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 月11日至2月7日，北京透出春天的气息，中共中央召开了为时近2个月的扩大工作会议（即7000人大会）。其主要精神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所谓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的“五风”错误，号召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广大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充分发动群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争取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与会干部，对于争取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普遍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凭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向中央请求下放到一个地区兼职办点，搞调查研究，体察民情，总结强国富民的经验。他的这一请求很快得到批准，被派往湖南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主持湘潭地区工作。
由于前几年猛刮的“五风”和“大跃进”的折腾，湘潭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减产，农民食不果腹，饿殍遍野，水肿病流行。此时，湘潭地区的农业生产虽有所恢复，群众生活略有改善，最困难的时候已经度过，但经济形势仍相当严峻。“过苦日子”数年后，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群众生产积极性低落，许多人外出逃荒谋生。而在反“五风”的整风整社中，不少基层干部挨整，一些地、县负责人也未能幸免。广大农村干部由于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普遍滋生着泄气、怨气等消极和不满情绪。胡耀邦受命于危难之中，他来湘潭之前，已派团中央佟英、戴云等同志来潭先行了解情况，而自己也不顾出国访问的劳累，回国后立即赶来湘潭。
胡耀邦到任后，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由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改任第二书记。胡耀邦听取了华国锋等地委领导同志的详细汇报，传达了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反复研究了下一步工作。在与许多地委机关干部谈话和阅读有关文件之后，就着手对全地区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他不是把各县领导找到地委来汇报，而是亲自到下面去跑。当时湘潭地委所辖10县，大部分位于湘东地域。北边有洞庭湖滨的临湘、湘阴、岳阳以及湘潭；南边有平江、浏阳、醴陵以及罗霄山脉西麓的攸县、茶陵、酃县（现改为炎陵县），这是一个区域广大的地区。胡耀邦轻车简从，风尘仆仆，一个县一个县，甚至一个公社一个公社，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跑。他深入到各县基层作周密的调查研究，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翻阅县志，广泛听取意见，体察人民群众的疾苦。这样，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把党中央的批示精神与湘潭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解泄气、鼓干劲、搞生产、过难关”的工作指导思想。
胡耀邦每到一地，都放下架子，“微服私访”，详细了解情况，不搞“花架子”，对那些“报喜不报忧”的干部，他当场进行批评教育。在听取汇报的同时，还常常把秘书和警卫员都“撤”下去，直接找老百姓谈话，掌握第一手材料，回来再同干部的汇报相印证。无论同干部还是同群众谈话，他都认真做笔记。他有深思的习惯，坐在车上常常沉默不语，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沉浸在对于各种情况的思考中。但兴致上来，其风趣的谈吐也常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使得最老实的农民也消除了拘谨感，可以很自然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说出真实情况。他一路奔波，走到哪里就住哪里。当时农村很多地方条件还很差，土壁纸窗，没有电灯。但他对这些毫不在意，总是兴致勃勃地邀人来谈情况，研究问题，直到深夜。就这样，大概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跑遍了整个湘潭地区的大部分区乡。
在各地的调研过程中，胡耀邦因地制宜，提出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思路、办法。例如在湘东山区，鉴于许多地方还是单一种植粮食，产量不高，他就大力倡导利用山区资源开展多种经营，发展药材、竹木、器皿加工，栽种果树等等。几乎在每次干部会上，胡耀邦都强调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克服瞎指挥，尊重群众种植意愿。他发现岳阳的毛田是个好典型，干部作风艰苦深入，农林牧副业全面发展，改变贫困面貌很快，立即帮助总结经验，向全地区推广。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并同地委其他同志统一了认识后，即根据“人民公社六十条”精神，着手制定各项工作措施，调整农村生产关系，落实自留地政策，扶持农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1962年11月，胡耀邦和华国锋到醴陵视察，正赶上召开县委扩大干部会议，在应邀讲话时他给大家鼓劲说：“我们已经度过了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准备再继续奋斗几年，摆在我们全体干部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就可逐步得到解决”。他说就如同长征过孟笔山，胜利就在眼前。说“我有一个战友，站在雪山顶上，见到四周一片大雪，觉得前途渺茫，怎么办？偷偷地自杀了……其实，走过孟笔山顶，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下山再走7天过了腊子口就胜利地进入陕甘宁根据地。那个战友经不起困难的考验，悲观失望，被茫茫大雪吓破了胆。”
