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雄飞
强调为政以德，重视官德建设，是中华传统伦理文化的重要内容。尽管强调为官之德见字于商周时期，但其萌芽与发端最早可上溯至原始社会时期。炎帝神农氏作为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在率领部族先民改造客观世界和管理部族活动中，展现出了朴素的官德思想，为中华传统官德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弥足珍贵的思想基础，对当代官德建设具有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一、“务实为民”的官德理念
炎帝神农氏在领导和管理部族活动的整个过程中，都务实为民。由于炎帝以民为本，以天下先的君子仁德，深受历代百姓爱戴，成为了一种民族精神理念的符号象征。
从史籍记载的炎帝功绩看，无一不是务实为民的业绩。炎帝始作耒耜，教民耕种——为民食奋斗；遍尝百草，发明医药——为民疾（疗疾）奋斗；日中为市，首倡交易——为民通（互通有无）奋斗；治麻为布，制作衣裳——为民衣奋斗；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为民防（防御）奋斗；作陶为器，冶制斤斧——为民器（利器）奋斗；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为民乐（音乐）奋斗；建屋造房，台榭而居——为民居奋斗。一言以蔽之，炎帝的创造发明，是从解决衣、食、居、用等“民生”基本问题入手，目的均为改善原始先民的生存条件，与民生福祉息息相关。
从流传至今的炎帝传说故事看，大多是传颂炎帝“以民为本”的崇高思想风范的。我们祖先通过他们的认识、记忆、语言记录传递下来，历经千百年的口口相传、加工整理乃至创新重铸的炎帝传说故事，宣扬了炎帝可贵的民本思想。譬如：《神农盗谷》的传说，讲述了神农炎帝历经万难，爬山涉水，上天盗谷，终让人间吃上稻谷这一粮食的故事。尽管带有神话色彩，夸张口吻，却铭刻着后来者对炎帝神农的敬仰之情。《神农尝草》的传说，所述炎帝神农亲自嚼尝马鞭草的叶、茎、根，确认其有祛风、解毒、止痛的作用，由此开始尝百草，为民疗疾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始祖炎帝爱民之情。同时，《天降嘉禾》《万华岩》《神农犁》《王药断肠草》《日中为市》《木桩定时辰》《麻与布的故事》《神农琴》等有关炎帝的传说故事，都体现了炎帝一心为民的创造精神和奉献意识。
从炎帝崇祀及其文化看，内容常是颂扬炎帝为民造福的圣德殊功。纵观古代典籍记载和现代考古研究。自古以来，炎帝祭文，均离不开重颂炎帝功绩及精神，并诚表继承始祖精神、开创新局的拳拳之心。如：唐开元蜡祭神农氏祝文：“……惟帝肇兴播植，粒此黎元。今时和岁稔，神功是赖……”。明永乐初年成祖巩固帝位之后，祭文曰：“……功被生民，百世永赖……”等等，不慎枚举。
二、“清信恕勤”的道德规范
神农炎帝时代作为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阶段，天然的秩序开始升华为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社会新秩序，此时的朴素道德行为规范主要体现在“清、信、恕、勤”四个方面。
所谓清，即清廉。炎帝的清廉，透过炎帝丰功伟绩可见，炎帝作为神农部落的首领，他治理天下的唯一目的就是替部落百姓谋福祉，别的什么都没有。他是一个纯粹的公仆，是一位可亲、可敬、可佩的远古清廉始祖。同样贵为天子，炎帝与后来的帝王却有截然不同的装扮。历史上的帝王基本上都博冠峨带、威风凛凛的尊贵模样，炎帝却布衣赤足，或手捧稻穗肩背药篓，或手握农具躬身耕作，一副与民同作、事必躬亲的形象。《越绝书外传•枕中第十六》也记载他“不忘其报，不贪天下之财”，堪称清廉典范。
所谓信，即诚信。从纵向的中华历史坐标看，上古炎帝时代是诚信美德伊始孕育孵化的时代。古人为我们描绘了炎帝时代的“诚信”社会图景。《庄子•盗跖》载：“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纷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是故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这都是在说炎帝神农治理天下，有仁爱诚义之心，以公心取信族民，所以族民质朴、稳重、诚信，没有什么忿争，没有什么检察牢狱之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炎帝以“日中为市”，开展原始贸易，取信于民。至今许多乡镇还保留着赶圩的习俗，相传就是从炎帝神农时代流传下来的。考古发掘证实，炎帝时代出现了榧螺、贝壳等原始交换信用媒介。
所谓恕，即宽恕。《帝王世纪》云：“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炎帝对不听从自己命令的氏族，并不是采取“诛”或“驱”等强暴办法，而是“教而不诛”，以“德”抱怨，宽恕服众，然后使其归顺。因炎帝采取的是“至德之隆”的理念，所以仁爱宽恕之德服四方，活动范围“南至交趾（今岭南一带），北至幽都（今河北北部），东至旸谷（今山东东部），西至三危（今甘肃敦煌一带），莫不服从其化”，达大半个中国。
