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秋瑾在株洲的革命战友》一文的几点质疑
文/罗章生
《株洲日报》2013年4月16日“文化品读”专栏，用了整整一个版面，推介秋瑾在株洲的“革命战友”袁筱珊先生。全版文章有五篇：一是袁文赋的《袁筱珊与秋瑾二三事》，二是《“采访现场”往事并不如烟》，三是《“寻踪觅影”踏访“槐庭”》，四是《“记者手记”拾掇历史的碎片》，另是专栏的开头《核心提示》。这个提示大概有五即说袁（一）担任过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的主编；（二）同秋瑾一起办过教育；（三）经秋瑾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四）当过秋瑾儿子王沅德的老师；（五）秋瑾遇害后，赴浙江为秋瑾处理后事。笔者对袁筱珊先生，鲜有耳闻。在株洲收集政协文史资料20余年，还没听说教育界的前辈和朋友提及秋瑾烈士在株洲有这么一个“革命战友”。我们不否认袁筱珊先生可能认识秋瑾烈士，也不否认袁筱珊先生在教书育人方面的卓著贡献。然而拜读这些文章之后，总觉得上面提到的那五条有种空泛的感觉，在关键点缺乏细节，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出他是秋瑾烈士的“革命战友”的结论。
历史是严肃的。它决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尽管时间的流逝会磨灭人们的记忆，但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决不容能忍任何人任意涂抹。
一、关于“革命战友”之说
从现有史料来看，秋瑾在湖南，包括在株洲期间，虽然进行了一些活动，如结交唐群英、葛健豪、李闰等女界先觉，做了一些有关妇女放足、读书和男女平权方面的宣传工作，但总体上还只是一种革命意识的觉醒，谈不上革命思想的形成，更无明确的革命目标和革命实践活动。秋瑾自己都未投身革命，哪有什么“革命战友”？所谓“秋瑾在株洲的革命战友” 之说，也就不攻自破，无法成立了。我们不能把认识秋瑾的人或者有交往的人，甚至只还是声称自己认识秋瑾及有过交往的人，都说成是秋瑾的革命战友。若如此，那不是太不成体统了吗？就事实看，袁筱珊先生作为一位教书育人的教师，在专栏的介绍中，好像从没有离开过湖南，没有到过日本，也没有到过上海和浙江绍兴。秋瑾的革命实践活动都是在上述地方进行的，袁先生既然没有到过这些地方，怎么会是秋瑾的“革命战友” 呢？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袁筱珊先生自己是怎么说的吧。秋瑾牺牲以后，湘潭县曾召开过一次追悼秋瑾的大会（有史料说是牺牲一周年，笔者置疑。按理应是民国成立一周年），很多文人学者争相撰写挽联、挽词。从专栏的介绍中，袁筱珊也撰写了一幅，联云：“生死不须论，叹革命无缘，壮志未酬君即去；亲疏同一哭，问招魂何处，长流易尽泪难干。”袁先生自己都承认“革命无缘”， 而我们却把“革命战友” 的称号廉价地封给他，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二、关于“《中国女报》主编” 之说
《中国女报》的主编兼发行人是秋瑾，100多年来从未有人提出过异议。今天，袁文赋和专栏作者却说《中国女报》的主编是袁筱珊先生，这确实是个严竣的挑战。真相到底如何？请看事实：
