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薛刚
一、起步最早的“图经”
“方志”，即“地方志”的简称。“志”即“记”，只记一个行政区划的历史，且述而不评；内容广泛，又相对集中，是研究地方历史文化最重要的史料。
茶陵方志始于隋唐时代我国统一的地方修志，尤其是“唐建中元年（780），朝廷规定各州郡每三年编造一次图经报送中央，后又改为五年一次”（《中国文化要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下称“要略”）。《茶陵图经》就编于唐代，后续有北宋《乾道茶陵图经》和《祥符茶陵图经》。但1993年，《茶陵县志》均载“书佚”，引起人们怀疑，经考，是实。
“图经”是当时一种方志体例，编造要绘地图并加上文字说明。茶陵方志古代共修十余次，但地方未存，上世纪80年代初一偶然机会在以收藏明代地方志为特色的“宁波天一阁”觅得大学士张治所修明•嘉靖四年（1525）版《茶陵州志》（下称“明志”），终于证实唐代“茶陵图经”存在。该志记述茶陵有座“神奇莫测的云阳山”，“有唐开国之初曾封为南岳”，皇帝打算亲自登山封祭，只是“内史刘晏，乃如郡人奏曰：‘虽甚灵异，峭绝莫俦。奈何西峡峻险，水石潺岩，虽禹凿龙门莫能并其高峻，秦开牛津未足比其函深。切虑舟船美济’。遂乃罢封”。皇帝远在长安，茶陵处湘东南一隅，相距十万八千里，应是从茶陵图经上知道的，故如今云阳山只叫“小南岳”。另是陆羽著《茶经》，谈及他遍尝过天下名泉、名茶，并未涉足茶陵，而《茶经》卷二十七“茶之事”引用《茶陵图经》云：“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也可为证。北宋时两部图经，今年也在清•陈运榕辑撰的《麓山精舍从书》中觅得“荆湖图经三十六种”收集并刊印的“乾道茶陵图经一卷”和“祥符茶陵图经一卷”，虽不周全，但证实其存，且对认知茶陵重大史事十分有益，包括地方建制、炎帝庙之迁建、金州城之存在等，可弄清其来龙去脉。尤其是“金州城”，因明清各志记载，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有的甚至不记。现则可利用上世纪考古发掘遗址考证来印证谁的正确了。笔者在研究茶陵文明史中，找到了文明在茶陵诞生的条件、成长的因素和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但对其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存疑，即宋代生产力水平很高，我国经济重心也已从北方移到南方，缺失物质文明大发展的史实环节，就无法自圆其说。
茶陵有“图经”，说明茶陵方志文化起步已同步于全国。
二、开创体例的州志
史载我国方志起步早，可上溯至《尚书》有一篇“禹贡”，记战国以前的方域、物产和贡赋等，可谓历史悠久，“但清代以前都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要略”）。因此，体例不一，内容各异，有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茶陵也不例外。
茶陵方志开创体例者为大学士张治，谥号“文毅公”。后世公认所撰《茶陵州志》即“明志”，是“言简意赅”，故“体裁（例）一遵文毅公之旧”。在此之前，茶陵志“元以前无存刻，治（指张治）于谭氏书箧中得旧志数页，仅山川、人物二类。”“正统间县令徐亨……仅世代姓名、事迹，多颠覆冗秽。正统五年……草而未成。至正十二年……成而未备”。“社学师廖本祥有私志，仅载官守、科贡、姓名、岁月”。明•嘉靖四年张治从京师辞官回乡侍奉年迈八十的母亲，而答应修志，是“治见其晦弗昭焉，乱弗统焉，芜秽弗根焉，遗弗备焉，渐散失焉，寂欲隳焉。……治于是取笔削之，作上下卷，为目二十有二，凡六万余言”（“明志”，“序”）。别宥看过付梓前之稿，再三恳求书写官附上他的文字，说：“此书出治一人之手，始于四月，断于七月，……此乃方志之珍。”
张治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且被认为是“方志之珍”，就在于创新体例，取横纵笔法。即横以分类立项（目）不缺，至少不缺主项；纵以述事，不断线（索），至少不断主线。“为目二十有二”，即将茶陵发生的史事分门别类分项平行列出，不缺主要的。如上卷分为：“郡谱”“分野”“城池”“形胜”“山川”“风俗”“食货（物产、民赋）”“公署”“惠政”“祀典”“古迹”；下卷分为：“学校”“武备”“官守”“选举”“循良”“人物”“烈女”“艺文”“寺观”“传疑”“杂志”。其中“杂志”为不便或无法归类的集中为一目。这样，就囊括了地方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历史与当时现状，眉目清晰，而无紊乱之感。纵以述事，是以时间为线索，依时序记述每事的来龙去脉，保持其连续性。如，“郡谱”就按地方的建制依朝代顺序列表，至所在明朝为止，一目了然。表后用文字简要说明名称、隶属关系、级别的变化，如：“王莽新”、茶陵叫“声乡”，唐初虽为县，但“隶南云州，寻省入攸县。圣历复为县属潭州”。有些史事，无法从头记起，就只就已掌握的资料来记，如赋税，就只记明朝的；“人物”中的“进士”，就能记“唐、宋、元、明”几代的。张治说：“夫志者，史之流也，后世以取焉”，不能言而无实，那会“镂木匪定，重辱其眚”，即造成灾患的。
