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观怀
龙华千古仰高风，
壮士虽死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
一般鲜艳一般红。
1933年9月，时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的张恺帆同志(建国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不幸被敌逮捕，关押在龙华监狱。面对高墙铁窗，张恺帆想起了曾任过沪西区委书记的何孟雄以及23名先烈两年前在龙华监狱壮烈牺牲的情景，于是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这首激昂的诗篇。
1898年6月2日，何孟雄诞生于湖南省炎陵县(原酃县)中村乡龙塘村。早年求学时，他就与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常相往来。1919年3月，经杨昌济先生指点考入北京大学。
在北大初期，何孟雄信奉无政府主义，参加了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组织——工读互助团。认为只要把这个组织逐步推广到全国，做到人人读书，人人平等，就能“世界大同。”结果才几个月的时间，工读主义在实践中就失败了。何孟雄毅然摈弃了工读主义，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确定了奋斗的目标。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引下，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进步同学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讨会”，认真学习和钻研马列著作。1920年4月，俄国共产党远东局委派魏经斯基一行来华，商讨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何孟雄受李大钊的邀请，参加了与魏经斯基的座谈会。1920年10月，何孟雄发起并参加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他加入了以李大钊为首的“共产主义小组”，不久更名为“共产党支部 ”，李大钊任书记。何孟雄是该支部11位党员中的一员，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就这样，何孟雄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把整个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中。
何孟雄曾在一封写给中央的信中肯定自己“十年来为无产阶级为党工作，没一天不是站在最前线。”他的确是一位站在最前线的斗争最坚决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21年冬，北京地区的党员发展到20多名，按中央的要求，需要成立中共北京地委，何孟雄被推选为中共北京地委首任书记，同时兼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成员和《工人周刊》的主编。1922年7月，何孟雄列席参加了党的“二大”；1923年6月，当选为党的“三大”正式代表；1926年调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1927年4月，任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长；同年8月，调中共江苏省委任省委巡视员、常委、农委和军委书记；1929年2月，受党内错误路线的排挤，被调到上海沪东、沪中、沪西等地任区委书记。
1921年3月，何孟雄作为出席少共国际“二大”的北京代表，从北京出发赴苏联。当行至满洲里时，不幸被奉系军阀逮捕，关押在陆军监狱，受尽酷刑，遍体鳞伤。但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在狱中还写了一首《狱中题壁》:
当年小吏陷江州，
今日龙江作楚囚，
万里投荒阿穆尔，
从容莫负少年头。
后经李大钊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努力活动，何孟雄得以获释。为了纪念这一事件，他特地以“江囚”为笔名，写了不少文章。
1921年至1926年，受李大钊的派遣，何孟雄与邓中夏等同志到长辛店、唐山、南口等地从事工人运动。何孟雄经常住在工人家里，与工人交朋友，并下过矿井，还负责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他每周要步行六、七十里去长辛店为工人上课，启发工人的革命觉悟。不久，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和京绥铁路工会成立。他两次领导和组织京绥铁路工人大罢工，参与指挥了唐山铁路机车厂、开滦煤矿、正大铁路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北方的早期工人运动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工人运动开展得很出色，何孟雄深得李大钊的信任和器重。
1927年9月，何孟雄到江苏省担任省委巡视员。一上任，他就深入到苏北各县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当何孟雄来到周恩来故乡淮安县时，全县只有一个刚建立不久的特别党支部。通过他的宣传发动，不久发展了90多名共产党员，成立了5个党支部，还建立了一支有40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
1927年10月，省委决定由何孟雄兼任淮安特委书记。他很好地执行了省委关于发动农民暴动的指示。当他得知章桥镇有几万农民参加了抗捐委员会，准备武装示威的消息后，立即指示淮安县农运骨干陈资平前去加强领导，并建议召开武装示威大会。当时，有组织的农民，肩杠着步枪、土枪、大刀、梭标等武器，从四面八方涌向小镇游行示威，聚会演说。激愤的农民当场烧毁了国民党党旗，焚烧了契约借据。这次万人武装示威游行，其声势之浩大，是江苏省前所未有的。在中共淮安县委、淮安县劳农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何孟雄亲自任命陈资平为中共淮安县委书记兼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建立了首届中共淮安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后，何孟雄又回到江苏省委担任常委，分管农委和军委工作。
何孟雄同志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在他短暂的一生中，除四次被敌人逮捕外，还四次挺身而出反对党内的错误路线。
“六大”结束后，向忠发、李立三担任了中央领导职务，他们从“左”的立场去观察、分析形势，不切实际地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认为全国已经具备了“大干”的条件，全国革命的高潮马上就会到来，从而走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道路。1930年9月，何孟雄在李立三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当面批评立三指导路线与国际路线相悖，明确指出立三路线的问题，并从各个方面批评了立三“左”倾错误，被当场禁止发言。最后李立三作会议结论时，干脆把何孟雄说成是“取消派”的暗探，还提出要开除何孟雄的党籍。何孟雄不怕威胁，不怕打击报复，仍然与李立三错误路线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李立三本人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上作自我捡讨时也说到:六届三中全会“把一切火力都集中在何孟雄身上……这是不可以的。中国党内当时只有一个人是公开起来反对我的错误的。”
在反对立三错误路线的后期，留苏回国不久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支持下，从各个方面压迫党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他的活动下，1931年1月7日在上海仓促召开了四中全会。米夫为了保举王明上台，竟不择手段，践踏党章，破坏党内民主，违背组织原则，结果引起了一部分同志的公开反对。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会议的何孟雄，对此也非常反感。他与王明就会议性质和会议议程等问题发生了争执。在米夫的强行压制下，他们达到了目的，会议就收场了。会后，何孟雄等人就米夫、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的问题，写信给共产国际，并和其他16位代表一起，联合发表了《反四中全会告同志书》，与王明宗派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米夫为此脑羞成怒，扬言: “反四中全会就是反国际代表，反国际代表就是反党分子，就要开除党籍。”何孟雄并不畏惧退缩，一直采用各种形式与之抗争。王明利用手中的权势，除了开会批判、写文章诬陷外，还在中央文件上公开点名批判何孟雄，妄图将其置于死地。
1月27日，与王明一伙抗争过的何孟雄及江苏省委共23名干部，分别在中山旅社和东方旅社开会。但因叛徒告密，敌人布下重兵，伺机逮捕。当时，中央特科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已获知这一情报，并及时报告了中央。但王明故意拖延时间不转告给这些同志，致使这些同志遭敌逮捕。何孟雄等被捕同志在监狱里受尽了各种酷刑的折磨，他们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2月7日夜，何孟雄等23名共产党人被敌人秘密枪杀于龙华监狱刑场。何孟雄当年仅33岁，实现了他自己的誓言：“为工人利益而奋斗而牺牲”。
周恩来得知这一噩耗后，十分悲痛，他在党的秘密报纸《群众日报》上发表了《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社论，沉痛地悼念英勇牺牲在龙华的同志和战友。鲁迅先生惊闻23名烈士在龙华牺牲的消息后，悲愤交加，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 还写了一首“七律”:“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1945年4月，党的七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 “关于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几名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1947年12月，曾是何孟雄战友的陈毅同志与人谈及何孟雄时，说他“一生坎坷，宗旨不改”，“是真正的英雄。”
让我们永远记住何孟雄这位蓄着西式分头，戴着一幅圆形的近视眼镜，身着长衫的革命先驱！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