《中国女报》是秋瑾在孙中山先生的启迪之下，创办的一份“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 的女权报纸。《中国女报》独立经营，经费自筹。秋瑾自己任总务、编辑兼发行人，邀陈伯平任主笔和编辑，徐双韵（即徐蕴华）负责校对。主要撰稿人有吕碧城、陈志群、黄公、钝夫、徐自华、徐蕴华、燕斌、会稽挽澜女士等。社址设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91号，发行寄售处有上海、北京、武昌、绍兴等。就第一期来说，1907年1月14日出刊，整个目录既没有袁筱珊的名字，也没有“击筑山人” 的署名文章。这决不是历史故意埋没袁筱珊的功劳，而是袁筱珊根本没有参与过这份报纸的创办！第二期是1907年3月4日出版，这期的目录，笔者只见到部分篇目，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击筑山人” 的文稿，但可以肯定的是，袁筱珊没有担任过主编或者编辑，也不是主要撰稿人。我们可以设想，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中，像袁筱珊这种“叹革命无缘” 的书生, 秋瑾怎么可能把“主编” 这么一付重担委之于他呢？
至于袁文赋所说，袁筱珊“密藏的《中国女报》捐寄北京博物馆多本，自己留下的因先生辞世不慎流失”， 也是令人置疑的。因为《中国女报》只出版了两期，第三期因经费不足及秋瑾忙于运动会党和准备武装起义而被迫停刊。不久秋瑾遇害，就更不会再出了。倘若袁筱珊先生有这份报纸，最多也只有两本，不可能有多本，更不可能捐了多本，还留下多本。
三、关于“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 之说
中国同盟会与秋瑾的相关历史事实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两个问题：（一）秋瑾在湖南和在株洲时期，甚至在赴日留学之前，还不是同盟会员。因此，她无从介绍别人加入同盟会；（二）秋瑾加入同盟会之后，就担任了她的老家浙江（省）分会的主盟人。这一职务决定了她只能介绍她所分管地域内的革命志士入盟，不可能到湖南来介绍袁筱珊加入同盟会。如果她敢这么做，那她就违反了同盟会会章原则，也是同盟会湖南分会所不能接受的。
当然，同盟会湖南分会的一些负责人，如仇式匡（又名仇亮）、黄兴、刘揆一、易本羲、禹之谟、宁调元等人，秋瑾都非常熟悉，有的还是留日期间志同道合的战友。那么，秋瑾会不会以自己的关系托付他们邀请或者介绍袁筱珊加入同盟会呢？历史证明也不可能。因为那时候加入同盟会，不像现在我们一些单位入党入团、提干晋级，只要有关系就可以办到，那可真的是掉脑袋的事。不要说秋瑾不愿干，就是愿干也办不到！
笔者最近查了一下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乙巳、丙午、丁未这三年入盟的湖南会员名录，共156人，根本就没有袁筱珊的名字。全省姓袁的有两人，一名袁公诚，一名袁演，都是邵阳人。这两个名字是不是袁筱珊的别名，笔者不敢肯定，所以列出来供大家识别。如果不是，那就证明袁筱珊当时没有加入同盟会。丁未年六月初六日，秋瑾于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这以后自然更不能介绍袁筱珊入盟了。既然秋瑾不可能介绍袁筱珊加入同盟会，那么袁筱珊先生到底是何年何月在何地加入同盟会，就只好存疑了。
四、关于“与秋瑾一起办教育” 之说
秋瑾在株洲没有办过教育，在湘潭、长沙也没有办过教育，甚至在北京，在赴日留学前，都不曾办过教育。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袁文赋说的秋瑾在“槐庭” 居住期间，主要是“从事宣传革命思想和办教育”。 这只能说明袁文赋无知，他根本不了解秋瑾，更不了解株洲的教育史。
秋瑾办教育，只在留日归国之后。她的第一个教育平台，就是上海的中国公学。第二个教育平台，即浙江湖州南浔浔溪女校。第三个教育平台，则为浙江绍兴大通学堂。
