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声波
仙庾岭是株洲人耳熟能详的风景名胜，位于株洲城东，距离城区不过10余公里。其核心景点文昌阁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仙庾庙被定为省重点寺观教堂。相传唐玄宗之孙李豫之妻沈珍珠为避“安史之乱”，在此修行成仙。1987年，其故事在台湾被拍成电影《珍珠传奇》。仙庾岭周边皆为原生态农田、小山和池塘，环境十分优美，当地农家美食也远近闻名，是旅游休闲的好去处。2010年株洲市旅游升温战打响，荷塘区同步启动了荷塘月色项目规划，拟将仙庾片区建设成为长株潭独具特色、四季多元的城乡统筹样板示范区、乡村旅游文化区、生态文明示范区及省“两型”社会示范区。
在仙庾岭景区旅游升温如火如荼之际，曹光辉先生酝酿多年的同名长篇小说《仙庾岭》终于在2016年正式出版，可谓恰逢其时。从作者的“后记”来看，株洲市荷塘区政府办和文体局领导对这部作品的创作高度重视，要求该小说创作要与仙庾岭风景点结合起来，为株洲的旅游事业进一步繁荣从宣传上造势出力。不言而喻，这是一部典型的“命题之作”。众所周知，“命题之作”的特殊要求，会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作者的自由发挥。具体到《仙庾岭》这样一部以推动旅游升温为主旨的历史文化小说，其素材必须是与仙庾岭有关的自然风景和历史人物、民间传说，其主旨须以小说的形式将相关内容尽可能全面而完美地呈现出来，这自然会限制作品的人物塑造、环境描写、情节结构乃至语言风格，给作者创作带来很大的挑战。但把《仙庾岭》通读下来，笔者没有感觉到某些“命题之作”常见的那种做作和尴尬，反而为作品的故事情节所吸引，为作品中的人物所感染，为作品中风景所陶醉，尽管这些人物故事、风景名胜是我们这些去过仙庾岭的本地读者所熟悉和了解的。细究下来，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不落一般“命题之作”之窠臼，成为一部能够给读者以精神感染和审美愉悦的成功之作，笔者认为，大体上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小说结构别出心裁；二是人物塑造不落窠臼；三是地域文化特色鲜明。
一 、小说结构别出心裁
作为“命题之作”，这部小说旨在仙庾岭风景区的推介。为了更直观地呈现仙庾岭风景区的基本面貌，作者大胆地采用书名与景点串联书写这样一种特殊的扇面结构来构架作品。小说不惟书名直接冠以景区名“仙庾岭”，全书共14章，也是以仙庾岭景区最著名的14处风景名胜（仙女岭、昌阁、大戏台、天圣泉、仙女湖、木鱼岭、莱子墓、东山坡、望月亭、鸳鸯树、慈善堂、蝶坪、桃花岭、铭恩碑）为章节名；通过巧妙的情节安排，将14个景点有机地串联在一起，以这样一种独特的结构来实现其他结构形式无法替代的广告效应。不得不承认，这种结构给作者的谋篇布局能力带来了非同寻常的考验。从常识上讲，小说结构是小说作品的形式要素，是小说各部分之间的内部组织构造和外在表现形态。结构一部小说的过程，就是小说家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认识，按照塑造形象和表现主题的要求，运用各种艺术表现手法，把一系列生活材料、人物、事件分轻重主次合理而匀称的加以组织和安排的过程，包括小说作品情节的处理、人物的配备、环境的安排以及整体的布置等等。换言之，按照常规做法，小说的创作应该是故事情节在先，小说结构在后，即先构思好作品的故事情节，而后据此安排作品的结构。但《仙庾岭》的创作显然是反其道而行之，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使作品的故事情节安排，尽可能去适用这种景点串联书写的特殊结构。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相当水平的情节设计能力，在作品的情节安排方面很容易出现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情况，但读者在阅读小说《仙庾岭》时，却感觉其叙事自然、情节婉转、结构流畅，丝毫没有感觉其情节安排有生拼硬凑、牵强附会之处，这不能不佩服作者杰出的小说结构能力。
二 、人物塑造不落窠臼
作为以助推当地旅游升温为主旨的地域文化小说，《仙庾岭》 叙述的是一个仙庾岭一带流传几百年、不乏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故事的大体情节是，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之后，唐玄宗李隆基之孙李豫之妻李慈惠(本名沈珍珠，原籍苏州)身经百难，避祸出走苏杭。后又辗转江南，隐姓埋名，隐居于善化东南仙女岭半峰，即现在株洲荷塘区仙庾镇仙庾岭，带发修行。期间，她倾囊而出修庙立塔，重修道观，建“慈善堂”，办“讲学堂”；尤其是她立“诊病房”，采药发功，数次带领百姓抗击当时谈虎色变的瘟疫即小说中的“瘴气”，挽救了数以百计病人，赢得了当地百姓的衷心拥戴，被誉为“仙姑”“仙女娘娘”。据说“仙庾岭”的仙庾之名，也因此而来。这个故事自然也是当地诸多民间故事中最能体现仙庾岭历史文化“忠”“孝”核心价值的故事,也可以说是故事主人公李慈惠真人在仙庾岭地区修道行善的历史传奇。毋庸置疑，李慈惠是小说当仁不让的主角，小说中心线索就是围绕她如何积善行德，如何悬壶济世，如何带领当地百姓击退瘟疫，如何感化苍生等等而展开的，并据此塑造了她大忠大孝大德大美的典型形象。