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 岑
我不知道我与供销社到底有什么瓜葛，也不晓得供销社与我有什么勾连。说起供销社，我总觉得有许多话要说，我思来想去，想要说的话总感觉与一个人相关联着，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的母亲。
——原来，我母亲曾经是供销社的一名营业员，一名极普通的营业员。
乡村的供销社营业部，哦，应该是公社的供销社门市部，大概解体于上世纪的90年代初。就算是1990年吧，也与我母亲去世相隔了15年了。
我母亲去世于1976年的冬天。那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年份，是中国国民情感的滑铁卢，也是我家的滑铁卢。中国人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和毛泽东，我家失去了我们兄弟姐妹的母亲。
我母亲病倒在船形公社（今炎陵船形乡）桐木供销社的南杂柜台上。头一年病倒的时候，就近找了个当地的土郎中，吃了一剂偏方，便很快好了起来，便继续站柜台，卖饼干糖果海带食盐鞭炮烟酒等等南食杂碎。第二年冬天，天寒地冻的，我母亲站在柜台前忙碌了一些日子，突然又病倒了，便被送到县人民医院抢救。据说，打了一支强心针之后，我母亲便由身体变成了尸体——我们兄弟姐妹便失去了母亲，我那继父便失去了妻子。我们与供销社便断了瓜葛。
但是，现在，我还是想说说与供销社的那些勾连。
我所记得的船形公社辖区内的供销社门市部有两个：一个是船形供销社门市部，一个是桐木供销社门市部。那当然都是1976年前的供销社了。
船形供销社门市部是一栋大楼房。在船形墟上，它是最巍峨、最雄伟的的楼房，比我们学校的那栋两层楼的教学楼还要巍峨雄壮。
供销社的一楼临墟街的前面三分之二的容积都做了营业间，也就是门市部；后面的三分之一，分别开着相对的两扇小门联通营业间和屋后的小檐廊，是为了方便营业员上班下班搞生活。小房间是营业员住宿值班的地方，一般有两间相连通着，当头一间住人值班，里面一间存放等待上柜台的货物，算是小仓储间。
“凹”字两端的营业间分别是南食和生资门市部，既有大门联通外面的走廊，又有大门连通中间的百货、布匹门市部，也就是说，只要走进了南食门市部，买了烟酒，又可以一路拿着布票和钞票去扯几尺棉布，扯了布，又可以就近去买一支钢笔、两对电池和一双跑鞋，然后再往前走，还可以去买一坨石膏、两把禾镰、三两铁钉。这样从西往东按照你的计划买过去，只要荷包里有二三十块钱，不要走出供销社的门市部的大门，你就可以全部买齐。这个“凹”字里面的空间，你就算走全了。当然，如果你要先去卖一头生猪，或者几斤鸭毛，就得先到生资门市部的隔壁去，那里有一个套间，专门收购农副产品的，买化肥也在那里开票，仓库在屋后的另外一间房子里。
“凹”字型的供销社主楼，有两层高，楼上是领导和财务人员们办公的场所，他们也住在楼上。和一楼房间对应，后排办公住人，前面的大空间便做会议室，太空旷了，便用木板屏风隔开，做成三间，中间的一间很大，下面顶着百货和布匹门市部；两头的略小，下面是南食和生资门市部。下面分别有门墙顶着，隔起来也就不必担心杉木搂负的承受能力了。二楼的楼梯在西墙外面，斜斜的一坡到楼门口。楼梯是板梯，曲折处都用木板镶嵌着，灰尘都难得掉下楼梯去。楼梯外沿安装了三尺来高的木栏杆，扶手有大富士苹果那么粗大，一斜到底，正好给我们趴在上面滑溜溜板——滑下去，又跑上来，再滑下去，大半个上午就在楼梯上玩过去了。母亲也不找人，只是看着我们滑破的衣服之后，狠狠地在我们屁股上扇一巴掌，算是有了一个交代，或者教训。可是我们换了衣服，没事可做的时候，照样又去楼梯上滑溜溜了，母亲在柜台前忙不赢，也就不管那么多了，我们便越发任性地滑。想想母亲那巴掌打得，不痛不痒的，哪里是教训人哦，分明是在纵容我们！她只是害怕我们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掉下去，摔伤了，断手断脚的，那就麻大烦了。
我母亲开始在百货门市部站柜台，卖鞋卖毛巾手帕什么的，物件小巧轻便，也干净。后来又换到布匹门市部，移开柜台当中隔着的那横柜，人走过去，就换了门市部。当然事实上并不这么简单，还要盘点，还要移交，还要搬迁床铺铺盖桌椅板凳，等等等等，蛮烦的。母亲站到布匹柜台跟前用三尺长的木尺子量着布匹卖布时，百货柜台前的营业员就是雷精花阿姨。我母亲和她是结拜的干姐妹，两人亲密得就像亲姊妹一样。如果我母亲后急，跑到屋后的厕所去了，有贫下中农来扯布，精花阿姨便会主动过来帮我母亲给那贫下中农把布给扯了。如果精花阿姨有什么事情回家里去了一会，有公社干部来买笔记本，我母亲也会过去帮公社干部把笔记本拿出来，收了钱，放进抽屉里。
