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邵桂
参观李立三故居陈列室，一代革命家不愿扬功讳过的人品，令人震撼。
李人纪撰写的《怀念我们的爸爸李立三》一文有一节的标题是《躲开安源和南昌》。为什么要“躲”，作者在文中介绍了李立三说明的缘由。1954年，李立三回醴陵，却没有去他曾经领导工人运动又邻近的安源。当儿女们问及原因时，他说：“在安源那段时期，是我搞革命工作最顺利的时候。由于太顺利了，便产生了一股骄气，自以为了不起，别人的意见听不进去，一直到后来出了大漏子。可见，太顺利了也不一定就好。”这是“躲”安源的原因。1965年7月，李立三带领两个女儿上井冈山路过南昌，当地领导盛情邀请他多住几天，女儿也很想参观南昌起义纪念地。可是，他只住了一晚，便去了井冈山。为什么不在南昌久留，李立三解释：“现在已经是七月底，‘八一’马上就到了。如果‘八一’这天我刚好在南昌，那就不大好。”两个女儿更感迷惑。李立三说：“因为当年南昌起义我也参加了。当时由于我还不懂得中国革命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因此，谈不到什么贡献。我觉得还是到井冈山去过‘八一’更有意义。”这是李立三“躲”南昌的原因。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井冈山上写了题为《井冈好》的诗，热情赞颂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贡献。陈列室展示的这首诗内容如下：
井冈好，太阳出得早，照破迷天雾，万物皆觉晓。
井冈好，红旗举得早，星火可燎原，东方初破晓。
井冈好，红军建立早，工农齐武装，成败已分晓。
井冈好，东风吹得早，压倒西风日，全球皆报晓。
李立三领导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和提议并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是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做出的最重要的两大贡献。“躲”表现了李立三的革命家胸怀，恰如明代学者吕坤在《呻吟语》一书中所说：“自家好处掩藏几分，这是涵蓄以养深。”
陈列室《工人运动杰出领袖》部分，对李立三领导工人运动评价如下：“在李立三同志的革命生涯中，最闪耀着熠熠光辉的是他对工人阶级的深厚感情，对工人运动所做出的贡献。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他出色地领导和指挥了威震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上海的‘五卅’运动、二月同盟罢工、武汉的收回英租界等重大斗争，成为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陈列室展示李立三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丰富，有的甚至鲜为人知。解说词称之为“李立三为工人写的音乐教材《工农联盟歌》”，即是其中一例，歌词如下：
我们工农创世界人类衣食住，
不做工的资产阶级反把我们欺。
起来！起来！
齐心努力巩固我们团体。
努力奋斗，
最后胜利是工农的。
陈列室以《耿耿忠心为国为民》为题的部分，陈列着李立三、邓中夏和谭平山向党中央提出举行南昌起义建议文稿的照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201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李立三、邓中夏和谭平山由中央派遣赴九江联系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国民革命军武装力量，根据掌握的情况，提议发动南昌起义。中央批准起义计划后，周恩来任书记，李立三、郓代英、彭湃任委员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发动和领导了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以后，李立三又撰写了《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的长篇报告，刊发1927年第7期《中央通讯》，为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做出了重要贡献。
困扰李立三几十年的《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全文复制件引人注目，凡是熟悉中共党史的人对这一文件都不陌生。陈列室为这一历史文本所配的说明是：“1930年李立三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错误。”历史上将李立三所犯错误称为“立三路线”。历史已往，既不回避问题也不苛求前人，只有历史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才有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确，如清代学者金缨著《格言联璧》一书有言：“在古人之后，议古人之失，则易。处古人之位，为古人之事，则难。”客观地分析，“立三路线”的形成是有主观和客观可原之处的。
从主观上说，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年仅31 岁，人生经历还不足以领导一个大党进行近代中国艰巨复杂的革命斗争，可是，时代的特殊性将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推上了社会政治舞台。这就是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书中说的：“那是一个狂彪突进的时代，也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拼着命干大事的年轻人犯错误也就在所难免。吕坤在《呻吟语》一书中说过：“四十以前是个进心，识见未定而敢于有为；四十以后是个定心，识见既定而事有所酌量。”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已年满41岁，1943年当选中央政治局主席已到知天命之年。可见，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主席须年满45周岁是有历史依据的。
在客观上，正如毛泽东在1962年所说：“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1927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显然，1930年的李立三还没有充分认识中国革命规律的客观条件。
李立三犯错误的原因尽管如此复杂，但检讨错误则毫不隐讳。最初是在1930年9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他“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解放战争时期，李立三在东北为干部做中共党史报告，分析“立三路线”形成的原因、危害、教训等，当讲到李立三犯错误的心理时，有人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就是李立三。这种勇于承认和纠正错误的担当精神，当时感动了不知多少人，堪称中共党史上最经典的自我批评，也为研究中共党史的诸多论著引述。吕坤在《呻吟语》一书中说：“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李立三既有担当精神，又有开阔的胸襟。即使在生命终结前两天的1967年6月20日，他在致毛泽东的信中仍然表明：“主席，我在历史上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使党的事业受到很大损失，这是在任何时候都应受到群众批评的。”然而，一代革命家最终还是未能躲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
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刘少奇在人生危难之际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李立三逝世13年后，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为他召开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王震等出席追悼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在悼词中说：“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现在，党中央决定为李立三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李立三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统统推倒。”今天，当我们来到李立三故居时，看到的是国家级3A旅游景区。人民永远怀念李立三。
（责任编辑：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