从以上三个教育平台看，袁筱珊先生是不可能与秋瑾一起办教育的。其一，中国公学起初只是安置留日归国学生，教员大多也是留日学生或革命党人，如于右任、马君武、陈伯平等。袁筱珊没有留日，当然也就不可能与秋瑾一起办了；其二，浔溪女校，秋瑾只是去任教，时间只有两个月，而且是通过别人介绍才去的，这样也就不可能介绍或者聘请袁筱珊去办学；其三，大通学堂完全是一所准军事学校，秋瑾接任后，虽然有权招聘教职员工，但像袁筱珊这样的书生，无法去绍兴，也无法受得了这种磨炼。笔者查过大通学堂的授课教师名单，共19人，没有袁筱珊的大名。
那么，我们的专栏文章所说“与秋瑾一起办过教育”，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本来百思不得其解，但经仔细揣摩，好像讲的是王沅德（字重民）捐大冲新屋“槐庭” 办新群学校之事。倘若没猜错的话，那就不只是有违历史事实了。
新群学校乃是湘潭县湖南一师校友毛泽东、黄笃杰、王洪波、言志超、陶淑瑜、王星梅、刘继庄等7人共同发起所办。7人共出资一千银元，成为该校校董，择湘潭十四总绿竹街民房为校舍。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于1921年9月4日正式开学。一年后，学校搬入十八总福建会馆，后又迁至十二总后街陶公祠。陶公祠傍湖，学生出入不方便，1931年经与湘潭巨商龙汉侯商洽，以一万银洋半买半送购得莼香园为永久校址，并增办高小。1937年收买叶家围子之旧屋，改建校舍，增办初中。到抗日战争时期，新群已是初小、高小、初中具备，但校舍仍然不能满足学校发展之需。秋瑾之子王沅德见此，当即决定把株洲大冲新屋“槐庭” 及附近田庄捐给新群办学。
这时，秋瑾已牺牲30多年，袁筱珊怎么可能还会与秋瑾一起办教育呢？就算是与王沅德一起办教育，也没见专栏文章提及他在新群当过校董或教过书。行文至此，笔者发现袁文赋和专栏文章在这里耍了个“花枪”， 说什么1937年“株洲战时中学” 曾借用“槐庭” 用作校舍，又说解放后湘潭三完小迁来这里，改为“大冲完小”。 是不是袁筱珊在这两所学校教过书，就说是在新群教过书呢？
在这一节结束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讲清一下。就是袁文赋的文章提到，说秋瑾“当年再三嘱托袁筱珊先生筹办一所好中学，她亲自取名‘竞雄女校’， 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以偿”。对这段话，不知是不是有人相信，笔者是绝对不会相信的。秋瑾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即使希望袁筱珊先生致力教育事业，也不会要他办教育时以自己的名、字、号为学校命名，生不会，死后更不会。他们那一代革命者是不计名利的，没有现代人的所谓“战略” 眼光。秋瑾的遗言只有“埋骨西泠”， 决没有“竞雄女校” 之题。
那么，历史上有没有“竞雄女校”呢？有！那是在秋瑾牺牲之后的1912年，她的战友王金发、姚勇忱在烈士工作过的上海白克路（现凤阳路）创办的一所女子学校，这完全与袁筱珊无干。如果说袁筱珊先生真要继承秋瑾的遗志，他完全可以到上海去寻觅“竞雄女校”， 做到如愿以偿。当然，事过境迁，我们不能太多地苛求袁先生了。
五、关于“赴浙江为秋瑾处理后事” 之说
专栏文章所说的秋瑾就义后“当地人不敢收尸，秋瑾婆家派人到浙江，把秋瑾的尸体运到株洲安葬”的话，是罔顾事实而又不负责任的说法。秋瑾遇害，无论是秋家还是革命党人，大家的心情都很沉痛。在清廷的“白色恐怖”下，慑于清军的淫威，秋家及与秋瑾有交谊的人，确实不敢前往收尸，也无法去收尸。但是，这并不说明当地人都不敢去收尸。就具体事实看，秋瑾的遗体当天就由大通学堂洗衣妇王安友等人用草席裹殓，稍后又由同善堂（一作同善局，附设开元寺内）重新收殓，藁葬于卧龙山（俗名府山）麓。这历史很清楚，在这里不必多说。