那时候，我母亲好像不大喜欢回家里去吃饭。不晓得是我继父那母亲做的饭菜不合她的口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每到吃饭的时候，我常常被母亲带到精花阿姨家去吃饭——她家就在供销社隔壁，厨房门还正对着供销社的大楼梯下面的青砖柱子——吃完饭，我一抹嘴玩去了，母亲和精花阿姨便继续去站柜台上班。后来，精花阿姨的大女儿出世了，抱着站柜台不方便，她的儿子伟勇太小，背妹妹不起，我母亲便让精花阿姨把那女孩捆在我的背上，让我背着游走。撒尿了或者饿了，就解下来换尿布和喂奶。不多久，大女儿东倒西歪学步走路了，二女儿又出生了，我又接着背起那二女儿来。那时候太小，不懂事，后来长大了，在县城上班时，突然看见那两个女孩都长成如花似玉的大美女了，才懊悔不迭——怎么那时候就不晓得背出一个留给自己做老婆呢？你看看，她们现在都在那两个“怂叫花子”身边春风得意得——那简直真叫人眼馋！精花阿姨的两个女儿，大的叫伟群，小的叫伟军。大的丈夫当林业公安分局的局长，小的丈夫当县委副书记——我那想法还真的是妄想呢——一介书生，敌得过那枪、那唇舌、那才智么？！
后来，我母亲又被调整到了南食门市部，卖烟酒鞭炮食盐酱油。大部分货物都是吃的，可以进口的，但南食门市部却显得很脏。主要是海带、酱油、食盐、食油之类的东西，没有包装，都要临时过秤提量，总是弄得手上脏兮兮的。所以洗手的机会就多了，手掌开裂的机会也多了。要是把买这些东西的人等在一起来买，他们又会发牢骚骂人。所以南食柜台很多人都不喜欢去。我母亲被轮岗到了，便去了。那天接了移交，清理酱油桶，母亲和会计一起抬着剩下酱渣的大铁皮桶出来，在后檐的水沟里倒掉酱油渣，清洗桶子——哗啦啦倒出来十好几个硬币，会计看了，对厮守在一旁的我说“丁当，去把沟里的钱捡了，洗干净，归你买鞭炮玩！”我便跳进水沟里，扒开酱油渣，一个一个地把那些毫子捡起来，丢进我母亲的洗脸盆里，舀水洗干净：一分的、两分的、五分的，还真有三四角钱呢！可以买三挂一百响的鞭炮吔！当然这些钱不是公款，是那些买酱油的贫下中农们交钱时，不小心掉进酱油桶去的，所以会计才那么大方地送给我这个小屁孩了。这算是我有生来发的第一笔大横财！这一年，我记不清了，我到底是8岁还是9岁。后来，我母亲又被调整到了生资门市部。我那夭折了的小妹妹出世之后不到一年，我母亲就调到桐木供销社去了，离家便有了15里路远了。到我10岁的时候，我舅母在暑假把我送到桐木供销社去玩，那时候，母亲还在百货门市部站柜台。第二年便又调整到了南食门市部。我以为桐木是分社，船形供销社的总部在船形，公社、粮站、卫生院、学校等等单位都在船形墟上，桐木分社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可是，我们没有预料到，桐木是通了公路的地方，从县城里调运过来的货物，都要在桐木分社卸进仓库，然后再分散到桐木、船形的门市部。
货物上船形得肩挑背扛。因为桐木到船形只有石板山路，还没有修通公路。平时供销社聘请了两个人专门当送货的挑夫，一天两趟，也基本上满足得了门市部的销售需要。但是到了大过年的，那两个挑夫就显得太微弱了，便要动员我们船形墟上、下桥两个生产队的劳力来帮忙担货。那几天，我也会被舅母带着，背一条竹扁担、扎两根棕丝绳，一大早吃了饭便奔桐木供销社去。15里山路，山里人走起来并不显得劳累。先是空着身子走，返回的时候才担上一担货物走。计划一天担两趟，便去也匆匆，回也匆匆。虽然肩膀上压着百几十斤的担子，有了压力在肩膀上，山里人走起路来比空着身子还利索，还快捷。我一到桐木供销社，就去找母亲。母亲知道我是跟着舅母来担货的，便要留舅母和我吃了中饭再回船形。舅母没有答应，她要和生产队的人一起赶路赚钱缴工分。我也便不能躲懒，得跟着一起奔走。因为舅母当着母亲的面对我说了：“过年你自己要买炮冲和香烟的钱，你要自己去寻哈！”所以我也只好在母亲的住房里吃了凉茶，便跟着舅母去供销社仓库取货装担，和大家一起，担着货物往船形供销社赶……
我不晓得母亲当时的心情会是怎样的，我只是知道我至今还后悔没有能跟母亲在一起多呆一些日子……
桐木车来人往，虽然没有像船形逢墟那样人挤人的日子，但是船形逢墟毕竟只有阴历逢五的日子，而桐木那里每天都有人来买东西。桐木供销社覆盖着桐木、黄洞、东河、水垄、新生和塘田公社的彭溪、江口等大队，人口相当于整个船形公社！可以想见百货、南食门市部的工作量有多大！特别是到了冬天，临近过年的时候，南食门市部每天一打开大门，便人进人出，没有个消停的时候。一个人当班，连中午饭都得端着饭钵到门市部的柜台前吃，一边吃还得一边卖东西，常常弄得一碗饭剩下一大半，冷兮兮地晾在那里。母亲就是在这个时候病倒的——她的体质在生我们的小妹妹的时候，因为难产，大出血，一直没有调养好，这样连冻带累的，便没有能挺得下去，终于一而再的病倒了。在她晕倒、抽搐、口吐白沫之际，还没有诊断出具体的病症，便被一针强心剂注进去——我们的母亲在县医院里便被直接注进了天堂……
从此，我也就跟供销社渐渐没有了瓜葛。
（责任编辑：黄声波）