比照有关的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可能是作为“命题之作”，出于尊重历史实际和民间传说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作者拘泥历史和传说，作品塑造的李慈惠这一主要人物形象，和历史记载、民间传说相当接近。她性格内涵比较单一，缺乏必要的矛盾冲突和发展演化，是《小说面面观》的作者福斯特所说的典型的“扁平人物”，概念化、符号化的痕迹比较明显（这其实也是很多传记类小说的通病）。反倒是作品中一些次要的人物形象，如小红、小兰、石嫂子、石老倌、胡才、胡蝶、刘寿仁、张三花旦、柴秀、石砌匠、柴大爷等等，由于作者能够跳出史实和传说的羁绊，尽情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反而展示出丰富的性格内涵，显示出强烈的个性魅力。比如，石嫂子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改变了一般民间传奇小说塑造这类农村妇女的刻板印象；刘寿仁对蝴蝶的迷恋，让读者窥见了几份《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神韵；大小姐柴秀身上的叛逆与情怀，则与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之类五四小说中的女主有几分相似，等等，这些不落窠臼的人物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因此大大提升了作品的艺术品质。
三 、地域文化特色鲜明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造就一方社会。不同个性特质、各具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不仅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精华部分，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地域文化的发展既是地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窗口和品牌、也是招商引资和发展旅游等产业的基础性条件。作为一部“命题之作”，如何完美地展示仙庾岭旅游区独特的地域文化既是《仙庾岭》的创作宗旨，也成为了《仙庾岭》一大看点。小说在叙述李慈惠真人在仙庾岭地区修道行善、带领当地百姓抗击瘟疫，挽救数以百计人生命的历史传奇时，有意加入了大量的地域文化元素，其范围涉及宗教信仰、祭祀、方言俚语、饮食、医药、建筑、服饰等诸多方面，使得小说充溢着浓郁的地域特色，成为读者深入体味仙庾岭风景区民俗风情的一扇窗口。如前所述，小说采取了书名与景点串联书写这样一种特殊扇面结构来构架作品。章节都以景点命名，其中不少章节既是对仙庾岭旅游区风景点的介绍，也是对仙庾岭地区地域文化的形象演绎。如第二章“文昌阁”就对这一地区流行的道教文化经典书籍进行了系统展示，并借文昌帝君接纳李慈惠师徒三人的情节，介绍了修行做道的仪式规矩，突出了其以“顺应自然”为旨归的教派特征。第三章“大戏台”对祭祀文化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对祭祀时选址、祭品、礼仪、程式都有非常细致的刻画。第六章“木鱼岭”则对仙庾岭风景区的茶文化、医药文化进行了集中介绍。位于仙庾岭南良都塅的老莱子墓是《二十四孝》中“戏彩娱亲”故事的主人公老莱子的墓, 是中国孝文化的代表，在历朝历代都受到人们敬奉。可惜这样一座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墓地，毁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工厂施工建设。近年来，由于株洲有识之士不断呼吁，株洲市荷塘区启动了修建以老莱子墓、老莱子祠等为中心的孝文化园的项目，力求把老莱子孝文化发扬光大。小说的第七章“莱子墓”， 主要讲述的就是老莱子墓地守墓人刘陈氏以及胡才、刘寿仁、小兰等人，同采石人试图破坏老莱子墓地小石林的斗争故事。其中用相当多的篇幅插叙老莱子其人其墓，作品凸显地域文化的意图相当明显。另外，小说在叙述李慈惠真人带领当地百姓抗击瘟疫的过程穿插了当地大量的医药文化知识，涉及到采药、制药、验方、治疗、护理等等方面，对治疗瘟疫的主要药材仙女参的介绍更是不厌其烦。此外，还有大量穿插于作品中的方言俚语、民间歌谣、菜肴食谱等民俗风情描述。所有这些，使得《仙庾岭》这部作品成为推广仙庾岭风景区地域文化风情的靓丽名片，成为广大读者深入了解仙庾岭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的教科书。
总之，作为一部旨在推动株洲旅游升温为主旨的“命题之作”，《仙庾岭》可谓不辱使命，对仙庾岭旅游区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民情风俗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形象展示；同时，作者又能摆脱“命题之作”的束缚，在人物塑造、作品结构、地域文化描写方面大胆创新、独树一帜，使得这部作品富有审美情趣和艺术内涵，成为近年来地域文化小说中的佼佼者，值得广大读者尤其是株洲地区的读者关注与重视。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