绳址于“龙”“砂”“水”拱卫中,是为“点穴”,便于“龙脉”凝聚不散,宜于安居乐业。
  茶陵古城墙如上择址,并设城门,在于让州官们观测龙星运行,便于治理地方农业。历代州志中记,所筑“社稷坛”“神袛坛”“先农坛”“土地祠”,为依农时举行祭祀的场所。祭“先农坛”还专有“耕籍仪注”,详细说明,以示重农。如要备“农具一(赤色)、牛一(黑色)、籽种一(青色)、耆老一名、农夫二名、牧夫一名”,礼仪中模仿农耕,设“进犁”“进鞭”“秉耒”等等。知州还要亲临“迎春”,于立春日举行仪式,行“土牛出土”礼,规定“芒神(先期塑造,及时之出)”(“清志”),事先要“安土牛”(埋入地下),于芒种日“出土牛”。“各官员绕牛三匝”,望牛勤耕,才“礼毕”。这些农时之祭,均要依龙星运行位置定时而行,祈祷丰收。
  茶陵古城墙折射南方文化堪称一绝,反映先民们好山乐水、亲近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理念,也是古代应用地理学之典范。
  三、软件硬件讲述城墙内涵
  “‘申遗’,非如想象中单单申报城墙‘物质’本体,其建造工艺、审美艺术、交通设计等等‘非物’内涵,都在申报之列,体量浩大”(“文本”)。如此看茶陵,无论是“物质本体”,还是“非物质内涵”,同样体量浩大。
  “明清城墙巍然耸立数百年不坍塌,墙体不裂,砖块粘合剂强度甚至比现代水泥还牢固,这是先民们的独特工艺”(“文体”)。“茶陵古城墙”与之相比,粘合的砖块仅为城垛,而墙体包砌用红料条石,体大、量重于砖块数十倍乃至百倍也能粘住、粘牢,至今不开裂,甚至不见缝隙,其“独特工艺”源自茶陵工匠精神。这种精神不仅贯穿每一个环节,而且贯穿于整个全程。彭维新对此概述得淋漓尽致:
  “卜吉兴事,遴匠庀材;酌法授式,分地程实;伐石于山,必修且厚;范土成甓,必致且坚;煅石作液,必胶且洽;造小艓、制轻轺,以运以载;椎杵雷轰,畚锸云集;董巡芳劝,必躬必亲。……今则巨石缒深,层钳叠压,杜刷垫以捍城址者无弗至。自非胸有定画,而措置周详,其能致数百年未举之功,观厥成于期年之间也哉?……城身表里皆石,堞甃以砖。……仆者坚、毁者完、狭者拓、阙者增、言言仡立,耸肃观瞻,丹碧攒簇,交映江干,南服重镇永与盛世河山同其悠久矣”。这段行文并不难懂,仅说明一二。“小堞”与“轻轺”指专制小船、小车从对岸红料山取石运输;“煅石”,烧制石灰、磨细,“作液”,用豆浆、糯米汤将石灰调制成粘合剂,“洽”,粘合剂涂抹要遍及粘合部分,不偷工减料;“杜刷”指要粘胶的砖、石要刷洗干净,杜绝有任何影响结构的尘泥之物。这些都体现出一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的亦为今天倡导的“工匠精神”。
  “古代城墙通过城门沟通城内、乡下格局,关联设计也是城墙要素之一”(“文本”)。“茶陵古城墙”城门六,沟通城内外交通,重修后筑“马道七”,在城中部分成为长环状形。再分支七道出六城门,其中南“大成门”二道,故为“七”;出城门后,有环城墙马道。“通湘门”又曰:大西门,建有石拱式“西门桥”,“紫微门”又曰:小西门,设“小西桥”左通河岸路,右通“小西桥”,才能到陆路。另只有“北曰朝天”,设“北门桥”,通城西陆地。城内外沟通似迷宫一样,稍不熟悉,或不小心,就难以走出古城。“马道七”又与街道“终九总”格局相关。明、清茶陵工商发展,店铺、作坊向城外延伸,街傍水建,一段段修成,弯曲依洣水,至今“屯下”为山脚不能再修,共七段。后又依护城河、文江修两条支街,合起数为九,既不称“段”,又不称“条”,而称“总”,形成“终九总”格局。“清志”记:“自治(衙门)前起,沿街以总计,出紫微门外为三总,迤西至九总止”。这一格局至今全未变。由于“西门桥”连通“三总”街,改名过叫“三元桥”和“三总桥”(今存,仍为后称)。沟通乡下,明、清时,茶陵设十三铺(又叫“铺递”,即驿站),构成北、西、南三条驿道,进出茶陵古城三驿道均汇合于九总,才能进入衙门前的“总铺”(“清志”注明驿道:元缺记)。水上交通沟通城乡,主要是洣水及支流,“北曰朝天”设“北门渡”,“东曰聚星”设“东门渡”,“南曰迎薰”设“南门渡”。“东门渡”于清末改设浮桥。故茶陵“通过城门沟通城内、乡下格局,关联设计也是城墙要素之一”。乡间沟通民道,“明志”记桥25、渡10;“清志”记桥45、渡20,均有其名。城乡沟通,确保政令畅通,方便商旅,“本末相资,农商互济”(“清志”)。
  四、与今对话汲取国际经验
  “文本”称“数百岁‘高龄’的明清城墙,不是玻璃柜中冷冰冰的展示品,它是现代生活中活生生的、可触摸的‘对话体’”;“别孤立城墙,关注城与池,城与环境的关系,打开古城墙与现代文明对话窗口”。是吸纳一位以色列专家建议,“ 在‘申遗’文本得到重点体现”。恩格斯早在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在新的设防的城市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濠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它们的城楼已耸入文明时代了”。古城出现区分了“文明”与“野蛮”,文明史将古城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当今现代化城镇建设,就是建设文明城市。正是早已“打开古城墙与现代文明对话窗口”,是“融合现代化建设概念等‘北欧经验’”。
  贺翱云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没有记忆的民族就像‘植物人’,而保护记忆的方式也不是‘死’保”。茶陵古城墙的存在不仅保存着历史的记忆,也可作今“对话体”。茶陵组织为古城著书立说,开展古城文化论坛,发动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者参加2016年全省文物解说传媒大赛,请上海同济大学同济设计院做古城保护规划,按省文物局批示保护古城墙,拓展旅游业等等,不仅注意研究其开发价值,而且重视研究其历史文化价值,觅其根和魂,就是将古城墙当作“活生生、可触摸的‘对话体’”看待,以造福茶陵人民。
    (责任编辑:钟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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