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土地问题。土地革命，是历次中国革命的重要目的。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为号召。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及11月的扩大会议上，均作出了实行土地革命的决议，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以发动农民进行阶级斗争。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地区后，于1928年３月最早在酃县（现为炎陵县）中村进行了分田尝试。
毛泽东曾经到分田的现场指导，看到农民协会的同志正在造田册，削竹牌，见到一大堆写了字的竹牌子，顺手拿起一根，深有感慨地说：“古人用竹简写书，我们用竹简分田。好呀！没想到这个历史悠久的古文化竟在我们无产阶级土地革命中派上了用场。”毛泽东对在旁的群众说：“过去，我们穷人卖儿卖女是插草为标，如今我们穷人分田以插牌为记。”接着他顺手将一块竹牌使劲地插在地上说：“我们这次土地革命的试点就叫‘插牌分田’吧！”
中村的“插牌分田”尽人皆知，然而毛泽东领导的十都”插牌分田就少有人了解。1928年4月底，朱德与毛泽东两军胜利会师，掀起了湘赣边界土地革命的高潮。就在这年的5、6月间，十都也开展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插牌分田运动。
5月下旬，红四军刚刚整编完，二十九团随即开赴酃县，以连为单位，分散于十都地区，团部驻扎于十都圩场背的小江村。十都位于酃县的南部地区，与宁冈县毗邻，一条20华里长的古道把十都与宁冈的大垄连成一线。农历3、4月的十都，草长莺飞，好一派田园秀色。
此次红军开赴十都，带来四个任务，一是帮助地方建立基层红色政权；二是打土豪，将筹来的粮物运往宁冈储备起来；三是做群众工作，发动农民斗争；四是指导农民分田地。
二十九团的士兵参军前多数是宜章农民，他们的文化水平都很低，但革命精神甚佳。过去士兵的工作，是受训和作战。但这时就不同了，他们除了作战和受训之外，还要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指导群众怎样分田地，怎样组织农会，怎样建立苏维埃政权，怎样组织工农赤卫队；甚至负责训练他们怎样作战，怎样对付白军，怎样侦察敌情，怎样与红军连络等等工作。大家都乐意去做，对这些新的工作热情很高。打土豪，分浮财，走村串户找农民了解情况，刷标语发动群众。这些任务进行得非常顺利，而对于如何分田分地，因为没有可操作的规程，大家则有些束手无策。
恰好在此时，毛泽东召集宁冈、遂川、永新、酃县等县区苏维埃政府代表及红四军士兵代表，在宁冈县茅坪苍边村举行了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没收一切土地分给农民的实施办法，这个方法规定：“一、以村为单位，平均分配土地；二、由村苏维埃政府召集全村农民开会，举报各人所耕的田亩数量与质量（分上中下三级）会后各人同去自行在每坵田上插竹签一条，书明亩数； 三、调查人员将全村总人口和田地数量，加以统计；四、根据各户所报人口与田地数量，决定每户应得各级土地之总数； 五、由村政府准备编号之竹签，带同人民到田间插签分配； 六、人民既分得田地，须尽可能将旧有田基铲去，但因高低关系，不能铲去者，须保留旧田基；七、既分得田地之后，如发现有不均的现象，得请求政府再行调整； 八、农民分田后，仅向苏维埃政府纳税，不另缴付田租； 九、田税由各地方政府按实际情形次定征收，以最高不超过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为原则；十、土豪劣绅不准分田”（引自《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5月版，第172～173页）。有了这个实施办法，分田分地的工作进行就顺畅多了。
毛泽东曾亲自到十都指导分田的实施。那一天，毛泽东来到十都小江，看见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正和十多个女同志一起忙碌，有的正在田里指导农民分田，有的在团部抄写文件，毛泽东非常高兴，和龚楚开起了玩笑：“你天天和这么多女同志在一起，真是艳福不浅呐！”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十都土地分配的情况，并解答了龚楚提出的有关问题。
二十九团自5月下旬到酃县十都，经过约一个月时间，各项分田工作顺利完成，十都的苏维埃区政府也相继成立，赤卫队亦编成了一个中队。大约是6月20日的中午，团部突然接到军部十万火急的命令，因敌情紧急，立即全部开回宁冈县城集中，并转告赤卫队立即由酃县南区撒向县东北之沔渡驻守，向茶陵、酃县方面游击警戒。此后，十都的插牌分田告一段落。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