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和他所带领的原始氏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和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中华文明的发轫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准备了最初的物质、文化基础。在炎帝神农氏时代形成的炎帝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直接源泉和重要组成部分，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包容性。
炎帝神农氏“始作耒耜，教民耕种；遍尝百草，发明医药；日中为市，首辟市场；治麻为布，制作衣裳；削桐为琴，练丝为弦；弦木为弧，剡木为矢；耕而作陶，冶制斤斧；建屋造房，台榭而居”，他带领先民所开创的农耕文化、医药文化、手工业文化、市场文化、火文化和原始艺术等，是炎帝文化外延的具体内容，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农耕文化
在炎帝之前的时代，先民们不知耕种，不知米谷是重要的食物，只知采摘各种草木果实以裹腹。是炎帝独具慧眼，首倡种谷，带领先民告别了漫长的蛮荒生活，跨过了通向文明时代的门槛。《管子•轻重戊》曰：“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新语•道基》说，古时“民人食肉饮血”，炎帝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周礼•天官•疾医》云：“五谷，麻、黍、稷、麦、豆也。”《风俗通义》载：“神农悉地力种谷疏。”《国语•鲁语上》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能殖百谷百疏。”疏通蔬，即蔬菜，如白菜、苋菜等。《炎陵志》引《考古原始》云：神农之世，炎帝“作鉏耨，以垦草莱，教民种瓜蓏”，瓜即瓜菜，如冬瓜、南瓜、黄瓜等；蓏，是指植物果实，如桃、李、梨、桔、柚、枇等。这些都是炎帝神农氏教民耕种的生动史料记载。
炎帝神农氏在教民耕种的过程中发明了耕播工具。《周易•系辞下》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礼•含文嘉》云，神农氏“始作耒耜，教民耕种”，都讲到炎帝神农氏制作的耕播工具——耒耜。耒耜的创造和推广使用，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随着种植业的兴起，人们的食物逐渐有了剩余。于是，炎帝部落把野生的猪、狗、羊、鸟、牛、鸡等进行人工饲养，既作为人的肉食，又驯其畜力服务于人，由此又出现了畜力农耕。《论衡》（东汉•王充著）载述炎帝之世，神农氏“煮马屎以汁渍种者，令禾不虫”，便是当时畜牧饲养业的写照。
除文献记载外，炎帝神农氏时代的许多遗址遗物也为当时的农耕文明提供了确凿的例证。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了当时的谷壳和蔬菜、瓜籽；长江中下游的河姆渡、万年仙人洞、圩墩、崧泽、马桥、梅堰遗址，以及黄河流域的裴李岗、磁山、北首岭遗址，都发现了那时的水牛、黄牛头骨。在黄河下游的寿光县城南孙家集镇古城堡遗址，还出土了那时的大量祭奠用的猪、狗骨架等。
炎帝首创的农耕农作，及其后来在华夏大地的普遍使用与发展，是炎帝神农氏对中华民族做出的最大贡献。
手工业文化
耒耜等耕播工具的发明创造直接促成了我国手工业的萌芽。手工制陶业、手工缝织业、手工冶炼业与建筑业等工业文明无不源自于炎帝部落。
冶陶，是人类利用火，改变天然材料的性质，创制全新材料的开始。最早的冶陶技术是由炎帝神农氏发明的。《周书》说，神农“耕而作陶”。《逸周书》说，神农“作陶冶斤斧，耒耜徂耨，以垦草莽”。炎帝部落在“刀耕火种”过程中，发现被烧过的土块很坚硬，于是将泥土做成刀斧形状，然后放在柴火中煅烧，待泥土烧得透红后停火冷却，制成陶质刀斧，用于锄草垦地。随着制陶技术的不断改进，先民们逐渐大量制作凿、锉、耜、纺轮等陶质生产工具和各种生活用具，陶业制作的规模越来越大，陶器的造型越来越多，并且有了红色或黑色彩陶和各种雕塑陶。炎帝时代，已经有了陶质鼎（鬲）、甑、釜、罐等炊具和钵、碗、盆、盘、杯等饮食器具，此外还有汲水用的小口尖底罐、盛储东西用的瓮、罐以及灶与釜连成一体的釜灶等。陶器的发明和使用，给原始先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变革，也为原始的文化艺术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先民们在各种各样的器皿上，用拙朴的工具、质朴的色彩、纯朴的手法，描绘自然、记录生活、传递信息，孕育了最初的原始艺术。
