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安国
传统的观点认为，唐玄宗时代建于朝省的丽正、集贤书院是最早使用“书院”名称的机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兼书院研究室主任、湖南省书院研究会副会长邓洪波先生认为，曾位于攸县莲塘坳镇阳升观村大觉寺左旁的光石山书院（本地文献有时只称“石山书院”）是中国民间最早的一所书院，早于丽正、集贤两所书院。查乾隆版《攸县志》和同治版《攸县志》都有“石山书院”的记载，只是记载不详。
2012年5月6日上午，笔者和门生蔡杰球驱车来到阳升观，考察了光石山书院的遗址。在阳升观1公里处的慧光寺见有一块古老的石碑，这是一块乾隆二十九（1765）年刻写的碑文，碑题是“慧光寺司空真人会碑文”，最顶端勒有“江山并寿”的题额。碑文上有 “慧光寺系张公书院，为司空常读书之所”的刻文。碑文中还记载了先人捐资复建慧光寺的情况。
唐苏师道在《司空山记》云：张岜来到麒麟山（后更名司空山）后“复令家人四时应候以耕为事，将以给晨昏。山中筑坛瞻斗，旦夕诵太洞真经三十九章。” 这块乾隆年间的碑文也记载了光石山书院是司空张岜读书之所。这是可信的。在光石山书院里，张岜不仅自己在此读书长达数十年，还传道授徒。据《司空山记》记载：“司空乃蹑足登云，全家八十余口白日冲天。后至陈天嘉初，有丹阳章、马二先生来此，语人曰：‘我二人乃司空弟子也。’同入此山精修道行，至四年二月十四日功满，亦跨鹤执节升仙矣。”
据《乾隆版•攸县志》记载，江西吉安刘渤，字巨溟，曾读书攸县石山书院，梦张真人执其手书“方兴”二字，且以心心相印语之曰：“后当记忆，取吾之温泉水服之。崇祯己卯（1639）年，刘渤中江西乡试第一人，壬午（1642）年，再北上，病笃不果行，又梦张真人为之嘘咈。三日使人自攸取得水饮之，果豁然起。其后越二年，巨溟亦不知所往。”这一记载，虽然也有些神奇意味，但是也可佐证，在明清时期，攸县光石山书院仍然有学子在此求学，不仅是本土学子，也有远道而来的外地学子，说明书院在教学和培养人才方面是很有吸引力的。
乾隆时期那块石碑上刻有“子员列明经举进士者莫不肄业于是”，也说明从司空升仙以后，光石山书院仍然成为当地人求学之所。唐朝天宝十三年（755），苏师道担任潭州刺史，于第二年（756）十月来到攸县，并见光石山书院“故基尚存”。乾隆和同治年间所修治的两部《攸县志》都将光石山书院与其他13所书院并列，而将建于元元真二年（1297）的凤山书院排在第一，却将早于凤山书院的光石山书院排列在第五，且就简单一句“石山书院：林奇有记，今废。”这里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当时（1871）编撰县志的先人知道光石山书院的存在，或许看到过林奇的“记”，不知是遗忘了，还是由于手头资料缺乏，就简单一笔带过了，却没能去寻找林奇的那篇“记”，将其附于志书中。
追溯光石山书院的创建历史，就要探究张岜这个人物。南齐永泰四年（498），齐明帝撒手西去，东昏侯萧宝卷登基做了皇帝。但他“政尚烦苛，内不修礼制，外不听臣谏，纵恣秽行，害虐生民”，使得天怨民怒。回天无力的司空张岜，长叹“齐国将亡”，遂“挂冠东门”，退隐林泉，“闻有胜境，虽远千里，未尝不一寻访”，希望寻求一个山清水秀，环境幽静，能求长生不老的地方，以避乱世之灾。当他来到湖南省攸县麒麟山时，即醉心于其“云岫回合，松萝蓊郁，泉源清冷”的环境，于是“倾家南来”，“筑坛瞻斗，旦夕诵《古洞真经》三十九章”，潜心修炼起神仙之术来。尔后不久的一天，忽然有一位“貌古神清，披鹤衣，步松阴”，自称是葛洪的神人前来“升坛”指点，“授以金液之诀，俾成火鼎之功”。从此，司空张岜就能点石成金，“密济贫病”了。到梁武帝天监二年八月十五日（503年9月21日），潜心“诵经修炼”的张岜，终于在“天钧铿尔，鸾鹤翔鸣”中，踏上一片从天而降的紫云，率领“全家八十余口，百日冲天”，成了神仙。由此，麒麟山改成司空山。
