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薛刚
《中国明清城墙“申遗”文本》（下称“文本”）长达五六十万字，是2006年由南京市牵头，全国6省8市捆绑“申遗”，经田野调查、文本编制、规划保护、人才培养、赴日、韩、欧洲考察等等，历时十年，2016年3月底才提交国家文物局。“文本”的起草人、主持者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翱云说：“申遗实际上是对中国城墙不断认知、保护管理、引入国际标准的过程，……各地对城墙认知、重视程度不一，保护法规参差不齐，诸多不顺亟待梳理解决”。对照“文本”，再看茶陵古城墙，作些重新认知，很有必要。
一、城墙序列透露尊卑建制
所谓“序列”，从本次“申遗”8城看，包括都城、府城、州城、卫城及皇城。应是秦统一全国后，实施郡县制的国家行政区划建制，有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关系中许多约定成俗的规定。此次组成“申遗”序列“代表中国明清时期国都、地方州府的城墙尊卑有序，不越建制雷池”。明清时期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时期，分裂势力得到压抑。明洪武十九年（1386）筑南京城，作国都城墙筑33公里（后迁北京），作为散州的茶陵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视旧之广加四里”（《茶陵州志》明嘉靖四年〈1525〉版，下称“明志”），城墙也仅10华里，正是一种“尊卑”的体现。
“用夯筑法筑城，在我国沿用了很久，直到宋代用砖包砌城墙才逐渐增多。……不过用砖包砌城墙，工费巨大，从它的开始到全面推广，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明初修北京城时，也仅在城墙外侧包砖，到了正统年间才又在内侧包砖。明中叶以后，砖城迅速增多。至清代县城以上多用砖筑，只用夯土筑成的土围子则很少见了”（《中国古代史常识》）。这一介绍也折射城墙序列尊卑有序。“茶陵古城墙”始筑于南宋绍定四年至五年（1231—1232）、元代益加修葺、明洪武二十二年展筑，都是“土围子”。后进入清朝，“距今四百余年矣，石泐甓敝，颓堕几尽，……升平日久，人习安之，设险之义谓何？”（《重修州城记》）。“土围子”难以经受风吹雨打，加之又遭洪水，才不得重修，但是同治九年（1870）版《茶陵州志》（下称“清志”）的“城池”篇中不见重修二字。而大学士彭维新所作《重修州城记》藏在该志140余篇“艺文”中，这重修就鲜为人知，被认为现存茶陵古城墙筑于宋，出现“茶陵南古城墙”“南宋石头城”“宋代全石构城墙”等讹误。重修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洪水后，竣工于三十一年（1766），其城墙特色寓城防堤防于一体，“城身表里皆石”。
彭维新为什么能道出这一特色？这与他为官40余年有关。他除在京师为官外，典试过山西、陕西乡试，督学过山东、浙江，出任过直隶、河北按察使、浙江布政使，也曾奉命往江南清理过积欠钱粮，署理过江苏巡抚等等，足迹遍大江南北，见过城墙无数，才道出这罕见的特色，时年他已是高龄87岁。
二、南北形态折射文化各异
“南方流行道学思想，讲求天人合一，顺势而为，同时地处丘陵、河谷，所以城墙依山傍水，顺应自然”（“文本”）。茶陵正处丘陵、河谷，古城墙依云阳山、傍洣江水，山最高，水最长。城墙择址于茶陵八大自然景观之一的“洣水环流”。洣水源自汝桂县北，长327公里，西北流至衡山雷溪入湘江；出炎陵后入茶陵境，自城南上方与文江汇合后沿城南、绕东北去攸县，仅城西为陆地，形成“U”形，洣水清澈如镜，文江水金黄，在洣江书院前汇合后，泾渭分明，又曰：“金线吊葫芦”。云阳山位于城西，它峰连七十一，最高峰海拔1130米，方圆７０里，飞瀑流泉纷呈，秀峰奇洞迭见，秀幽奇险尽在其中。