茶陵方志之后，明代有4修，清代有5修，均“一遵文毅公之旧”，这“旧”就是体例。故后世续修只记明嘉靖四年后发生的史事，也只从“方志学”建立后，依“通例”作某些调整而已。
三、毛主席查阅过的最完备的州志
1965年5月21日，毛主席“千里来寻故地”，夜宿县委常委楼，提出要看地方志，负责接待的副书记李颖报告：“茶陵县志未修，现存最后版只有同治九年（1870）的《茶陵州志》”（下称“本志”，系民国初翻印本）。主席说：“不管是什么县志，还是州志，都想看看”（《毛泽东与茶陵》，湖南人民出版社）。于是，李颖便从档案馆拿了“本志”给主席“看看”。
“本志”为茶陵州志继张治修后的第九修。它是“最完备”的，一是体例上稍作调整，就符“通例”；二是立项以“子目”细化，要便于查阅；三是取“两派”之长，兼而有之。
经长期摸索实践，至清代，我国“方志学很快建立和发展起来”（“要略”），并形成“通例”。茶陵由于张治开创的志书体例先进，稍加微调即合。正如“本志”在“凡例”中说：“张文毅公订为二卷，厥后续纂者皆不越其范围，”仅“分野……照通例移置卷首”，“建置辖隶不同前志，详于郡谱，而沿革表，世代编年有荒远难稽者，兹照通例断自汉始，易郡谱为沿革，自汉以来表载悉仍旧。”增加“凡例”17条，加以说明，“遗间有漏载者”或“节删其文”“前志每卷末总加述论，并系以赞，历考各省郡县志无比体裁，自应从删”，以符“方志述而不评”。
以“子目”来细化，指采取“合析”与成“母子”目来合理调整某些立项，实为目二十。如，将“形胜”“山川”合为“山川”，因“形胜”的“地理形势优越”或“山川壮美”或“利用形势制胜”带有“评”或“寓述寓评”，合则为科学；将“食货”析为“食货”、“田赋”二目，因“食货为国家财政总称”，“田赋”仅为财政收入之一，也便于记述；茶陵“艺文”作为“文献之地”，“人才尤为多”，积累也多，名目不改，形成“母子”的大项、小项，以“诰、疏、檄、书、论”；“记”；“序、说、赋”和“诗、著书目”，按文体类分。“人物”也多，又分“宦绩、忠烈、儒林、文苑、懿行、义举、附方枝、流寓”，“烈女”分为“节孝、烈妇、贞女、贤母”，按不同表现的品德类分，就更为便利查阅。
由于对方志的性质、内容和作用的理解不同，清代的方志学形成两大派别（“要略”）。茶陵修志则择各自之优点并兼，显得更为完善。如“历史派”主张为“一方之全史”，“志属信史”，故“本志”大量照录官府档案文献，保持原貌，派出“各都采访绅士”63人，参与“编纂校阅绅士”23人，由7位州官担负组织监督事宜。“选举”（科考）得名次与“长沙府志”一一校核，人物要“邻里具吉” “族人具吉”，或“知州提请”，这样史料可信度更高。“地理派”认为：“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重”，“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等为特色。“本志”就将“郡谱”易为“沿革”，并剔除世代编年有荒远难稽者，还来了个“图文并茂”，既绘有“州境图”“城铺都分墟市图”，还有“州境山水总图”“八景图”，则依八大自然景观一一绘出；“州城图”“州署图”“文庙图”、“洣江书院图”“学署考棚图”，均为平面示意图；“分野、分星”，虽也不科学，也附图4幅：祭祀还有祭品“陈设图”，这些图示清晰，又有专项文字记述来龙去脉，史料价值不言而喻。“本志”字数4倍于“明志”，订成8本。也许人们会关注主席“他老人家一直阅读到凌晨三点才就寝”（《毛泽东与茶陵》）。阅了多少？有何看法？谁也无法知道了。最近笔者走访了罗才法老人，他上世纪50年初曾把散落于民间的“本志”收集上来，并在毛主席查阅方志时负责保管工作，他告诉笔者：“李书记送回后，我仔细翻看过，仅山川、风俗中夹有用废旧报纸裁成的小纸条”。由此，我们可知主席关注的是跟随他打天下那些成千上万也被他戏称为“茶陵牛”的茶陵将军和战士，是怎样由这方水土哺育出来的，不忘他的“红色政权理论源于井冈茶陵”（《红色政权始于茶陵》一书“代序”，作者为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的实践者为之作出的贡献。
茶陵方志文化历史悠久，史料丰富，对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很有价值，是一笔极其珍贵的财富。
（责任编辑：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