虽然后来有湖南王家的移榇返湘（戊申九月以后）。但是不是如袁文赋和专栏文章所说，是商请袁筱珊先生去的呢？是去“处理后事”“举办追悼会”，还是移榇返湘呢？根据现有资料，基本上可以断定，这次移榇之行，王家没有请袁筱珊去，也不是什么“处理后事”和“举办追悼会”。 王家虽然没有留下文字依据，但袁文赋所说不合礼仪，矛盾百出，实不可信。好在秋家保存了足够的史证，秋瑾的弟弟秋宗章在《六六私乘补遗》中云：“姊婿王子芳因惊（指秋瑾遇害）致疾，不久下世，佳城既卜，乃于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遣二佣人来绍，一楚姓，一王姓，将奉榇还湘合葬。”又云：“（二佣八月来绍迁葬时）议定，行有日矣。会先大兄病殁津沽旅次，予家骤丧家督，哀动不胜，料量丧务，无暇旁及。直至九月中旬，始遣之行。”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去绍兴的根本不是袁筱珊，而是两佣人；袁既不是主事者，也不是陪同人。不然的话，秋宗章怎么会没有记载呢？至于袁文赋所说的“携带三千两纹银”“举办了追悼会”云云，只能说明袁先生根本不懂中华民族“生、迁、死、葬”等传统礼仪矣！
六、关于“目睹官兵槐庭抓人” 之说
袁文赋介绍说，他的养父袁筱珊给他讲过，亲眼目睹清政府官兵到“槐庭”抓捕秋瑾。“当时官兵气焰嚣张，用枪托捶打大门，槐庭建筑结实，门板有几寸厚，短时间未能捶开，为秋瑾从后门出去赢得了时间。但未过多久，秋瑾还是没能躲过敌人的魔爪，在浙江被捕遇难。”真不知道这是袁先生在哪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的情节！
1904年以前，秋瑾和王廷钧结婚后，在“槐庭” 居住是自由的。她既是郴州知州秋寿南的女儿，又是湘潭富商王黻臣的儿媳，王廷钧捐官后，还是清廷浩命夫人，谁吃了豹子胆敢到“槐庭”来捶门封户抓人？1904年，秋瑾东渡日本留学之后，“槐庭” 只一佣人看守，近三年时间，秋瑾根本无暇到“槐庭” 落脚，谁又吃多了要来找岔？此后，秋瑾基本上没回过槐庄。最后因起义失败，也不存在一个“逃”字，始终没离开过绍兴大通学堂，何来袁筱珊“目睹官兵槐庭抓人”？
七、关于“秋瑾的孙子王孝敏” 之说
袁文赋的文章提到，在他的记忆里，“秋瑾的孙子王孝敏，也曾在此（指新群学校）就读”。 秋瑾真的有孙子吗？从各方面的事实和资料看，结论是否定的。按照袁文赋这话的意思，好像他在新群读书的时候，就知道王孝敏是秋瑾的孙子。这显然是瞎说！那时候王沅德先生还健在，他自己不说，王孝敏也不敢说，其他局外人谁敢说？据株洲的老人回忆，从秋瑾遇难到上世纪80年代初，将近80年，从来没有人自称是秋瑾的孙子。
最早“闹腾” 这个事情的正是王孝敏本人，因为他最有“资格”闹。但这事历篇幅问题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了，事实是：现在不仅是秋瑾的小孙女王玉琳否认王孝敏是秋瑾的孙子，秋瑾的二孙女王家梁的后人也否认王孝敏是秋瑾的孙子。在神冲王家，王孝敏搞了一个《湘乡神冲王宝田公后裔系统图表》，企图以家谱形式，把他这个“秋瑾孙子” 的身份固定下来，其后果肯定不是神冲王家的福气。王氏家族的“秋瑾孙子” 之争，近段时间已经偃旗息鼓，袁文赋却在这个时候又旧事重提，用意何在，不得而知。是想激化王家的矛盾，还是想利用王孝敏的作假为自己的作假壮胆？只有待时间来验证了。
话犹未了，最后想啰嗦两句的是，对历史要存真求实，要实事求是。这是对烈士负责，对千秋后代负责。目前全国范围内，有关秋瑾故居的修复保护，秋瑾英雄事迹的陈列展出，主要为浙江、湖南两地，湖南又主要为双峰、湘潭、株洲三处。株洲作为新建单位，更应慎重认真，绝对不能把那些假货、次品充斥于陈列馆（室），闹出不应该有的笑话。秋瑾是全国人民的秋瑾，不是株洲一地的秋瑾。我们不必为株洲没有秋瑾战友非找一个不可。史料千万不能胡编乱造，文物绝对不能以假当真。这就是笔者的态度，也应该是秋瑾史迹陈列馆（室）的态度。
编者注：因篇幅关系，编者对原稿作了较大的删节。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