茶陵古城墙依山傍水，让城位“U”形中，修护城河仅掘通“U”形上之两端，据险可守。“南导江流，灌注其中，北复会于江，环绕若带，邑用保弗忧”（“明志”）。古今文人墨客，有无数诗文描写其景，其中广为流传的是：“洣水南来西复东，北去婉转如环筒；恰似葫芦金线吊，茶陵安在水晶宫”。
南方文化，依山傍水是先民们的风水观。“风水勘察有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等程序。觅龙是寻找北面的主要龙脉。山势曲屈生动、蜿蜒起伏，像龙一般的最好。……察砂是勘察左右的小丘小陵”（普通高等教育教材——《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云阳山虽处城西，因城处洣水环流，山处洣水北西去河畔，按大学士张治在“明志”中曰：“南曰阳，西北曰阴”，从风水观可视为主体山，左右的小丘小陵连绵起伏。
“观水的重点是处理水口，……当河水绕村过时，风水认为冠带水、眠弓水大吉”（同上书）。洣水环流北西去至云阳山脚才形成“水口”，整个环流有凸、有凹，建大小码头。凸处水浅，便于居民取水、用水；凹处建“水埠二大座”（《重修州城记》）吃水深、利于船靠码头。城墙对河对称建石塔二座（今仍存一），在叠山屏障中，能解决觅路，很有审美价值。
茶陵古城绳址于“龙”“砂”“水”拱卫中，是为“点穴”，便于“龙脉”凝聚不散，宜于安居乐业。
茶陵古城墙如上择址，并设城门，在于让州官们观测龙星运行，便于治理地方农业。历代州志中记，所筑“社稷坛”“神袛坛”“先农坛”“土地祠”，为依农时举行祭祀的场所。祭“先农坛”还专有“耕籍仪注”，详细说明，以示重农。如要备“农具一（赤色）、牛一（黑色）、籽种一（青色）、耆老一名、农夫二名、牧夫一名”，礼仪中模仿农耕，设“进犁”“进鞭”“秉耒”等等。知州还要亲临“迎春”，于立春日举行仪式，行“土牛出土”礼，规定“芒神（先期塑造，及时之出）”（“清志”），事先要“安土牛”（埋入地下），于芒种日“出土牛”。“各官员绕牛三匝”，望牛勤耕，才“礼毕”。这些农时之祭，均要依龙星运行位置定时而行，祈祷丰收。
茶陵古城墙折射南方文化堪称一绝，反映先民们好山乐水、亲近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理念，也是古代应用地理学之典范。
三、软件硬件讲述城墙内涵
“‘申遗’，非如想象中单单申报城墙‘物质’本体，其建造工艺、审美艺术、交通设计等等‘非物’内涵，都在申报之列，体量浩大”（“文本”）。如此看茶陵，无论是“物质本体”，还是“非物质内涵”，同样体量浩大。
“明清城墙巍然耸立数百年不坍塌，墙体不裂，砖块粘合剂强度甚至比现代水泥还牢固，这是先民们的独特工艺”（“文体”）。“茶陵古城墙”与之相比，粘合的砖块仅为城垛，而墙体包砌用红料条石，体大、量重于砖块数十倍乃至百倍也能粘住、粘牢，至今不开裂，甚至不见缝隙，其“独特工艺”源自茶陵工匠精神。这种精神不仅贯穿每一个环节，而且贯穿于整个全程。彭维新对此概述得淋漓尽致：
“卜吉兴事，遴匠庀材；酌法授式，分地程实；伐石于山，必修且厚；范土成甓，必致且坚；煅石作液，必胶且洽；造小艓、制轻轺，以运以载；椎杵雷轰，畚锸云集；董巡芳劝，必躬必亲。……今则巨石缒深，层钳叠压，杜刷垫以捍城址者无弗至。自非胸有定画，而措置周详，其能致数百年未举之功，观厥成于期年之间也哉？……城身表里皆石，堞甃以砖。……仆者坚、毁者完、狭者拓、阙者增、言言仡立，耸肃观瞻，丹碧攒簇，交映江干，南服重镇永与盛世河山同其悠久矣”。这段行文并不难懂，仅说明一二。“小堞”与“轻轺”指专制小船、小车从对岸红料山取石运输；“煅石”，烧制石灰、磨细，“作液”，用豆浆、糯米汤将石灰调制成粘合剂，“洽”，粘合剂涂抹要遍及粘合部分，不偷工减料；“杜刷”指要粘胶的砖、石要刷洗干净，杜绝有任何影响结构的尘泥之物。这些都体现出一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的亦为今天倡导的“工匠精神”。