这个近似神话的故事，是发生近200年之后，由司空山年逾90岁的道士钟仙芝讲述，并由潭州刺史苏师道记录下来的。时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冬季十月，距今有1240余年了。大唐皇帝姓李，远以老子李聃为始祖，奉道教为国教，对这种修道成仙之事自然信奉重视。就在苏师道到来的前7年的天宝七年五月十三日（748年6月13日），唐玄宗“以司空全家升举异之”，下令建造规模宏敞的朱阳观作为供奉张岜的祠宇，并“度道士焚修”其中。据说，“每遇岁旱，居人祈祷，无不昭应”。于是，“十方归从，纷若云臻”，都将张司空奉为神灵。至今，攸县、茶陵、安仁、醴陵等地，仍然有“唱章（张）”的风俗——到司空山抬着张岜的神像到各地，举行隆重而又虔诚的祈祷、祭拜仪式。苏师道这次来攸县，就肩负着祈雨抗旱的任务。他怀着崇敬的心情，在德高望重的钟道士陪同下，参观了朱阳观及其附近的司空山仙迹遗踪，并将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司空山记》。其中记述道：“自（朱阳）观远近，司空山遗迹尚可寻访。东南嵎有秀峰十二耸翠卓立，其峰有画瓶、青牛、大莲花、小莲花、紫盖、瑞云、洞门、紫麟、猿吟、隐真、廻龙、白鹤，名称不一……司空宅在山之西，去观十一里。今殿宇有像，坛井基图，宛然在焉。宅左有石山书院，故基尚存。北一里有慧光寺，前有洗药池，池水冬温夏冷，异香袭人，掬饮可以愈疾。又十里有菩提寺，寺前有池，方广二十丈，其水亦如药池，岁旱不涸，传云司空昔常于此水沐浴，今谓之仙池。池又去三十五里有隐真岩，是司空炼药时栖止之地，故崖之左右平石之上有石臼，仅二尺许，臼底微红，犹有药气。傍有石池，广方一丈，水清如鉴，中有荷花，芳华甚异，每花开，五色相间，传云司空种荷之池也……呜呼，自司空发迹于兹，奇踪遗迹异址不鲜，若夫志学之士，栖心之人，寻访于兹，往往有遇焉。”
苏师道和钟道士所见的司空山遗迹确实充满仙灵之气，但又绝不是蓬莱仙阁，洗药池、仙池、种荷池，隐真岩皆不得视为子虚乌有，书院、道观、佛寺鼎立其中，都是真真切切的事实。因此，虽然我们不能也不必据以断定光石山书院建于南北朝时期，但玄宗时代的人称之为“故址”，其存在早于玄宗时代（713—755），即早于朝廷的丽正、集贤书院则是完全可以确定的，也就是说在开元六年（718）朝省的书院还没有出现之前，作为民间书院的光石山书院就已经存在了。
唐朝诗人韩翃写过一首《题玉真观李泌书院》诗，诗云：“白云斜日影深松，玉宇瑶坛知几重。把酒题诗人散后，华阳洞里有疏钟。”诗中所言的“瑶坛”、“疏钟”满是神道仙气，写的应是与光石山一类的书院之境了。诗中李泌实有其人，李泌自玄宗天宝年间（742—755）至代宗即位（762）这一阶段，曾两度隐居衡岳等地，我们虽不能断定这首诗写的就是光石山书院，但是其中的“白云”、“斜日”、“深松”——风景秀美幽胜，几乎就是司空山的实景记录。真是“古庙尚有唐故事，断碑犹有宋文章。” （明朝王伟诗句）
清邑县令陈溥在《凤山书院记》说：“其在攸，司空山传于张岜，而鸾山凤岭则以彭天益之廷对传。” “则凤岭之名不且因张君而其传益永哉。故曰：凤岭弗及鸾山者余未敢信也。今张君诸令嗣，各以文章发名于时，荐贤书，登黄甲，一邑传为美谈。”我很赞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先生的看法：光石山书院确实是中国民间最早的一所书院。