胡耀邦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干部要认真钻研政策，用党的现行政策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绝不能靠蛮干、靠强迫命令的办法。他要求各极干部在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时，要做到四个大抓：（一）继续大抓粮食生产，并作为一个长期的方针；（二）大抓牲猪养殖，大力发展畜牧业。他指出，养猪能三变，即变粮、变钱、变富；（三）大抓经济作物，扩大棉花、苎麻、辣椒等多种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达到稳产、高产，解决好农民的穿衣和零花钱等问题；（四）大抓封山育林，有计划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荒山荒坡造林运动，解决农村烧柴、住房和用材等问题。
为了发展以粮为主的多种经营，胡耀邦当时制订了一条极其重要的政策，就是稳定和刺激粮食生产，把粮食征购任务固定下来，三年不变，三年后再稳定五年不变。这一政策的贯彻执行，解决了许多农民害怕的多产多征的后顾之忧，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四清运动开始后，在胡耀邦领导下，经过调查研究，湘潭地委确定以浏阳为重点，从点上积累和总结经验，指导全面，作出并实施了恢复发展农业的若干重大决策。在运动期间，胡耀邦语重心长地一再强调要爱护农村干部，严肃批评他们的错误，但也极力设法让他们放下包袱；强调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运动，旱情特别严重的地方，则要集中精力抗旱。他亲自到浏阳、醴陵、平江等地调查、指导，并深入到大队蹲点，总结经验。在浏阳，根据运动的新情况新问题，他帮助县委制订了一个《关于“四清”工作的决定》，严格规定和划清政策界限。他对农村形势的看法和对运动的具体操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生搬硬套上面的条条框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在部署工作和提出政策思路时都反复思考，极为谨慎，体现了对基层干部的关怀和爱护，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的信赖和依靠。
胡耀邦在浏阳，曾先后前往大围山、张坊、官渡、古港等区，走村串户，了解情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四查四帮”运动，即查群众发动情况，帮助大队、生产队把队伍组织好；查干部“放包袱”情况，帮助干部密切同群众的关系；查生活安排情况，帮助基层把困难队、困难户的粮食补销安排落实；查生产情况，帮助下面解决好当前生产上急需解决的问题。四清运动中，浏阳受到处分的干部极少。
1963年元月26日（正月初三），胡耀邦来到浏阳时，县委正在召开干部大会。他用浓重的家乡口音，把唐朝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稍加改动，朗声说道：“少小离家老大回，山河依旧鬼魔推。新朋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的原诗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他风趣地说：“我们是新朋友，相见都不相识，要问客从何处来，我是从湘潭来。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我15岁离开家乡浏阳参加革命，今年快50岁，年将半百，行之47，口里掉了两颗牙齿，还在担任青年团书记。”他掐指一算，说：“离开家乡已整整32年，此次回家乡，是想作点调查研究，了解一下情况，帮助家乡做点事情。”他勉励大家“要总结经验教训，要继续鼓起劲来，把工作搞好。”与会同志无不喜形于色。
胡耀邦突然提问：“大围山的区委书记来了没有？”王纪梧在座位上站立起来说：“我来了”。胡耀邦说：“我问你，大围山有多高？”这位书记愣住了，说：“不知道”。胡耀邦问：“请坐下。大围山最高峰海拔1607.8米，是湘东第一高峰，①据清嘉庆一统志载：‘岗峦围绕，盘踞三县，周300里，因名大围’”。胡耀邦又问：“文家市的区委书记来了没有？”肖仁本站立起来说：“我来了。”胡耀邦问：“文家市的情况你都了解吗？”肖仁本回答：“都了解。”胡耀邦说：“请坐下。我问你,文家市哪里有个甘露亭你知道吗？”肖回答说：“不知道。”胡耀邦说：“我们的干部要深入实际,在那里工作,要了解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关心群众的疾苦,当好群众的父母官”。 胡耀邦对干部常常是既关心体贴，又严格要求。
不久，湘潭地委分南五县、北五县召开各县区、社党委书记会议。北五县辖岳阳、湘阴、临湘、平江、华容，由华国锋在岳阳主持。南五县辖浏阳、醴陵、攸县、茶陵、酃县，由胡耀邦、李哲在醴陵主持。小组讨论时，胡耀邦风趣地要求大家好好地工作，不要像菩萨那样：“一身不动，二目无光，三心无主，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九归一，十分无用。”他要求大家按毛泽东给干部“洗温水澡”的原则，既不要“洗冷水澡”，也不要洗“滚水澡”。因为“洗冷水澡”会打摆子，洗“滚水澡”会烫伤人，绝对不能操之过急。
要做到既维护中央决定，又不违背群众意愿，达到求实的目的，确非易事。浏阳部分生产队农民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县委为此压力很大，扭不过弯来。胡耀邦到浏阳后，通过走村串户的调查，得知如果分田单干，一些烈、军属、干属和教育、文化各界的家属以及无劳力的农民生产生活不好安排，政府也包不起。他帮助县委写了决议和“告全县共产党员公开信”发布全县，告诫不要随意行事；但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过后他又同县委负责同志讲：“山区分散的单家独户，屋前屋后有几丘‘斗笠丘’、‘蓑衣丘’，搞集体生产往返浪费人力，住户没有责任，经营管理这种田会减产甚至荒废。象这样的地方，‘包产到户’是可以的，要从实际出发。另外，有的生产队有那么几户经再三说服教育仍坚持‘包产到户’，也应允许，不要霸蛮。集体办好了，他们会回来的。”并开玩笑说：“我们也来个赫鲁晓夫的办法，叫做‘明智的妥协’。”县委的同志说已发了决定不好收回。胡耀邦说不要收回，也不要再传话下去。春耕季节到了，不要再去强扭了。后来，大约有30%左右的生产队坚持了“包产到户”，个别地方搞了“明集体，暗单干”。实践证明，这种形式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胡耀邦的正确引导，大大激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克服困难、搞好农副业生产的信心和决心。1964年湘潭地区的农业生产大为好转，粮食产量接近1957年的水平，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也都获得全面丰收。
在湘潭地委工作的2年时间里，由于风里来，雨里去，不断地爬山越岭，胡耀邦过去战争年代恶劣环境影响患下的关节炎复发了，据医生诊断为膝盖软组织磨损。大家劝他回北京休息治疗，但是他没有返京，仍坚持在湘潭工作，直到1964年6月共青团“九大”召开前夕，他才回到北京，参加全国团代会的筹备工作。
① 2009年《湖南地名志》：炎陵县斗笠顶，海拔2052米，罗霄山脉万洋山主峰，故大围山并非湘东第一高峰。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