所谓勤，即勤勉。可以想见，在当时鸿蒙初开的困难环境下，若不经历长期的勤勉拼搏，炎帝的伟大业绩，是决不可能实现的。古史传说对此有许多记载：炎帝为发明医药，“遍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百死百生”，仍不退缩。炎帝每天坚持“仰观法于天，俯观法于地”，才发明了原始历法。正如胡耀邦同志之言：“炎帝神农氏一生勤勤恳恳，克服许多艰难困苦，发明创造过很多东西，为后代的繁衍发展做了许多事情。”
三、“内外兼修”的官德修养方法
炎帝的内修，表现为：以奉献、自省、垂范为行为准则，加强部族首领的自身修养，甘于奉献。《越绝书》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务利之而已矣。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说明炎帝作为一位部落首领，尽管“智能自贵于人”，却“不望其报”；面对剩余产品，却“不贪”。《增补资治约纲鉴》载：“炎帝之世，诸候夙沙氏煮海为盐。不从帝命，炎帝益修厥德，夙沙我之民自攻其君，而来归其地。”《商君书 •更法篇》载“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以上记载表明炎帝神农氏十分注意自省，当遇到问题时首先想的是自己的道德是否足以服众。炎帝言传身教兼而有之，他在多方面给人以垂范：在工作上，《白虎通义•号》：炎帝“制耒耜，教民农作”。《帝王世纪》：“炎帝……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在建制上，据文献记载，炎帝对古代建典立制作出了贡献：“建官设制”。炎帝时代虽然国家还没有起源，但氏族和部落的管理制度已露端倪，有了专门的管理职务。《春秋命历序》：“神农始立州制形”。在分工上，据考古资料，约在距今7000年左右，开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男女分工。男耕女织是几千年来中国农业社会的主要性别分工模式。从传说看，我国男女分工最早始于炎帝时代。
在加强自身修养的同时，炎帝注意对本部族先民的道德感化教育，以及处理与外部族的团结融合关系。史载炎帝“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神农琴”有规格和音调，“长三尺六寸六分，上分五弦，曰：宫、商、角、徵、羽”。炎帝制琴作乐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劳动之余的娱乐，更重要的是以乐匡正天下，和谐人心，教化民风。《杨子》云：“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
另一方面，根据陕西省编撰的《炎帝志》记载，炎帝族还与“四夷”（东夷、北狄、西戎、南蛮族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形成与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逸周书•尝麦》《史记•五帝本纪》等书记载，炎帝、黄帝曾为争夺联盟领导权而在“阪泉（今河北涿鹿境内）之野”发生战争，黄帝“三战，而后得其志”。炎帝失利后，并未与黄帝为敌，而是“尊轩辕为天子”，加入到炎、黄、蚩三部族组成的华夏联盟集团，与黄帝、蚩尤族共同开创了华夏族历史新局面。在这场战争中，炎帝则表现出他宽厚仁慈的团结融合思想。
涵盖炎帝官德思想在内的中华传统官德思想，虽然摆脱不了历史局限性，但经过批判地继承，可以增强当代领导干部的官德文化修养，促进今天干部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
其一，对领导干部学习和了解历史有帮助作用。“中华文化不断丰富、创新的发展，正是由于有炎黄二帝为体表的远古文化为源头的始基；中华文化的许多精髓，是从炎黄时代起一脉相承的。”领导干部读一点历史，懂一些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理当包括上古史这一中华史发展的源头，这样有利于陶冶情操，开阔眼界，更好地服务人民，为民族和国家作贡献。
其二，对干部队伍建设有教育警示作用。炎帝面对万难，特别是自然环境和生存繁衍的严峻挑战，务实为民，胸怀天下，清信恕勤，奉献进取的一系列思想精神和美好品德，教育我们，在当今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生活面貌焕然一新的新时代，更加应该立足本职，开拓进取，为民谋利。为民生谋福祉，为民族做贡献，才能真正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与爱戴。
其三，对干部队伍建设有道德资鉴作用。读史可以明志，知古方能鉴今。炎帝务实为民的官德理念，与我们党执政为民的理念是契合的。其官德思想有着鲜活的时代资鉴价值，我们从中发掘、整合加以批判地吸收，可以为我们党员领导干部更好地“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责任编辑：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