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 怀
酃县革命老苏区在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中在酃县境内开展过革命活动的红军武装部队，除了朱毛领导的红四军、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和张云逸领导的红七军之外，还有地方各级武装力量。据红军标语博物馆统计，仅书写了红军标语的就有66个部队番号。此外还有不少各级党政机关人员也在酃县坚持开展革命斗争活动。这些革命人士的供给问题就是第一件大事。首先要吃饭，总不能饿着肚子干革命吧；其次就是穿衣；再就是枪械和疗伤等问题也必须解决。当时共产党还处于弱势地位，虽然当时苏区政府设立了财政部，但苏区人民群众生活十分贫困，财政部也是空架子，没有“隔夜粮”。那当年在苏区坚持开展革命斗争活动的红军指战员是怎样来解决供给问题呢?
据党史资料记载，当年苏区的财政供给主要是采取以下五个方式:
一、打土豪筹粮款
打土豪，这是红军最早也是常用的一种筹粮筹款的手段，甚至红军后来在长征路上也还采用这方法来解决粮食和经费的困难。红军把打土豪筹来的粮、款、衣物，除了解决红军自身困难外，同时还把粮食和浮财分送给穷苦人民，用这个方法发动穷苦人民起来闹革命。红军中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在酃县活动期间也亲自指挥和参加打土蒙筹款子，还把粮食和浮财分送给穷苦人民。收获和影响比较大的有三次。一次在1928年3月，毛泽东率部支援酃县的“三月暴动”，从江西宁冈出发，路经酃县沔渡夏馆。在夏馆的老古庙，毛泽东指挥打开由土豪劣绅掌握的“积谷仓”，分送给穷苦家庭。1931年春，湘东独立师在沔渡石桥打了一户姓尹的土蒙，缴获银两7000多元。还有一次是1931年底，酃县警卫营在湘赣独立一师的配合下，攻克酃县城，活捉县长谭仲枚，打开县府国厍，缴获了万余块银洋。所缴获的银洋大部分都散发给了穷苦百姓。
在筹粮筹款中还有个手段就是“吊羊”。所谓“吊羊”实际上类似“绑票”，就是针对那些把钱财隐藏得非常秘密的地主豪绅，派少数武装人员去地主蒙绅的家里抓他一个亲属充当“人质”。然后通知地主豪绅家里交一定数额的罚金或物品到指定地点来“赎人”，以期达到筹粮筹款的目的。
二、土改分田发展生产
1928年3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中村。派出人员在中村乡的道任村率先开展土改分田试点，让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到1931年6月止，酃县苏区有4个区34个乡18600多户农民分到了土地，满足了几千年来农民对土地的渴望。通过土改分田，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年大部分青年都当红军去了，于是青年妇女就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许多青年妇女还一边犁田，一边唱苏区山歌：“阿哥当红军，唔莫想家庭，耕田又种土，老妹会担承……”据资料显示，1930—1933年，苏区粮食连年增产，为增加苏区粮食来源，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作出了很大贡献。
三、征收土地累进税
1928年3月，随着中村道任的插牌分田试点后，全县苏区普遍开始了土改分田。当年冬，酃县苏区政府根据井冈山根据地制定的《人民土地税制度》对分了土地的农户实行征收土地税。1930年又根据吉安陂头制定的《二•七土地法》之规定,调整了苏区农民的土地税标准。1932年1月《湘赣省苏区土地和商业累进税暂行征收条例》颁布后，就按每户的粮食产量梯级累进征收。当年酃县土改分田将近4万7千亩，每年征收税谷9300担左右，上交湘赣省后，维持酃县苏区政府和地方武装队伍的需要还略有困难。
四、发行公债征集粮食和经费
1933年1月，为解决战争经费和粮食的短缺，湘赣省发出《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条例》并要求所发行的公债四成收稻谷，三成收现金。湘赣省苏维埃政府2月1日发布命令:“酃县各区必须于2月24日将公债任务完成，酃县县苏必须在月底上解到省苏。令出法随，决不宽限。”可见，当年苏区为保障供给，发行公债还是一件带强制性的任务。
五、发动群众捐、借或贱卖粮食给红军
1932年5月，湘赣省委在《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大规模的革命战争的计划》中，号召“举行由群众贱卖五斤谷子和每个党团员贱卖给红军十斤谷子的运动。”还要求“在红军经过的沿途各地，每个党员贱卖谷子一担给红军或送给红军，充实红军给养。”酃县苏区积极响应省委号召，动员群众贱卖或捐谷5斤，努力完成省苏布置的任务，还受到了省苏的表扬。
在井冈山和湘赣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苏区政府还是半公开的临时政权，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为了保证革命事业的基本需要，中国共产党和苏区政府被迫采取以上几种办法来维持最基本的供给，直至夺取全中国革命的胜利。
（责任编辑：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