古时光石山书院的功能主要是“设坛讲道”和“栖遁读书”，自然也还有游宴会友、吟诗作文、读书治学、学术交流等活动。张岜创办的光石山书院，对所招收的弟子，不仅传授以《道德经》为主要内容的老庄道义，同时也灌输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因为张岜本身就是从儒家官场退隐泉林的，是政治的不明，帝王的昏庸，世道的不洁让他离开昏聩的仕途的。现在他自己开办了书院，怎能不凭借这个平台来释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人生感悟呢？至于“读书”的功能，这是自古以来郡县庠序必然的职责。
当时的光石山书院里的学子使用什么样的教材，读什么样的书？虽然没有具体的史料可鉴，但是可以揣断书院的教科书仍然是以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为主，辅之以道家的《道德经》之类。因为，张岜创建书院的目的，一是自己读书，二是会友授徒。凡授徒者，就是培养人才。从传道授业这一点来看，不管是儒家，或是道家，都要读经文，读经典。张岜选择麒麟山（今司空山）“复令家人四时应候以耕为事，将以给晨昏。山中筑坛瞻斗，旦夕诵太洞真经三十九章。”在虚坛、丹炉间吟诗、攻文字，对神仙家的道气、丹术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感知或体认。在这样一个环境幽静、风景秀丽、空气清新、无战乱之忧的世外桃源般的仙境读书会友，讲习传道，强身健体，是何等的惬意和舒泰。
光石山书院的经费来自民间的田租捐赠。当民间社会循着“聚书——读书——聚众读书”的路径，衍生出书院这一前所未有的士人文化组织之后，官府也于唐代中期，依沿汉魏以来的故事，因袭“聚藏群书”、“校理经籍”的秘书省之责，在中书省推出了丽正、集贤书院这一全新的作为官府的学术文化教育机构。
值得欣慰的是，后唐皇帝李嗣源对当时的一所民间书院——匡山书院颁赐院额，并发布敕书，大加表彰。其称：“朕惟三代盛时，教化每由于学校；六经散后，斯文尤托于士儒。故凡闾巷之书声，实振国家之治体。前端明殿学士罗韬，积学渊源，莅官清谨，纳诲防几之鉴，允协朕心；赏廉革蠹之箴，顾存庡席……后学云从，馆起匡山之下；民风日益，俗成东鲁之区。朕既喜闻，可无嘉励，兹敕翰林学士赵凤大书‘匡山书院’四字为匾额。俾从游之士乐有瞻依，而风教之裨未必无小补焉”（《江西古代书院研究》31—32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皇帝发布的表彰书院的文告，标志着中央政府对民间书院的正式承认，书院从此具有了合法性，肯定了民间书院有托斯文、裨风教，“振国家之治体”的作用。这也促进了唐时书院的兴隆发展。
两宋时代是中国书院鼎兴时期，作为最早的民间书院——光石山书院其变化如何，因史料缺乏，难以悉知。但宋代有奉敕修阳升观之盛事。据宋程元佐《阳升观记》所云：“政和二年，天子览图籍，异其事，悯其风迹皆废，而晦匿于无闻，乃诏漕臣程元佐，相视弊陋，革而新之。于是鬻度僧之符以储金，因采山之民以市材，斩芜凿荒，补薄增卑。踞巨阜而临清流，飞观列峙，修庑环翼，有名者皆有祠，有籍者皆有祠。不费于公，不扰于民，不诿于有司，而宏敞奂丽，凡一百有十楹。经始于春三月，至秋九月而乐成。诏易名‘阳升’以贲其祠，加号‘冲升’以崇其道，赐太洞真经，以显其迹。”曾经得到过宋朝皇帝青睐，崇宁年间（1107—1106）做过太学博士的彭天益（攸县人）所写的《重修阳升观三奇碑记》也记述过这件事。大观（1107—1110）初年，彭天益因上疏言权奸蔡京误国，不为朝廷所纳，年五十致仕，退居司空山。彭天益在司空山是否也办过书院，史料不详，但他在司空山撰写过许多诗篇，积集为《瑞麟集》，从中可见他隐居司空山时，也从事过以诗会友的交游活动。