手工缝织业是伴随制陶业产生的。《庄子•盗跖》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上古之民，最初是运用磨制的骨针、骨锥将树叶、树皮或兽皮缝成一块，遮身蔽体，既经不起长期风吹雨打，霜雪侵袭，又极不雅观。后来，炎帝从一群女子采集的长草中发现了柔软的麻，经过不断的摸索，他带领先民将麻织成布做成衣裳。先民们所用的最原始的缝织工具就是骨针、骨梭和陶制纺轮。《路史》说，神农“教之麻桑，以为布帛”；《礼记•礼运篇》说，炎帝神农“治其丝麻，以为布帛”；《庄子•盗跖》又云：“神农之世……耕而食，织而衣。”这些都是炎帝神农氏开创纺织、制作衣裳的真实记载。
手工冶炼业和建筑业也都产生于炎帝部落。据《拾遗记•炎帝神农》记载，神农之世，“米锾之铜以为器”。当时的手工冶炼主要是铜的冶炼制造。我国迄今发掘最早的金属冶炼物，是在临潼姜寨发现的一块铜片，经化验，铜占65%，锌占25%，其余为少量的锡、铅、硫、铁等，属含铜、锌较多的黄铜。在山东胶县三里河也发掘出了原始手工铸造小型铜器，如刀、凿等。人类起源之初，为了躲避猛兽和风雨，或住在树上，或居于山洞。到了神农之世，随着农业的兴起，先民才由流动的树居、穴居而改为搭舍、筑室定居，原始建筑业也随之产生。《礼记•礼运篇》说，炎帝之时，断木“以为台榭、宫室、牖户”。《庄子》亦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河姆渡出土的大型“干栏式房屋”遗址及长达十余米的屋柱、榫印房屋构件，即是炎帝时代手工建筑业的实物遗存。
炎帝神农氏开创的原始工业文化大大地提高了上古先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和农耕文化一道，为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火文化
农耕文化、工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都离不开火的应用。天然之火，自然界早已有之，人类初始，又有了人工造火。古籍《世本》载：“燧人氏钻木取火，造火者燧人也。”据考古发现，在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化石地层里，发现有大量炭屑，其中还有烧骨，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造火遗迹。到了炎帝神农氏时代，氏族先民不断把火这一早已有之的“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转化成导民造福之物，在生产、生活中广泛地应用火。上古时代植被丰厚，炎帝放火烧山垦荒，既变荆棘为灰肥，又便于耕种，为开创农耕文明、发展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故后世称其为“火德王”，《左传》亦言：“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
为了改善民众的生活，炎帝“修火之利”，“耕而作陶”（《礼记•礼运篇》），“作钻燧生火，以熟劳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管子•轻重戊》）。炎帝用火使古人由生食动植物进入到熟食动植物，推动古代人类文明实现了一次划时代的重要进步。
医药文化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环境和生活条件恶劣，“疾病毒伤之害”成为先民生存的最大威胁。
上古先民长期采集、食用野生植物，他们发现食用某些植物，会发生呕吐、腹痛、腹泻、昏迷甚至死亡；而食用另一些植物，可以消除、减轻疼痛和不适，或解除中毒和昏迷现象。炎帝神农氏从中受到启发，决心利用植物为民治病。于是，他经常背着药篓，一手持石斧，一手持赭鞭，爬山涉水，去采集药用植物。高处采不到的，就将赭鞭甩上去，再扯下来；悬崖陡壁下不去的，就用赭鞭缠住岩石或树木，再抓着赭鞭下去。每采到一种植物，他都要辨别其气味，观察其颜色，嚼尝其滋味，感受其在体内的反应，判断其“平、毒、燥、寒”，确定其治病的作用和使用方法。他还根据植物的外形特点或功用起名字，以便记忆和传授给大家。《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磨蜃鞭茇，察色腥，尝草木而正名，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史记•补三皇本纪》说，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这些记载，生动地描述了炎帝神农氏在与大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经过不断探索实践，逐渐总结出各种治病疗疾的医药知识的动人情景。
炎帝神农氏为了救民疾苦而舍生忘死，鞠躬尽瘁，尝“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终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路史》）。后人不忘炎帝神农氏在开创医药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和献身精神，将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归功于神农氏，称为《神农本草经》，并尊炎帝为“先医”，即医药的创始人。