“古代城墙通过城门沟通城内、乡下格局，关联设计也是城墙要素之一”（“文本”）。“茶陵古城墙”城门六，沟通城内外交通，重修后筑“马道七”，在城中部分成为长环状形。再分支七道出六城门，其中南“大成门”二道，故为“七”；出城门后，有环城墙马道。“通湘门”又曰：大西门，建有石拱式“西门桥”，“紫微门”又曰：小西门，设“小西桥”左通河岸路，右通“小西桥”，才能到陆路。另只有“北曰朝天”，设“北门桥”，通城西陆地。城内外沟通似迷宫一样，稍不熟悉，或不小心，就难以走出古城。“马道七”又与街道“终九总”格局相关。明、清茶陵工商发展，店铺、作坊向城外延伸，街傍水建，一段段修成，弯曲依洣水，至今“屯下”为山脚不能再修，共七段。后又依护城河、文江修两条支街，合起数为九，既不称“段”，又不称“条”，而称“总”，形成“终九总”格局。“清志”记：“自治（衙门）前起，沿街以总计，出紫微门外为三总，迤西至九总止”。这一格局至今全未变。由于“西门桥”连通“三总”街，改名过叫“三元桥”和“三总桥”（今存，仍为后称）。沟通乡下，明、清时，茶陵设十三铺（又叫“铺递”，即驿站），构成北、西、南三条驿道，进出茶陵古城三驿道均汇合于九总，才能进入衙门前的“总铺”（“清志”注明驿道：元缺记）。水上交通沟通城乡，主要是洣水及支流，“北曰朝天”设“北门渡”，“东曰聚星”设“东门渡”，“南曰迎薰”设“南门渡”。“东门渡”于清末改设浮桥。故茶陵“通过城门沟通城内、乡下格局，关联设计也是城墙要素之一”。乡间沟通民道，“明志”记桥25、渡10；“清志”记桥45、渡20，均有其名。城乡沟通，确保政令畅通，方便商旅，“本末相资，农商互济”（“清志”）。
四、与今对话汲取国际经验
“文本”称“数百岁‘高龄’的明清城墙，不是玻璃柜中冷冰冰的展示品，它是现代生活中活生生的、可触摸的‘对话体’”；“别孤立城墙，关注城与池，城与环境的关系，打开古城墙与现代文明对话窗口”。是吸纳一位以色列专家建议，“ 在‘申遗’文本得到重点体现”。恩格斯早在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在新的设防的城市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濠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它们的城楼已耸入文明时代了”。古城出现区分了“文明”与“野蛮”，文明史将古城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当今现代化城镇建设，就是建设文明城市。正是早已“打开古城墙与现代文明对话窗口”，是“融合现代化建设概念等‘北欧经验’”。
贺翱云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没有记忆的民族就像‘植物人’，而保护记忆的方式也不是‘死’保”。茶陵古城墙的存在不仅保存着历史的记忆，也可作今“对话体”。茶陵组织为古城著书立说，开展古城文化论坛，发动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者参加2016年全省文物解说传媒大赛，请上海同济大学同济设计院做古城保护规划，按省文物局批示保护古城墙，拓展旅游业等等，不仅注意研究其开发价值，而且重视研究其历史文化价值，觅其根和魂，就是将古城墙当作“活生生、可触摸的‘对话体’”看待，以造福茶陵人民。
（责任编辑：钟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