据《楚攸廖氏九修族谱》（以下简称《族谱》）记载，元仁宗延佑时廖元可（生于元至元年）戊子年（1314）自衡山迁往攸县阳升观，卜居麒麟山下，也就是今天的大觉寺旧址。其《廖氏三修序》曰：“此山旧缘紫麟游食得名，迄南齐真人张司空于此养素飞升后，遂易名司空。而麟山之名仍在山，有三十六峰，蜿蜒磅礴，亘数十里。而真人修炼之所，斗坛丹臼，实为今攸东廖氏族望墺区。”这段记载，说明原司空真人修炼和读书之处，至元代已经成为廖氏家族的住宅之地。而撰写这篇序言的张九钧，是赐进士出身诰授中宪大夫。张九钧因为来攸县黄家书院讲席，“有肄业廖生昌侯，英年绩学，文笔清矫，会课多冠其曹，余心器之。因得其详其家世。”“廖生于余有问字之雅，余于廖氏又深旧之欢，乃为审阅再四，知其谱系。”可见张九钧所作序言的内容是可信的。
《族谱》上还载有一篇康熙五十年（1651）八月初二日由廖旭瑞等人签订的《施建大觉寺约》说：“司空山道场基址一所，原系世稼先祖于崇正年间将山下仙基内，坟前土一块出卖与文姓，后转卖与彭。今彭将坟前土，请天目师（僧侣名）修建道场，因后山脚下有廖姓祖坟，恐建造后，以逼明堂，彼此不安，天目师敬诣族等，求迁此坟。以便建造，并求施屋场后山脚仙基坪二丈进身其上手坡上，以便栽培围禁，成就佛地。”这份契约说明，当年张岜读书的光石山书院，而今不再是一家廖氏之栖居，还有其他姓氏家族卜居于此。虽然廖氏族谱上没有关于“石山书院”的记载，但从《麒山祠堂图》上仅有的三处文字中，却有两个含有“石”的标志物，一处是“石山冠”，一处是“石公庙”，且两处标志物相距很近。《麒山祠堂图》下面有文字解释道：“所绘麒山廖氏大宗祠堂图，原仿初修谱开基时之老祠图，已存之本陇。”言此图系“开基”之图谱，不是后世绘制。可以推断，此时的光石山书院遗址很可能被建成了“石山冠”或“石公庙”了。根据《麒山廖氏家庙图》上可以明晓，此时独立的书院已经不再存在了，而是演变成祠堂私塾学校了。因为这幅图上的第二进房屋房檐上悬挂着 “亚元”“进士”“文魁”等匾额，这是麒山廖氏的坐馆书堂了。应该说，廖氏栖居麒麟山，也受到光石山书院教化之遗风影响。据《族谱》中《邑文庠廖公成棠传》载：“邑东乡紫麒山昔为张仙修真冲举之所，生长斯土，类多奇特殊尤之质，文采风流，彬彬尔隽杰秀者，代不言乏，若茂才廖成棠先生岂非卓然最著者哉？先生英颖夙毓，岐嶷挺拔，自髫龄受书，姿记迥不犹人。年甫弱冠，即噪声黉序，本学问发为文章，洋洋乎黄钟大吕，朱弦疏越，有余音矣。望重儒林，咸以伟器”。
明代，廖氏人才辈出，有郧国公廖永安、德庆侯廖永志。清代有文学家廖燕，户部侍郎廖腾煃、工部尚书廖鸿荃、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廖寿恒等名人。《族谱》首页载有嘉庆七年十二月初九日的一幅《敕命》，敕命是嘉庆皇帝嘉奖廖翰扬之父母的。从《族谱》上嘉庆二十五年撰写的《映山先生传》可知，廖映山“勤勤恳恳以诗书为念，余乡荐掌后掌教震阳书院。”可以这样推断，在攸县，到明清时代，属于民间的书院，逐步被官方的书院替代了。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集中在县城，原先在深山中的书院也渐渐移至了县城。明朝时期由陈思立建在县治对河黄家洲附近的紫麟书院，就是沿袭麒麟山之名，也可以说是古代地处麒麟山的光石山书院在明朝的衍生。
应该说，同治版《攸县志》上面所记载的凤山书院、金仙书院、峡山书院、紫麟书院、跃龙书院、光岭书院、凤鸣书院、玉兰书院、湘南书院、黄家书院，乃至后来的梅城书院和东山书院等十几所书院，都与光石山书院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光石山书院不仅开创了中国民间书院的先河，也成为中国书院的滥觞源头。攸县县委、县政府准备在攸县文化园内兴建一所以“光石山书院”命名的书院，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倘若光石山书院能够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成为一个地理坐标，那更是十分欣慰的盛事。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