市场文化
耕播农业的兴起使原始社会实现了由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的转变，社会生产力得以不断提高，社会生产行业日渐多样化，畜牧业和以制陶、纺织为主的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生产活动，实现了人类的第一次、第二次分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行业的分工，一些产品出现剩余，开始萌发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的交换活动。这种交换，首先是在部落内部进行，后来发展到部落与部落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进行。
为了便于人们进行物品交换，炎帝想到了在部落的中心设立“墟场”，并约定在太阳照在头顶上的时候，让大家都到墟场上进行交换，这就是“日中为市”。对此，不少古籍都有记载。《易经•系辞》说，炎帝“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汉书•食货志上》曰：“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衣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具，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
随着可供交换的产品日益增多和产品品种的日益丰富，交易规模不断扩大，集市时间也不断增长，于是便有人在墟场上建造房屋，叫“列廛设市”，“墟”也就成为具有交易和聚居两个功能的场所了。
交易的产生，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而且进一步刺激了生产分工和技术进步，有力地增进了人们相互交往和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汇。
原始音乐
炎帝部落种植谷物，连年获得丰收，先民因“耕桑得利，究年受福”，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人们有了衣穿，有了饭吃，可以进行教化了。于是炎帝发明了五弦琴，世称神农琴。《帝王世纪》云：“炎帝都于陈，作五弦琴”。《杨子》载：“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新论》说，炎帝“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意思是说，炎帝造琴的目的是通过音乐用神明的德行和大自然的和谐来感化人们，协和人心，扶持风化。
神农琴的制作十分讲究。《广雅》载：“神农氏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徴、羽。”据传，它选择上等桐木作为材料，而且有尺寸规制要求。经过刮削、打磨、“练丝为弦”、组装和调音等多道工序才能完成。神农琴的发明，为民族乐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后来周文王在五弦琴的基础上“增二弦，曰少宫、少商”，作七弦琴。
五弦琴制作出来之后，炎帝叫邢天“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路史》）。《孝经•援神契》曰：“神农乐名曰扶持，亦曰下谋”，是说那个时期的音乐创作取材于先民的耕播农事活动。
关于五弦琴的创制，至今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那是炎帝部落才迁徙到陈（今河南淮阳县）这个地方的时候，部落大面积开垦土地，所有的荆棘、灌木丛都砍完了，最后剩下一棵高大的桐树挖不下来。炎帝找来麻绳，叫大家用绳子去拉。先是拴一根麻绳，用5个人去拉，桐树纹丝不动。后来用5根麻绳，25个人去拉，还是拉不动。炎帝发现，不是人少了拉不动，而是用力不协调。于是，炎帝叫邢天去指挥。邢天想，这么多人怎么指挥呀！急中生智，他想出“宫、商、角、徵、羽”5个口音，叫大家念熟，然后有节奏地哼一个音，用一次力。
这一着竞然很灵。只听得第一遍哼过，5根绷得紧紧的绳子一齐颤抖，发出悦耳的弦音。第二遍哼过，桐树颤抖起来，出现和谐的共鸣。待到哼过三遍，桐树中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随着轰鸣戛然停止，绳子断了，桐树倒下，树干齐崭崭地折断，里面是一个空洞，长3尺6寸6分。炎帝以为这是天神的旨意，就将这节中空的桐木精心加工，制作了琴身，用5根精制的蚕丝作了琴弦，并按照“宫、商、角、徵、羽”定下琴的5音。而邢天又根据5音“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于是，在恬静的中原大地上，伴随着劳动号子和硬涩的歌喉，带着桐木的清香，诞生了原始的音乐。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